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但刘少奇、陶铸已在疏散地被迫害致死。
林彪的“紧急指示”带来严重影响，电子工业被要求在三线建设方面三年内实行“六大块、四小块各自不同特点的地区成龙配套”，严重脱离实际，给电子工业的生产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很多高校被裁并，一批在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被外迁，更多的高等院校则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设立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一些原属政府系统的部门被人民解放军接管和合并。
军队的组织机构被搞乱了，也不利于这些部门充分发挥其职能，军队建设和地方建设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林彪的“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在军内制造了严重混乱，打击迫害了老干部，实际上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全军进行长途野营拉练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军队的冲击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军事工作的破坏，军事训练工作遭受严重挫折，军事训练被置于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之后的无关紧要的地位，训练时间没有保障，“政治教育要多少给多少，生产劳动占多少是多少，军事训练剩多少算多少”，且训练内容简单，标准低，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训练质量下降，事故增加，战斗力严重削弱。
珍宝岛事件以后，毛泽东要求全国“准备打仗”。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恢复。
野营拉练是当时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
野营拉练是人民解放军采用已久的训练方法之一。1963年4月12日，毛泽东听取了南京军区关于部队进行野营训练的汇报，称赞说：“这种方法好，应该在全军用这种方法，应该推广这种方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野营训练也被弃之不用。1969年军事训练恢复以后，新疆、沈阳、济南、北京等军区的一些部队走出营房，进行野营拉练。为提高部队能走、会打的本领，他们在野营训练中增加行程，加大难度，提高速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0年2月3日，总参谋部转发了沈阳军区某师《“千里野营”总结报告》，《报告》提出野营训练为促进战备思想落实提供了一条好途径，为落实四好、全面建设连队提供了一条好路子，为培养部队优良战斗作风提供了一个好方法，为部队适应战时生活管理提供了一个好措施。他们认为：“部队多动一动有好处，动中才能更多地发现问题，更好地解决问题”。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及新疆、济南军区野营拉练情况的两个报告后，充分肯定了这一作法，批示：“这样训练好”。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训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2批（或不分批），每批2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又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2个月。一方面要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群众工作的演练；一方面也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术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各部队、院校、大军区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
按照军委部署各野营部队着重进行了行军训练。在各种复杂的野战环境里，他们练习行军、做饭、宿营、警戒；他们采取走训和驻训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技术和战术训练，演练突破、迂回、包围、追击、防御、反冲击等攻防作战战术，演练打坦克、反空降。反空袭等战术技术；海军组织海上拉练，锻炼海上作战和生活能力；空军组织了转场训练，锻炼部队的机动能力。
野营训练培养了部队的吃苦耐劳精神，检验了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使部队学到了许多在营房中学不到或难以学到的东西。
野营训练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同时，许多部队到韶山、井冈山、古田、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著名战场及其他先进典型的地区参观访问，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同时野营训练也暴露了部队存在的许多问题，主要是行军、做饭、宿营、警戒方面的问题比较普遍。其他如战士负荷太重，许多装备和战备物资带不走；通信器材少，质量差；机关组织指挥能力差，基层干部不懂本级战术，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军、兵种知识，合成意识差等问题亦较为突出。
野营训练作为一种基础的训练方法，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环境中被恢复使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一是野营训练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部队，全面锻炼了部队，提高了部队的适应能力；二是培养了部队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增进了官兵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军事训练正了名，使过去几乎无人敢提及的军事训练以这一形式得到了承认和恢复。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全军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林彪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利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党内“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大搞宗派主义，排斥打击大批老干部，攫取到党政军的很大一部分权利，但仍不满足。他们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权利的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便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图谋提前接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他们实现篡夺国家最高权利的大好时机，希望通过四届人大名正言顺的当上国家主席，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必然使林彪的野心落空。4月11日，林彪有意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
次日，毛泽东回答“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5月中旬，林彪同吴法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叶群更露骨地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7月中旬，毛泽东第4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林彪、陈伯达再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遭反对。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修改宪法，二是审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三是讨论战备问题。林彪在开幕式上却别有用心的大谈毛泽东是“天才”；当晚在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全会听林彪的讲话；接着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第2天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按照预谋而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几段语录》的材料，并照林彪讲话的主旨，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借题发挥，当晚华北组又发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的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华北第二号简报（全会第六号简报），引起一片混乱。
8月25日，江青向毛泽东反映了分组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也看到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对林彪等人为争夺权利而进行的宗派活动有所察觉，即召集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8月26、27日，周恩来等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成他们向党中央作检讨。但林彪却在28日晚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林彪还极力给他的心腹们开脱，说“军队的几个同志也没有同陈伯达共过事”，“他们都是炮筒子，说话走了火”。
刚刚上山的黄永胜见势不妙，赶紧销毁了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林彪集团发动的这场袭击，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迅速偃旗息鼓了。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揭穿：“称天才”的骗局，批判了陈伯达的唯心史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和批判，挫败了林彪和平抢班夺权的阴谋。会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并派人参加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逐步削弱了他们的权势。
林彪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庐山他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转而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暴力方式抢班夺权。10月在林彪的策动下，已当上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林彪之子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他们又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计划”。
3月31日，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由政变骨干分子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和政变步骤、手段等，“联合舰队”加紧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活动。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逐步了解到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异常活动，于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离京赴南方巡视。他在沿途先后找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武汉、广州、福州等五大军区的负责人进行谈话。谈话中，毛泽东总结了历次党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他还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点名批评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对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人提出警告，指明了道路；同时又对沿途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打了招呼，提高他们对庐山这场斗争的认识，以便在政治上与林彪集团划清界线，为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作了必要准备。
3月5日和6日，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十分恐慌，经过紧张策划，他们决定“破釜沉舟”立即发动反革命政变。9月7日，林彪授意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9月8日，又亲自发出武装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字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妄图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在上海地区谋杀毛泽东，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对林彪集团一些骨干分子的异常活动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打乱了林彪的反革命部署。9月11日深夜，林彪、叶群获悉谋杀毛泽东的计划破产后，准备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准备另立中央，实行割据。毛泽东9月12日下午安全返回北京。当晚10时许，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突然飞山海关一事，并下令控制这架飞机。林彪感到阴谋已经暴露，断定南逃广州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13日零时32分带着叶群、林立果等几个死党，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落，机毁人亡。林彪余党或自杀或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军队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运动前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正确指示，做了许多有益于纠正左的思想，发扬优良传统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全军深入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罪行，同时有重点地清查了参与林彪反革命活动的人和。1972年1月1日，总政治部下发了《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有针对性的采取了一些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措施，改善了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全军批判了林彪破坏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扭转了多年不读马列著作的状况，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学雷锋活动逐渐在全军恢复起来。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恢复了一批遭受打击的领导干部的职务。全军恢复和增建了41所军事院校。全军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加强了对军队的教育和管理，加强了基层建设。
经过一段批林整风，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有了加强，其他各项工作也有了起色。但是，江青等人却竭力阻挠对林彪“左”倾错误的批判，加之当时毛泽东也认为林彪是“修正主义”，是“极右”，这就把批林彪的极左变成了批“极右”，使清除政治工作中左的影响的工作不能很好进行。1974年，江青等人又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派人到部队煽风点火，将批林与批孔（孔孟之道）联系起来，并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坚持正确主张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这样就不仅未能把林彪的罪行与错误批深批透，反而使一些领导干部重新受到批判，使刚刚稳定的局面又遭到破坏。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海军南海舰队进行西沙自卫反击作战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处，由宣德群岛、永乐群岛及其他岛礁组成，其中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晋卿等岛屿组成。西沙群岛地处印度洋与西太平洋问的海上要冲，地理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
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沙群岛的一些岛屿被法国占领，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