《另一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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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历史- 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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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后,一种新型的轻便旅行面包车出厂。为了与名噪一时的“灵猫”相契合、兼抗衡,船王亲自给它命名“飞鹿”。
  飞鹿渐渐奔驰在巴蜀大地,利润可观。直到这时,李书富才“阴险地”出手反击——在地方法院和国家法院控告,卢老板的“飞鹿”在哪哪哪几个地方、几个技术方面,对“吉祥”汽车构成专利侵权行为。
  起初卢老板不屑一顾。
  直到民生集团的律师告知,法院一审败诉时,船王也还麻木,只是给专职律师加了薪水。
  最终二审下来,“民生”要赔“吉祥”600万华元,卢老板这才震惊,连忙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希望一直关心民生集团健康发展的周总理,能给讲句“公道话”。
  晚上,接到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龚澎女士回话说:总理批示,最公道的办法就是依法办事。我们的新中国是法制国家,任何公民——包括他自己,在法制面前没有特权。
  卢作孚如梦方醒。这才明白:即使船王,也是普通人。即使总理,也不能左右或扭曲法律。
  履行判决的时候,圆头圆脑的李书富跑上来,给卢作孚船王鞠了个躬:
  “谢谢卢老板您老人家——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耶!”
  格老子。这土头土脑的小木匠……船王翻了几下白眼:居然用这一手,给我上了一堂法律课!
  (978)
  中国小事记之四:
  1958年春,咸阳。民航国际机场。
  场站运营处胡图丹副经理,腆着中年凸起的肚腩,站在塔台下的迎宾通道上,正在伸头观望。
  一架六引擎“波音”巨型客机降落。虽然这型飞机在国内的东部航线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对于去年刚刚扩建长距离跑道的西安直辖市,还是件新鲜大事。
  “哈罗!密斯特蓝!”胡经理老远冲着手提精致小皮包、西装革履走下飞机的民航总局设备处长,尖声打招呼。
  “把球你个糊涂老兄!洋腔怪调哩。合不拢嘴的美个甚?”一身西装的蓝信发处长,乡音不改。
  “迎接新飞机,迎接新领导,咋不美呢?”胡图丹贫嘴鸹舌。
  “咿呀!马屁功夫这就学成了么。当兵那昝,你娃咋就不开窍?要不也能多弄几个杠杠花花?觉悟低嘛!”
  “杠杠花花俺不稀罕。多来几架大飞机是真的……”
  “哈?你不稀罕,倒像是俄稀罕?说甚哩?俄不够廉洁么?废话少说,大飞机落地了哈,你是怎么招待一下俄嘛。”
  “酒早都备好啦!我说,咱那嫂夫人……呸,我那弟妹,咋就没来?是不是丑媳妇领不出来呀?”
  “罢了罢了,糊涂兄,丑么也是生娃生的。咋就丑了?也就胖了点么……”
  “嘿嘿,我就知道!一直不敢给我看。尽听你吹的欢实!跟我到家,瞻仰瞻仰你的嫂夫人吧!那叫一个温柔体贴……”
  “咿呀你娃,艳福不浅啊?咋就有人染(粘)上你这老光棍哩?”
  “唉,憋不住了,告诉你吧:西安,国际中心医院的日本护士。你别说,人家那便当、料理做得那叫一个棒,我娶了媳妇,从来都是跟家带饭,决不吃食堂……”
  “糊涂兄噢,俄罕正要跟你商量,调你娃到石景山首都机场的美差事哩……”
  二人勾肩搭背,亲密地向停机楼走去。
  (979)
  五十年代小事记之五:
  1959年夏,波斯湾,科威特。
  穆罕默德·费萨尔亲王在这里招待一位中国第二富豪家族的年轻掌门人——荣毅仁先生。巧的是,两人刚好同龄。
  这位具有贵族气质的东方青年,举止得体,目光敏锐,态度和蔼。远比那些傲慢骄横的西方富商巨贾、石油大鳄、金融寡头们讨人喜欢。
  阿拉伯风格的晚宴结束后,年轻的亲王同年轻的豪门贵胄,续签了在费萨尔家族土地上扩大开采和石油供应的合同。一笔定金即日转入亲王帐下,荣氏家族的油轮下周也将在港口靠岸。
  亲王知道,这个荣氏家族正在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东方壳牌”,或者“华孚”的石油集团。他希望荣毅仁直接把炼油厂设在科威特土地上。
  荣毅仁表示,科威特这个国家两年后就要正式独立了,他认为华夏国将会大力支持并及时承认的。那时他就直接来投资建厂。
  小荣老板热情邀请费萨尔亲王访问上海。
  亲王欣然应邀。
  他听说过——上海是世界上仅次于纽约和巴黎的、最繁华的城市,那里,有很多漂亮的“波斯猫”小汽车,家家户户还可以在客厅里,看一种装在塑料盒子里的小电影……
(980)
  这些年里,中国军备建设中的一些情况也有所记载。
  还是1948年,以色列正在为独立建国而斗争,由于武器不足,摩西·达扬上校带领一位枪械设计师乌兹·盖尔中尉,来到海南岛犹太自治州(琼州)。
  琼州与崖州交界的儋耳郡,拥有由来已久的制贩枪支传统。几所犹太人在这里开设的工厂经过达扬逐一考察,确定了其中一所,生产这位乌兹·盖尔的一项天才设计:轻巧实用的“乌兹”冲锋枪。它们将用来保卫摇篮中的以色列国。
  然而事不机密,这个情况被实行枪支管制的中国政府掌握了。于是派出宪兵,查封了这家工厂。
  达扬上校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找到他在欧洲时熟悉的顾祝同、陈毅两位将军,才使事情圆满解决——由中国和以色列合作生产这种冲锋枪,同时作为两国军队的制式装备。
  此后,中国方面开放绿灯,为“乌兹”提供了从物料到运输的全部方便。
  昆明生产的“蜂鸟”,在航空委员会宋美龄会长关怀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在50年代,从军事角度找到了新用途。
  一种较大的、在战地运输士兵和物资的直升机,在“蜂鸟”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经过前线检验和改进,每架可运载一个战斗班,大大提高了步兵的战场机动性。这个勤劳而略显笨拙的家伙被命名为“工蜂1型”。
  随后开发的通用直升机序列号是“工蜂2型”,重点转向民用。同轴双旋桨技术受到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的青睐,双方互换了好几项专利。
  进入60年代,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黄蜂”武装直升机问世。
  美国贝尔公司生产的“眼镜蛇”直升机,与“黄蜂”举行了四次对抗演习,结果两胜两负;双方于是酝酿第五次对抗赛。
  1961年,第15空降集团军派出一个营,参与“黄蜂”入役试验,准备组建空中突击部队。营长张万年少校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黄蜂”。不久后,33岁的他竟考下了直升机驾驶执照,回家还向太太——某位女飞行员好好炫耀了一下:
  “今天,俺也能飞了!敢不敢坐我开的飞机?”
  次年秋天,尼布楚边境发生了一些小规模武装冲突。
  第104空中突击营营长张万年,亲自驾驶“黄蜂B”,干掉了2辆“T-55”坦克,在世界上首开武装直升机打坦克之先河,并被晋升为中校。
  《汉胡评论》记载这次战例的文章,题目是《从树梢高度发起攻击》。
  (981)
  60年代,中苏边疆大体平静。两个手持核武器的国家都相当克制,边境冲突被默契地限定在与“新武器实验场”类似的小范畴内,没人愿意主动大打出手。
  倒是长期闲置的华夏海军有了几次军事行动。
  1962年冬,据日本通产省航运厅报告,马六甲海峡一带,一度海匪猖獗,时而有过往船只遭殃、受劫。近来更是发生两条日本大型油轮飘荡海上,全体船员被杀,财物被掠的惨案。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谢伟思为此照会中国政府,提示并商请中国——对于该地区海面安全,负有“水上警察”的责任。
  于是重新组建的“西洋分舰队”派出改造为直升机母舰的“琛航号”编队,用“黄蜂”和“工蜂”把海峡远近的海盗扫荡了一遍,航运秩序得到了维护。
  另一次行动远及西南印度洋。
  犹太民族,始终对于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莫名的兴趣。那是小胡子元首曾规划的、打算强制让犹太人迁徙聚居的地方。那里究竟怎样?是冷是暖?是好是坏?是否适合人类居住?希特勒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到那里去?……等等。
  1957年该岛独立后,犹太人便欣然前去祝贺、通商。
  发现这是个很有开发潜力的地方之后,竟真的开始了移民。
    这些举动,一来二去带动了国内人口压力持续增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与南部非洲扩大商业往来的兴趣高涨。一些远洋渔船也进入南印度洋实施捕捞作业。
  略嫌过度的商业卷入,终于引起马达加斯加前宗主国——法国的不满。
  附近海域的留尼汪岛,是法国的全权海外领地,部署有一旅驻军。他们派出巡逻艇,扣押了几条中国和日本的远洋渔船。
  相应的,附近另一座小岛——毛里求斯也掀起一个不大的排华、排犹、排日浪潮。
  岛上一些华人华裔和犹太人,被少数极端分子劫持为人质。
(982)
  随后,华夏合众国与法兰西两国政府的“照会战”和“声明战”逐步升级。
  一个月后,西洋舰队派出了“独立号”航母编队,掩护“蟾蜍”级两栖登陆舰(由吉普航母改装),在毛里求斯登陆了一个海军陆战队营,从极端分子手中抢出人质。并由一架“海黄蜂D”发射了一枚早期试验型的“水蚕”式反舰导弹,击沉了一艘法国巡逻艇。
  海军航空兵司令方子翼中将,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
  法国政府大动肝火。骄傲的戴高乐将军强烈抗议中国的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行为,扬言要派出“克雷孟梭号”航母编队前往印度洋实施报复。
  中国海军这时比较骄狂。司令林遵上将不肯服软,在动员誓师大会上,扯出了“犯汉者,虽远必诛!”的横幅。并立即加强西洋舰队,派出潜艇封锁红海出口;两栖部队作出登陆法属留尼汪岛的架势。
  一支威风的巡洋舰队则远航到好望角,进行监视巡弋。
  中法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
  这甚至引起了美国的警惕:东方警察,俨然有些霸气了!
  经过一轮外交调停,最终以周恩来和戴高乐双方进行互访,达成谅解,平熄了一场风波。
  结果,中国、日本移民,包括海南犹太人,逐步在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南部增加到300多万人。也同时带来资金、技术和不少新产品,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发达地区。
  后来,中国和犹太财团合资兴建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安哥拉大铁路,纵贯南部非洲,成为一条交通大动脉。
  最终,63万平方公里的南半球温带岛国马达加斯加,接纳的外来人口数量逐渐超过了原有土著,成为一个人口达2000万的、多民族共生、多姿多彩的新移民国家。
  它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超过埃及,仅次于南非。
(983)
  五十年代以后的美国,由于长期缺少战争威胁,依然抱着“寂寞高手”心态,百无聊赖中,好胜心渐渐被麻木所掩埋。
  1956年,某位参加竞选的参议员,用来击败谋求连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口号就是:“今后50年里,没有需要美国参加的战争!我们不必再让军人当总统!”
  在经济领域美国日益占据全球优势的同时,在军事方面它可以不必追求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差距。
  武器开发的预算被国会严格控制,研制思路仍然停留在二战前后以数量和生产效率决定胜负的框框里。
  由于没有核毁灭的威胁,美国不肯为核武库的壮大而花钱。
  几任国务卿都热衷于建立一些环球安全组织,例如“太平洋沿岸国公约组织”和“大西洋两岸安全公约组织”,思路是把战争危机局限在东半球范围内。
  1949年3月接替福莱斯特继任的第二位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对美国海军的观点是:我们不该再造航空母舰,最多保留一艘,以便“让老将军们到处逛逛”。
  在他的主导下,美国海军迅速缩减,主力航空母舰一度仅保留4艘※。国会中最支持海军的众议员卡尔·文森也建议:新航母的排水量不应超过6万吨。※
    ※以上史实。直到朝鲜战争美国才发现航母是唯一可以快速部署的部队。
  60年代,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上将,通过几次演习对比,震惊地发现,美国军人的战斗素质和战略素养,比东半球主要强国有十年以上的差距。
  他不得不著文、演讲、大声疾呼,试图引起国内各界的注意。
  但得到的反响却是:这位前战争英雄不是出于本位主义,就是发作了顽固的战争妄想症。居然在如此不容置疑的和平年代,仍企图牟取大笔军事预算……
  泰勒苦心打造的一支特种兵——三角洲部队,也因为经费不足而一再缩编,甚至在南美乌拉圭举办的世界特种兵比赛中,获得倒数第三的恶劣名次,依然不能唤醒公众的注意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泰勒任内反复呼唤的主题。
  最终他在激愤中以辞职来抗议。
  而《纽约时报》却发表了题为《别了,过时的勋章老人》的送行辞,间杂着奚落和嘲讽。
  但国会还是从成批的优秀军人——李梅、伯克、谢尔曼、加文等等陆续去职的抗议中,感到一些什么,为军事科研增拨了一点预算。
  美国,在和平的雾海中,扬帆远航。
  美国那种所谓“要将自己的理想灌输给世界”的态度,由于缺少刺激、缺少实施手段和理由,变成了某种商业惰性。
(984)
  1959年,乌兰巴托。
  “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苏联”持续了5年。在随后的激烈党内斗争中,他输给了赫鲁晓夫同志,离开苏共中央,被贬为苏联驻蒙古大使。 ※
  ※莫到蒙古当大使实际为1957年。
  6月11号这天,是华夏合众国联合政府成立12周年的日子。
  莫洛托夫大使当天循惯例,参加华夏国驻乌兰巴托联络处举办的酒会。表示了礼节性祝贺之后,回到使馆,意外地收到一封美国来信。
  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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