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中旬，敌人又调集8个师另2个旅共12万兵力，以“追堵兼施”的作战方针，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4军决定集中主力求歼深入皖西苏区之敌。4月25日，一举攻占独山镇仍全歼守敌1个多团，皖西之敌仓皇退出苏区。5月上旬，敌复入皖西寻找我红军主力作战。红4军迅速西进，于5月9日在浒湾重创敌第53师1个旅，歼敌近千人。后又于5月28日在桃花镇歼敌近1个营大部，并在十里铺歼南援敌1个多团。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遂告破产。
1931年9月，蒋介石积极向鄂豫皖苏区周围增兵，企图发动第三次“围剿”。到11月，集结于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增加到15个师。在此种情况下，红军进行了积极的反“围剿”准备。11月7日，红4、红25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形成的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高涨，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敌第三次“围剿”迟迟不能实施，仍处于分散守备状态。针对这一有利时机，红四方面军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中旬，连续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进攻战役，歼敌约6万人，大破国民党军，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
1932年6月，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其所属的中、右两路军共26个师又6个，计30万人，及3个航空队，采用“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法，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此时，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盲目轻敌，不作反“围剿”准备，而命令红军向平汉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围攻麻城，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8月7日，敌军大举向我七里坪为中心的腹地进攻，红军被迫撤围麻城。虽在黄安、七里坪两战歼敌五千，但未能扭转被动局面。8月底，红军连战不利。9月底，主力即向黄安、麻城地区转移。10月8日，抵达黄安城西河口地区。9日，敌第2、第3纵队等部由东、南、北三面逼近。在此形势下，张国焘失去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信心，于10日在黄柴贩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主力转到外线作战。12日，红四方面军共2万余人开始了脱离苏区的战略转移。此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和苏区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败。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6个师又7个旅的兵力，由第10军军长徐源泉指挥，采取分区围攻、步步为营的战法，对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并把重点放在洪湖地区。苏区主力红2军因当时正在南征，由于意见不一致，在长江南岸湘北一带徘徊时，被敌人突袭，被迫撤至湘鄂边苏区。
洪湖苏区在中共湘鄂西特委的领导下，整编了地方部队，为反“围剿”在军事上作了重要准备。1931年1月中旬，敌占领长江以北的监利、沔阳、潜江地区。我江左军一部在赤色教导军配合下，采取伏击、夜袭等战术不断打击敌人，使敌人十分恐慌。同时，红军一部转到外线开辟新区，实行内外线结合打击敌人。在洪湖苏区，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敌，使敌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只得步步后撤。红军失去的根据地得到了部分收复。
1931年3月初，国民党军以洪湖苏区江南地区为重点，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将洪湖地区红军分为江南、江北两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转移至外线打击敌人。4月下旬，红3军第9师及地方武装对江北老新口之敌发起进攻，歼敌2个营，击溃2个团。6月初，又向江陵地区之敌进攻，歼敌2000余人，江北苏区大部收复。此时，江右军在江南地区也向敌展开攻势作战，恢复了东山地区并开辟了洞庭特区。
1931年9月初，敌以2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利用洪湖苏区遭受严重水灾之机，对洪湖苏区的江南地区发动第三次“围剿”，重点是华容以东山区。
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和红9师第25团，在群众支援下，给敌人以打击后，突围转至江北。不久，第25团会同原江南游击队渡江进入东山。经过艰苦的斗争，至年底，江南苏区逐步得到恢复。
1932年6月，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令其左路军总指挥徐源泉率10余万人，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进”的作战方针，组织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围剿”。对此，红3军决定进到襄河以北实施进攻作战。7月初，围攻京山，7 月中旬，敌军进攻，红军撤围京山，下旬西渡襄河。8月13日，攻沙市不克。敌军遂占领襄北。8月中旬，夏唆决定红3军主力进入襄北打击敌人，红7 师和地方武装固守洪湖地区。红7 师等部在府场、杨林等地依托阵地防御作战中，伤亡很大。9月上旬，撤离洪湖中心区，转至襄北。红3 军主力在敌后与敌8个团周旋10余天，未能找到歼敌机会，于9月中旬进至京山地区。至此，湘鄂西苏区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10月，红军退出洪湖苏区转到鄂北大洪山地区，洪湖苏区完全丧失。
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
1934年冬，红军第2、第6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震撼了湘鄂两省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军以11个师又4个旅约11万人的兵力，组织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次年2 月初开始进攻，连陷大庸、桑植、永顺。4月12、16日，红2、红6军团向北转移中，于陈家河、桃子溪两战歼敌第172旅和第58师师部及第174旅大部，并收复桑植县城。4月下旬攻占江址，一部前出慈利城北。6月，向鄂西地区发起攻势。14日，在忠堡以东全歼第41师师部和第121旅。8月3日，在板栗园全歼第85师师部另2个团又1个营。至此，粉碎了敌军的“围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钳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国民党军， 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49军的长征。
陕甘苏区反“围剿”
1934年2月，敌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陕甘红26军第42师，转至外线打击敌人，经三道川、西华池等30余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3月，敌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陕北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后又会同陕甘红42师，经与敌多次战斗，至8月底打破了“围剿”。从1934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4 万余兵力，准备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1935年4月，敌全面发起进攻。红军在刘志丹、高岗的领导下，经两个多月作战，歼敌3000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敌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10万余兵力，于1935年7月，组织第三次“围剿”。8月，红26、红27军和陕北游击队，在吴堡县歼敌1 个多团。9月中旬，红26、红27 军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25 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10月，在劳山、榆林桥地区歼敌1个师大部及1个团。11月初，红15军团编入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接着，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下，于直罗镇、张家湾地区大胜敌军，歼敌1 个师另1 个团，俘5300余人。至此，彻底粉碎了敌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从1930年11月至1934年8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同时，也对邻近苏区发起了多次“清剿”和“围剿”。这些苏区的红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给“围剿”之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1933 年9月，敌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对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也发动了“围剿”。这些地区的红军，形势艰险，又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因此，大部受到严重损失。
湘赣苏区红6军团战斗失利后，于1934年8月撤出湘赣苏区向湘中转移，开始西征。
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红16军于1934年6、7月间在宜丰、奉新边境地区被围，大部壮烈牺牲，小部红军分散坚持游击战争。湘鄂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闽浙赣苏区主力红10军，在反“围剿”前期，采取灵活机动战术，取得了数次战斗的胜利。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付出了很大代价，根据地越来越小。1934年11月，红10军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7军团）合编为红10军团。奉命转到外线作战，创建浙皖边新苏区。红10军团走后，闽浙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苏区变为游击区。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
1928年5月到1933年5月，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反对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已达30万人。同时，在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开辟和建立了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川陕、琼崖等苏区。为了适应红军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1933年5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在前方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后张国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后贺昌代、顾作霖代、博古、陈昌浩），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后叶剑英、张云逸、叶剑英），袁国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贺昌、李富春、周纯全、杨尚昆）。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1934年2月7日至12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召开。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参加会议的有团以上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及部分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共258人。会议选出王稼祥、贺昌、李弼廷、李卓然、袁国平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上，博古、周恩来、陈云、朱德、凯丰、罗荣桓、王稼祥、李卓然、贺昌、张爱萍等领导同志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教育、政治工作的作风、战时政治工作等10个问题，修改了政治工作条例。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提出了5条重要原则：（一）“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反对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二）“政治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要求政治工作要围绕整个作战计划开展活动，保证作战命令的绝对执行；（三）“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要会指挥打仗”；（四）“加强与改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要遵循“从战士的切身问题说到长远问题”，“从现在的问题说到历史问题”，“从具体问题说到抽象问题”的原则；（五）“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刻板’的工作方式”。要求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要深入实际，工作要分清主次，实行具体的面对面领导。
这次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理论原则、方针、方法的形成和发展颇有建树。但是，由于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十分猖撅，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已被排挤，政治工作不可避免地在一些方面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3年5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向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由顾祝同任总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1、2、3路军，计34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指挥的第3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军队11个师又1个旅为南路军，配合北路军作战。
此外，由蔡廷错指挥的第19路军和福建驻军共10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以15个师分布在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剿”和策应主战场作战；以5个空军中队配置于南昌、抚川、南城，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实际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他们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命令红军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继续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1933年9月25日，敌以北路军3个师向黎川发动进攻，28日占领黎川。
10月6日，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奉命北上收复黎川，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歼敌3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已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连攻数日不克，伤亡严重。10月22日，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防守的资溪桥，连攻4天仍不胜。11月中旬，在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红军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内转移。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战场上连连碰壁以后，由开始时的盲目轻敌变成畏敌如虎，在战略上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