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依靠群众，主动出击，积极打击日伪军，进一步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活动在辽宁省东部和吉林省南部的第1路军，攻克抚松县庙岭和辉南县城，袭击宽甸县四平街，奇袭辑安（今集安）
县老岭隧道工程，在蚊子沟伏击索景清旅，歼敌300余人。活动在吉林省东北部和黑龙江东部的第2路军，向日伪军展开积极进攻，突袭宝清县七星河镇，全歼守军。在五道岗伏击战中，歼灭日伪军300余人。第5军第3师第8团第1连的16人，在宝清县小孤山被日伪军骑兵400余人包围，经一天激战，消灭日伪军120余人，连长李海峰等12人壮烈牺牲。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和黑嫩平原的第3、第6、第9、第11军，四处打击日伪军，作战420余次，歼敌7600余人。
1938年下半年，日军为巩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将其兵力增加至8个师团，对抗日联军加紧进行军事“讨伐”、政治诱降和经济封锁，并采取增建所谓“集团部落”，推行“保甲连坐法”等手段，企图隔离抗日联军与群众的联系，破坏抗日联军的生存条件。抗日联军在斗争极端残酷、处境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第1路军于6月将部队改编为3个方面军和1个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曾取得辑安县长岗、敦化县寒葱岭等战斗的胜利，并在临江县岔沟、八道江一带，突破了日伪军13个团的包围。7月，第2路军为摆脱日伪军的围攻，以第4、第5军主力从宝清、牡丹江地区向五常、舒兰西征，攻克苇河县楼山镇后，受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仅一部进入五常县境内；第4军遭日伪军围攻，军长李延禄、副军长王光宇牺牲；10月，第5军一部在东返途中遭日伪军袭击，冷云等8名女战士被围，宁死不降，毅然投入乌斯浑河，英勇牺牲；第2路军坚持原地斗争的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37次，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击毙日军少将日野武雄。同年夏天，第3、第6、第9、第11军从汤原、萝北、绥滨地区陆续远征，先后到达海伦、德都地区，攻克讷河县城和克山县北兴镇，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并在德都县朝阳山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1939年10月，日伪军对抗日联军进行“大讨伐”，抗日联军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第1路军各部队分散游击，杨靖宇率领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今靖宇）一带，1940年1月，遭日伪军重兵包围，历时50多天，作战40余次，未能全部杀出重围，最后杨靖宇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于2月23日在濛江县城南保安村附近的三道崴子壮烈牺牲。由于斗争形势渐趋恶化，各路军减员较多，1940年初，吉东、北满省委领导决定将各军缩编为支队。第3路军随即改编为第3、第6、第9、第12支队，继续活动于黑嫩平原20余个县。第2路军到1941年2月，先后编成第2、第5、第8支队，活动于同江、富锦、虎林、宝清地区。
3月，第1路军亦按两省委决定编成第1支队，活动于绥芬河、东宁地区。1940年，日军对抗日联军进行更为残酷的“讨伐”，形势愈为严峻。同年底，中共吉东、北满、南满省委讨论统一领导以及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问题，确定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坚持斗争的方针。此时，第1、第2路军大部和第3路军一部转移至苏联境内进行整训，一部分在辽宁、吉林东部边境地区和完达山区坚持斗争，第3路军继续在黑嫩平原和大、小兴安岭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942年2月，第2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在攻打鹤岗梧桐河伪警察分所时牺牲。随后第3路军大部转移至苏中边境，继续进行军政整训。另组成十几个小分队，在东北境内侦察敌情，袭击日伪军，开展群众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8月，抗日联军教导旅协同苏联红军向中国东北进军，参加对日军的反攻作战，进占57个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组建了东北人民自卫军。尔后，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长期独立奋战，历尽艰辛，钳制与消灭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的国军。从1931年到1945年苏联出兵前，日军在东北共死伤17万余人，伪军死伤5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对全国抗战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
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其侵华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放弃过去“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日本侵略军停止对正面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兵力转向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为了克服困难，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大会，毛泽东提出“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1940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产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42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3年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大生产运动又有广泛深入的发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政军负责人，积极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他们亲手开荒、种菜、纺线，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在党中央领导人的带动下，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还有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情况下，种粮种菜、养猪养羊、打柴烧炭、纺纱织布，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全军的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边区政府成立了生产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纺织原料。1941年春，八路军第359旅奉中共中央之命开赴荒无人烟、荆棘丛生但土地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这支部队在缺乏资金和工具，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造生产工具。从旅长王震到公勤人员、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把一片荒野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实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粮食不仅有节余，而且开始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成为全军大生产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各抗日根据地，都根据不同情况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军队积极参加生产，改善了物质生活，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或部分自给，由于军队努力生产，收入增加，使人民的负担也大大减轻。
大生产运动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部队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带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密切了军民关系。同时也为我党我军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工作干部。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全军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加强党的建设，决定从1941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在全军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整风运动，194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7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关于军队中的整顿三风》的社论。指示和社论特别强调了军队开展整风运动的特殊重要性。并根据部队的特点及延安整风的经验，对军队整风运动实施的步骤和方法、必须注意的原则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严肃地指出：
部队是战斗的组织，我们整顿三风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不是为了涣散自己的力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妨碍战斗；一切有害于团结的言论与行动，必须立即纠正；学习文件与检查工作均应适应战斗环境，务求不松懈战斗的警惕性，不妨碍战斗的准备与进行。
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把组织和领导部队整风运动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是认真学好文件，提高整风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八路军、新四军是党完成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是由工农红军发展起来的，是共同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成长的。由于过去主观主义曾经给部队造成一些影响，部队中三风不正的现象同样是存在的。抗日战争开始后，部队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批新的成分渗入部队，同时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也侵袭到部队之中。
为此，进行整风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整风，使每一个军队干部都无限忠实于党的事业，对军队对个人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其次，依据各区的实际情况，全面安排，保证整风、战斗两不误。部队遵照整风不妨害战斗的原则，在保证不松懈战斗警惕，不妨害战斗的准备与进行，不损害指挥关系，不影响与战斗直接有关的工作的前提下，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全面安排战斗、整风和工作。除将一些高级干部陆续抽调到延安集中学习，陕甘宁边区部队整风学习同延安党政机关同时进行外，敌后各根据地有的采取了坚持在职学习方式，将整顿三风文件的小册子发给干部，利用战斗的间隙个人阅读，定期组织讨论。如遇战斗情况，整风服从战斗，战斗后继续整风。有的采取轮训方式，集中干部到各级党校、抗大分校或开办整风班，轮流进行整风学习。有的采取分级学习的方式，先把上一级领导和机关的整风搞好，然后再抽调力量，指导搞好下一级的整风学习。整风的重点，都注意放在了主要领导干部身上。
全军的整风运动，于1942年夏季先后展开，1943年、1944年不断深入发展，到1945年春基本结束。部队经过整风运动，无论是前方后方，到处都出现了生气勃勃，团结一致的新局面。
在军队整风运动中，对政治工作也进行了整顿。总政治部于1942年12月，发出了《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在整风运动中，必须具体地仔细地研究政治工作中的三风问题。根据总政指示，各部队在政治工作整风中普遍注意了联系实际，学好整风文件，并把整风的精神、整风的成果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如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对政治工作整风的第一号指示，要求主要解决政治工作的领导与作风；提高干部素质，正确使用干部；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等三个问题。对各级各类干部，按工作范围和性质，定出不同的中心，提出不同的要求，使整风学习完全适合对象的要求，也和各项业务融合一致。
通过整风运动，部队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表现在政治工作新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转变上。新的领导作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重视思想领导，重视思想改造工作。第二个特点，就是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第三个特点就是领导上的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加强了。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实行精兵简政，准备抗日反攻
当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阶段，为了克服困难，度过难关，战胜敌人，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号召。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开明士绅李鼎铭提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倡议。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的工作指示中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行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在此之前，中央军委已就根据地军事建设中应当贯彻精兵主义向各根据地发出过指示，要求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的质量，进行缩编和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在山区根据地一般以2：1为原则；平原根据地1：1为原则；在特别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化。
12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兵简政是1942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之一，并把精兵简政所要达到的目的归为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对官僚主义五项。同时指出，其中尤以达到统一为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这样，从1941年12月以后，精兵简政便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起来了。
为了使精兵简政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发出一系列指示，对精兵简政的内容等作了一些具体规定。1942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政策”；8月5日，毛泽东给晋察冀分局发出指示，指出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9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