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晋绥军占领黄河各渡口。在这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决定左、右路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相机歼敌。4月4日，右路军开始行动，15日克吉县城，俘敌300人，接着占领平渡关至清水关各渡口，主力进至大宁以北。4月中旬，红军各部靠拢后，阎锡山以7个纵队从三交镇、孝义、灵石、临汾、新绛、河津之线，逐步筑垒推进，企图聚歼红军于黄河以东狭窄地区。红军为避免不利决战，以利尔后的对日作战，遂于5月2日至5日从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返回苏区。
东征作战历时75天，红军共歼敌约7个团，俘4000人，缴获枪4000余支，炮20余门。而且红军扩军8000余人，并在山西20余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和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苏区，为抗日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东征战役中红军28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发起西征战役
1936年5月初，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但是，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调集兵力，准备“进剿”陕甘苏区，并以宁夏军阀马鸿逵新编第7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韦州等地，以马鸿宾第35师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地区，防堵红军西进。中央军委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并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8日决定：以红军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81师组成西方野战，共1。5万人由彭德怀率领西征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打击坚决反共的宁夏军阀部队，创建新的苏区，以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由周恩来指挥，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保卫陕甘苏区，策应西征作战。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以红1军团为左路军，红15军团为右路军，从延长、延川西进，到吴起镇、新城堡地区集结。以右路军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伪装进攻宁夏，调动环县、庆阳之敌35师回援宁夏；左路军向西南方向行动，在运动中求歼回援之敌。5月28日，右路军一部袭占宁条梁，另一部进攻安边未克，随后，右路军主力即向西进击，先头部队于6月12日占领同心城，主力进到王家团庄附近，截断了第35师北退去路。与此同时，左路军向曲子、环县方向急进。6月1日，红2师在曲子歼灭敌第35师骑兵团一部及第105旅2个骑兵连。6月3日，左路军主力在阜城地区全歼驰援曲子的第35师6个步兵营，击溃2个骑兵营，并乘胜占领环县、洪德、三岔及其间大片地区。红29军一部也进至元城、曲子、合水之间地区，配合左路军行动，红28军加入了西方野战军序列与第81师组成中路军，接替右路军围攻安边，夺取堆子梁城川等的任务。6月15日至27日，右路军在中路军配合下，相继攻战定边、盐池、王家团庄和豫旺，歼灭新7师2个骑兵营及当地民团，左路军攻占七营、豫旺堡。7月，红军在红城水、安边、七营等地击退敌军数次反扑，巩固和扩大了占领地区，新老苏区连成一片。红军在新开辟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征集资财，并对国民党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东线红军和地方武装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疲惫和消耗了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西方野战军的作战。7月底，西方野战军主力集结在豫旺地区休整，战役胜利结束。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共歼国民党军7个营，击溃了3个团5个营，俘2000余人，缴获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占领城镇10余座，开辟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36年4月底，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由石鼓、巨甸两地顺利渡过金沙江。
接着全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这时，红二军团、红六军团按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和红三二军。在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前，党中央一再电示张国焘，两军会师后应迅速出甘南，与红一方面军共同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促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中央北上指示，但仍不愿与中央会合。在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他又妄图欺骗拉拢红二方面军领导反对党中央，遭到坚决抵制。在党中央再三督促下，并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决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同意两个方面军北上同中央会合。7月上旬，两个方面军先后开始北上，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由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向班佑、包座前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跟进。8月10日，红四方面军攻占甘南要地哈达铺。
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到达甘南地区以后，党中央和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全部集中和部署尚未就绪之际，迅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为此，一面指示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迅速北上，一面指示红一方面军向南进攻予以策应。红一方面军主力于8月31日豫旺堡附近出动，分左、右两个纵队向南推进，于9月中旬至10月初，先后占领静宁县以北的将台堡及会宁城等要点，控制了西（安）兰（州）公路一段，进一步为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推延了会师时间，预定三个方面军协同进行的以打击胡宗南部为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在党中央的再三说服与指令下，张国焘才干9月30日率红四方面军由岷州、漳县等地向会宁地区前进；红二方面军则于10月4日从徽县、两当等地向北转移。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围追堵截聚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给全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抗战的实现，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正如中央、军委在贺电中指出的：我们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的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人民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有了坚强的支柱，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有了团结御敌的核心，我们即刻进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西路军转战甘西北
1936年10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也渡过黄河，准备进行宁夏战役。
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要求目前任务主要是消灭马步芳部并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并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随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率第5、9、30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共2。1万余人，由镇虏堡、打拉牌、锁罕堡一带分两路西进，同军阀马步芳部队优势兵力进行了为时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敌人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损失严重，到1937年3月中旬终于失败。后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余下部队编为3个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等8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后来，李先念率领的左路支队400余人，历尽千辛万苦，于4月底进入新疆，后来分期分批回到了陕甘宁边区。另2个支队也经浴血奋战，大部牺牲，只有少数陆续返回陕北。留在黄河以东的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共1。1万人，在山城堡战役后，于1937年2月，参加支援西路军的援西军。当3月中旬进至镇原、平凉地区时，闻西路军已失败，乃停止西进。
西路军在甘肃西部奋战4个多月，毙伤俘敌约2万人，给了“二马”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以有我无敌、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敌人浴血奋战，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奋进，为人民所敬仰。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军南下准备对“讨逆军”作战
1936年11月下旬，毛泽东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指出“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目前，“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陈立夫、陈果夫）与我谈判。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10余人，并发表通电，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即：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展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何应钦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调动大批军队，向西安进逼，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致抗日救国。国际和平阵线和在华有着切身利益的美、英等国政府，也都支持中国停止内战，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避免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和推动全国迅速实现抗日救国的局面，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张、杨以实际援助，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切实做好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军事准备，并在“讨逆军”进攻时给以坚决打击，挫败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在上述方针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提出了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建议，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西安同张、杨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并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一面在全国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张、杨的八项抗日主张，停止内战行动，将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的进攻部署。
“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饮，率领由刘峙指挥的近10个师的东路集团军，从东直逼西安；由顾祝同指挥的10个师的西路集团军由西向东，直指西安；此时的东路集团军已有5个师进到潼关、华县。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张、杨磋商后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军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敌西路军。为此，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2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2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担任对敌东集团军左翼的主要突击，协同张、杨军主力，给敌以打击；以第32、28军和骑兵1团组成追击军，协同陕甘宁独立师监视和牵制敌人，并配合张、杨所部，积极钳制敌西集团军。此外，以红29军保卫定边、盐池；红30军对安边、宁条梁、靖边警戒；第81师调延安。
25日、26日，红军主力进到庆阳及其南北地区。此时，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主张。从而，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毛泽东撰写《中国革命故争的战略问题》
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跌利肩负起即将到来的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克服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以便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于1936年12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在陕北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作讲演。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彻底批判了党内历次“左”倾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