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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这个按语而整理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虽然长达两版，却同样掩藏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标题表现着编者的倾向和判断。这种编法从侧面告诉读者：《燕山夜话》没有或极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容，与《海瑞罢官》性质不同。把歪曲双百方针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讽今”放在最后，寥寥数语，轻描淡写，略加点缀，勉强凑了两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者苦心所在。
我们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不予编入或加以删节；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话》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问题的内容，大事铺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定会出现种种假象，只有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才能不为各种假象所欺骗。既然《前线》《北京日报》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问题，又掩盖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们当然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它的反动面目。《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内容十分庞杂，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在这几年中国的政治气候中刮起了一阵乌云。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揭开“三家村”这家大黑店的内幕的时候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这个戏的反动本质现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头对准庐山会议，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它要翻庐山会议的案。戏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罢官”是“理不公”，右倾机会主义者应当再回来主持“朝政”，贯彻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支持右倾机会主义者东山再起重新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海瑞罢官》作者当时的迫切心情。这也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在当时的共同心情。（⑴⑶）
剧本一发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场和支持，“三家村”的兄弟们以为先锋出马得胜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廖沫沙在《北京晚报》上摩拳擦掌地说：“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这是“三家村”的早春气候。接着，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合作”。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兄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要破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门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只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一文中，大呼“一层层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基层”，“因为基层的成员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实际，问题更具体，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层中“怀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动起来。他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并且得意地自我吹嘘说：“读了四十多年书，教了一二十年大学，也写了几本书，似乎也可以算个知识分子了。”这表明，他自以为有本钱，又有后台老板撑腰，现在是他们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场大施威风的时刻了。
就在这一阵阵的密锣紧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吴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阵之后，紧接着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将登台了。《燕山夜话》“按照朋友们的建议”“破门而出”了。邓拓说，他是“被人拉上马的”，错了，应该改作“被人请上马”的。先锋开路，“兄弟”执鞭，主将不是该上马了么？
《三家村札记》的登台，则是紧接着吴晗《海瑞罢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吴晗在剧本的前言中特别指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重新发动进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说到他的“朋友”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并且声明要“抛砖引玉”，“引”出大批毒草来。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示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很明显，邓拓觉得现在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只隔几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邓拓主编的《前线》中，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开始几期就射出了《伟大的空话》等等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的炮弹。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场表明，这是《海瑞罢官》抛出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继续进攻。要把“三家”的作品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彻底揭露这家黑店的内幕。
一条黑线几股妖风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什么人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全会的公报中尖锐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他们刮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极力诽谤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紧接着这次全会而开场的《燕山夜话》，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些经济上的困难，集中地掀起了一股攻击总路线和支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提出了《欢迎“杂家”》的口号。这些“杂家”是什么人呢？据他说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人。他还说：“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警告党说：“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请注意“领导工作”，这是要害。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邓拓文章里当作大菩萨抬出来的帝王将相、三教九流、封建顽固、直到风水先生这些“杂七杂八”的死人，都是“杂家”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拼命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他自己就自命为一名头号“杂家”。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不正也跃跃欲试地要“领导”“重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博知识”吗？他们不是想用自己这种“知识”使社会主义企业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吗？“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而提出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句空话。“三家村”里的“杂家”们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领导工作”吗？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相提并论，说什么“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剥削阶级“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计算出“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的限度。邓拓要求“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谁都知道，我们是最爱护劳动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史上一切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来只会对劳动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他们怎么会认识什么“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呢？这不过是利用当时我们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暂时困难，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是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用地主阶级的所谓“统治经验”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你们搞自力更生是“力不胜任”的，是“过于勉强”的，赶快下马，赶快放弃，还是照地主阶级“杂家”们的老办法办事吧！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恶毒攻击么？如果照了这条路线去做，我们不但没有大庆和大寨，没有原子弹，而且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