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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0年夏至1931年底前后，是红军实行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的战略阶段，也是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敌对苏区和红军，由一省或数省的“进剿”和“会剿”，发展为由国民党政府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围剿”。红军为适应战争的发展，相继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一级的正规兵团，逐步实行了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接连打破敌人的三次大规模“围剿”，使自己和苏区都获得了相当的巩固与发展。经过约一年半的紧张战斗，使红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就基本形成了。即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
1930年10月底，中央苏区面临10万敌军大规模“围剿”。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在总前委罗坊会议上通过。随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强敌进攻面前，先行战略退却，利用苏区的民众条件，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造成敌兵力分散，削减敌人优势。而后，红军转入反攻，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红军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了诱敌深入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方针。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经验的积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慎重初战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初战“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三个原则，要求红军每次作战都要认真地准备，要慎重初战，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进行的几十次成功的战役、战斗，基本上都是打的运动战。运动战没有固定的作战方向和作战路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很好地处理了“打”和“走”的关系，使运动战成为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
1928年2月18日，工农革命军在新城作战中，全歼敌一个营，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歼灭战。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于1930年底在龙冈取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歼敌近万人的歼灭战。毛泽东在总结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歼灭战思想，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人，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并深刻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这个阶段，红军歼灭了敌人几十个建制旅，鼓舞了我民心士气，并以缴获的武器和俘虏的敌人士兵，壮大了自己。
红军一贯重视集中兵力。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曾指出，“红军以集中为原则”，“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集中兵力的思想就形成了，并成为红军作战的一条根本原则。
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还形成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思想。这是因为：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敌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有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作战；第三，敌人多是比较密集，打它一个必须迅速解决战斗，否则其余敌人便会都来。红军进行速决战，迅速歼敌一部，不仅鼓舞我军士气，还给敌人阵营中造成恐慌。
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采取速决战，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
红军在多次反“围剿”作战中，形成了以上一系列比较完整的作战原则，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些作战原则的形成对后来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选举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27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煮为副主席。
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定了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
根据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布成立。它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掌管红军的组织、给养、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中革军委”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组成，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叶剑英任部长：总政治部（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王稼祥兼主任；总经理部，范树德任部长。这时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撤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称中央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正当反“围剿”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为了加强对红军的宣传教育，交流工作经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红星报》，作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邓小平（后为陆定一）负责编辑。开始为5日刊，实际是不定期刊，每期4开4版（有时2版或8版）。该报实行全军办报的方针。在创刊号的见面话中说明其任务为：加强红军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文化水平，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主要内容有：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命令、指示、通令和宣言，国内外工农群众斗争形势和红军建设、作战等重大活动的报道，指导党的生活和各项工作的文章。设有“扩大红军”、“红星号召”、“红军家信”、“群众工作”、“列宁室工作”、“红军纪律”、“铁锤”等专栏。社论和理论文章，大部分由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及各方面负责人撰写。长征途中，由铅印改为油印，报社工作人员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军行动，坚持编辑出版。从创刊到1935年8月3日止，报纸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共出版一百多期。这一报纸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明了，战斗性强，对激励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战起了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被根据地军民誉为“革命的喇叭”。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失败后，被迫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守势。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调集30多个师4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蒋介石嫡系12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陈诚为总指挥，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分率第19路军、驻闽部队和广东军队负责就地“清剿”，配合中路军行动；另有4个多师担任守备并以第3、第4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1933年1月，敌中路军组成3个纵队，由罗卓英指挥的3个师为第1纵队，吴奇伟指挥的4个师为第2纵队，赵观涛指挥的3个师为第3纵队，准备在宜黄、抚州、金溪等地集中后向红军进攻，另有1个师为预备队。蒋介石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到南昌坐镇指挥，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这时，毛泽东已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挤而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同敌人进行了英勇作战。
反“围剿”前夕，红一方面军辖第1、3、5军团和第11、12、21、22军，总兵力约7万人。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金溪以南地区两次准备以运动战寻歼敌第14师和第90师等部，均因敌人行动谨慎，未能达到目的。2月4日，中央苏区中央局做出决议，要求红军在敌部署未定之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12日晚，我第3、第5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西北之敌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敌人主阵地。此时，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立即驰援南丰，一面令中路军各部队迅速向南挺进，寻求我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朱德司令员和周恩来政委，根据敌情的变化，立即向中央建议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将红军主力秘密撤至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并派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以南东渡抚河，吸引敌主力向黎川方向前进。
敌中路军第1纵队受命向南丰地区推进，其第52、第59师由乐安东进，第11师由宜黄南下，预计在黄陂、河口地区会合后向红军进攻，并堵截红军归路。红一方面军获悉敌部署后，即将红军主力分为两部，以第1、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队，埋伏于敌第52师必经的大龙坪、蛟湖地区，围歼该师；以第5军团、红22军为右翼队，迅速进至霍源、西源两地区歼击第59师。2月27日，敌第52、59师分南北两路向东行进，当其到达红军预设战场时，红军突然向敌发动进攻，经两天激战，将敌大部歼灭，俘敌第52师师长李明（重伤毙命）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骏。战后红军迅速撤离战场，秘密转移至小布、洛口、东韶地区休整待机。
陈诚吸取黄陂战斗失败的教训，将作战方针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并调整部署，将3个纵队改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寻歼红军主力于广昌地区。
红一方面军首长鉴于敌情，审时度势，定下诱敌之计。为分散敌人，创造战机，一面令红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摆出与敌决战的态势，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一面令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侧击力量较弱的敌后纵队。陈诚被红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要保卫广昌，即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1个师配属前纵队指挥，准备在广昌地区与红军决战。3月20日，敌前纵队已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与在东陂、徐庄地区的后纵队相距已达50公里。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心首先歼灭后纵队第11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而后相机各个歼灭其他进攻之敌。遂将红军分成两部，以草台岗、徐庄为目标，红5军团、红12军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9师；红1军团、红3军团、红21军主力由西向东进攻，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11师与第9师的联系；红22军为预备队。21日，红军发起进攻。经一天激战，敌第11师大部被歼，师长萧乾被击伤。
黄陂、草台岗两仗，红军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挺），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是红一方面军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实行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的结果，也是周恩来、朱德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和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结果。这次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战术歼敌的光辉范例，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万余人。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其他苏区反“围剿”作战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重点“围剿”的同时，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为总指挥，调集7个师又4个旅近10万人的兵力，以李鸣钟为鄂豫皖边区“绥靖”督办，计划对鄂豫皖苏区包围后分区“清剿”。该苏区红1军主力，当时正由罗山潘新店南下作战，于新州一仗，歼敌1个旅部2个团，震动武汉。12月上旬，敌分兵4路，南北对进，东堵西压，开始向鄂豫皖苏区进攻。此时，鄂豫皖苏区组成了以曾中生为书记兼军委主席的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领导反“围剿”斗争。以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对敌展开广泛的阻击和袭扰，以红军主力击敌弱点，转变战。12月16日，红15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攻入河口镇，歼敌第44师一部，阻止了南进之敌。12月底，红1军在东西香火岭地区歼敌3个团，击溃3个团。次年1月3日，又在商城四姑墩歼敌1个团，从而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3月中旬，敌人又调集8个师另2个旅共12万兵力，以“追堵兼施”的作战方针，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4军决定集中主力求歼深入皖西苏区之敌。4月25日，一举攻占独山镇仍全歼守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