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面中央批转的有关文件外，较重要的还有：1979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党委为创造了“郭兴福练兵法”的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彻底平反的决定；5月28日，总政作出《对1966年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中的错案进行平反的决定》等。对“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受审查和处理的人员，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认真复查。据不完全统计，全军被平反昭雪的有26000余人。“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为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诬陷迫害鸣不平，对当时的“左”的错误不满等原因而被错误判刑的案件，被平反纠正2600余件。许多虽未立案审查，但因受到株连，被错误批判斗争的干部及其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都得到了平反。
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精神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工作作了部署。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799人，对被错划为中右分子的11000余人都作了改正。随后，又对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17000余人作了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造成的，大量的又是林彪、康生、“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蓄意造成的。对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对于纠正“左”的错误，医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推进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都起了巨大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进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中国和越南两国山水相连，睦邻友好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战争曾提供了无私的巨大援助，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解放斗争的胜利作出过牺牲。但是，越南政府在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把维护和平、主张正义的中国看成是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主要障碍，恶化同中国的关系，提出领土要求。在中越边境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吞食中国领土。为此，我人民解放军驻广西和云南的边防部队，根据我国政府的命令，对不断侵犯我国边境的越南侵略者进行了自卫还击作战。中越之间的边境战斗，完全是越南当局一手挑起的。我军进行自卫还击作战，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我们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的。
越南当局出于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把昔日作战的印度支那战友当作鲸吞的对象，先是控制老挝，继而大举出兵侵略柬埔寨。当他们的这种侵略行径遭到我国理所当然的反对后，便把中国看成它实现扩张野心的主要障碍，把往日信誓旦旦地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敌国。他们疯狂地驱赶掠夺迫害越南南北方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派出武装人员侵入我国境内，埋地雷，设路障，开枪开炮，袭击我边防哨所和火车，使我国军民每天都有人遭到伤亡，大量居民无法进行和平劳动，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他们挑起的边界冲突事件，据不完全统计，1974年121起，1975年439起，1976年989起，1977年752起，1978年1108起，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的半年间，越南军警武装挑衅700余次，入侵160余处，打死和打伤中国军民300余人。特别严重的是，1978年夏天，越共四届四中全会竟把中国列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新的作战对象”，越南领导人一再叫嚣要打败中国。
越南当局的险恶目的是，使我国广大边境地区长期陷入不得安宁的状态，威胁我国的安全，损害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贯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79年2月17日，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发布声明，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声明说：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肆意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在给予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还击之后，中国边防部队将严守祖国的边界。
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从我国广西的凭祥、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等地展开的。我边防部队奉我国政府命令，在有限地区、时间的规模内进行了有限度的还击。参战的步兵、炮兵、坦克兵等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奋勇作战，击退了入侵的越军。迅速摧毁了越南针对中国构筑的各种军事设施，给予越军几个正规师和一些地方部队以沉重打击。至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推进到谅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20多个边境城镇、要点。
3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允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于是，从3月5日—16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从2月17日至3月16日，历时29天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参战民兵肩负祖国的重托，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表现了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战斗作风，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了光荣，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增添了荣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经过这次自卫还击战，说明我们的军队仍然不愧是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保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长城。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捍卫了国家和领土主权，保障了边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了亚洲的和平和稳定。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人民解放军参加抗洪救灾
中国幅员辽阔，地势复杂，气候变化大，几乎每年都有局部地区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抢险救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个指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具体体现。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民解放军曾先后出动了上百万名干部战士同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了多次抗洪救灾斗争。每次抗洪抢险都是军民团结奋战的壮丽篇章。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抗洪救灾的任务更加紧迫和艰巨。
1981年夏季，四川、陕西、辽宁、黑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些地区，连降暴雨或冰川消融，造成了严重的洪水灾害。
驻灾区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立即奔赴抗洪救灾第一线，奋勇抢救人民生命和公私财产。部队共出动50多万人次，各种车辆1。5万台次，舟船650艘，飞机822架次，抢救和转移群众30多万人，救出大牲畜2。8万头，抢出和运送各种物资26万多吨，抢修和加固加高堤坝9。5万米，为群众修建简易房1。24万多间；派出医疗队185个，医护人员2600多人，为灾区群众医伤治病24万多人次；支援和捐献粮食189万公斤，粮票38万公斤，军衣26。4万套，其他衣物13。4万件，油毡6500卷，人民币8。8万多元等，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当地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1985年7月，辽宁省60多个市、县遭到了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的袭击。几百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6000多万亩农田及许多工厂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此危急关头，人民解放军驻辽宁部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先后出动指战员8。7万余人，汽车3892台次，舰船351艘（只）和飞机18架次开赴灾区，在省市抗洪抢险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投入了紧张的抗洪抢险工作。他们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战，连续战胜了辽河4次洪峰的冲击，救出群众5。2万人，抢修加固堤坝16。4万多延长米，维修铁路、公路18。2万延长米，抢运物资1。3万吨，帮助群众修复危房3000余间，保卫了盘锦地区和辽河油田，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1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签署命令，授予某师工兵营工兵连以“抗洪抢险爱民模范连”的称号；授予某团通信连班长李秀海以“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好战士”的荣誉称号；给某集团军原参谋长王荣赞记三等功。并号召全军广大指战员向参加辽宁抗洪抢险的有功单位和模范人物学习。
1991年前7个月，安徽、湖北、河南、四川、浙江、贵州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给这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
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5月下旬到7月中旬长时间、大范围连降暴雨，降雨量最高的地方达1600多毫米，比常年多2—5倍，使该地区的江、河、湖、水库的水位猛涨，形成洪水和大面积内涝。淮河发生了建国以来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太湖7月中旬水位比1954年最高水位还高0。14米；滁河接连两次发生有资料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湖北省一些河流也发生建国以来仅次于1957年的大洪水。5月下旬到7月中旬，正是这些地区夏粮收获和秋粮播种的关键时期，两季作物都受水灾影响，出现减收现象。而且这次水灾造成的重灾区过分集中，安徽、江苏两省受灾人口占两省总人口的70％，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60％以上，工业方面也有很大损失，特别是乡镇企业损失严重。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广大民兵、预备役部队一起投入抢险救灾，他们先后抢救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80万多人，抢运物资4400多万吨，加固堤坝2000多公里，经过多方努力，灾区人心稳定，社会秩序良好，灾民的生活得到初步安排，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1993年进入汛期后，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省部分地区连降暴雨，灾情严重。驻灾区各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积极投入抗洪救灾斗争。
官兵们不分昼夜地加固水库、江河堤坝，救援群众，抢救国家财产。有近千名家在灾区的部队干部不顾自家遭灾，忘我投入到驻地抗洪抢险之中；200多官兵受伤不下火线。6月下旬，江西36个县、401个乡遭洪灾，江西省军区组织8万余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同洪水展开了英勇搏斗，解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1万多人，抢救物资4000多吨，排除险情1000多处。
1996年汛期，全军各级党委、领导对抗洪救灾工作高度重视，部队准备充分，行动迅速。三总部就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做好防汛抗洪工作的重要指示，及时下发通知，要求把参加抗洪救灾作为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各大单位也结合实际提出了要求。南京、广州、成都、兰州军区专门召开会议分析汛情，部署抢险救灾工作。沈阳、北京、济南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国防科工委、武警部队等单位对驻灾区部队抗洪救灾提出明确要求。驻沿江、沿河、沿湖等防汛重点地区的部队，都成立了抗洪抢险指挥机构，指定了应急分队。我军驻灾区各部队坚决贯彻军委、总部的指示，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救灾斗争。全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官兵数十万人次，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500万余人次，出动车辆2。5万余台、飞机270余架次、舟艇370余艘，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灾区政府及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在1996年的抗洪抢险中，有200多官兵光荣负伤。总参装甲兵指挥学院军务处副处长张金银、兰州军区后勤某部副参谋长刘殿元、武警鄂州支队参谋长吉宏善等9名官兵英勇献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抗洪壮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军事演习和盛大阅兵
1981年9月中旬，北京军区和空军某部队在华北某地举行了一次现代化条件下的军事演习，向党和人民汇报我军加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成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观看了演习，检阅了参加演习的陆军、空军以及部分海军部队，并讲了话。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全军高级干部，当地的地方干部和群众，共3。2万余人观看了演习。
这次演习和阅兵，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进行的。参加演习和受阅的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还有空军航空兵和空降兵等。这次演习组织严密，准备充分，诸兵种密切协同，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演习从9月3日开始，18日结束。参加演习的部队紧紧围绕战争初期抗击“蓝军”战略突袭，制止其长驱直入的作战任务重点演练了4个课题：（1）模拟“蓝军”坦克进攻；（2）空降、反空降；（3）坚固阵地防御；（4）集团军首长机关带部分实兵实施战役反突击。
这次演习是由北京军区组织的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方面军防御战役实兵演习。这次演习展示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它标志着我军在提高合成军队协同作战能力、运用现代化作战手段对付敌人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这次演习也体现了我军指战员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战斗作风，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出色的指挥艺术和熟练的战术技术素养，武器装备也有了改善。新时代的人民解放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有战斗力的、完全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强大人民武装力量。
演习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受阅部队排列整齐气势磅礴地缓缓驰过阅兵场。一个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方队，显示给人们的是我军严整的军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