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先到的同学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汇报要材料的经过。随后张春桥同志（下简称张）问李哲夫（下简称李）：你听到军委指示后怎么办的？你们几时传达的军委指示？
李：（含糊其词）正式见文件是五号。是十月十几号传达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是丁莱夫同志传达的。
张：什么时候传达的，你记不清了，……又记不清了，你们记性怎么那么坏？
姚文元同志（下简称姚）说：你们有些事情我们却记得很清楚。
（接着李哲夫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交待事件的经过。中间姚文元同志出去接见在门口的同学。）
张：你们的材料烧过没有？
李：没有。
同学：有。你们的组员有烧的。
（李哲夫继续交待。）
张：传达晚了，你说是丁莱夫，那就由丁莱夫负责。你们订立执行方案没有？
李：没有。
张：你们到学院传达过军委指示没有？
李：没有。从我们撤离后，就没管过。
张：军委指示来后，未去（学院）传达。你们研究过怎么办？按你理解怎么执行？研究过方案没有？传达后，你们应该研究工作组应该怎么执行。这个指示和你没有关系吗？（这一连串问话，李哲夫等无言可答。）
姚：在九、十月份你们办些什么？和学院有联系吗？
李：没有。
同学：杨子毅找过×××。
张：怎么执行，党委讨论过没有？有无执行方案？
李（吞吞吐吐）：不知道。
张：你是党委委员吗？
李：我是。我参加的会，没有讨论过。我经常出去。
张春桥同志又问王寿仁同志（下简称王）
王：我们党委会学习过一次。
张：制定过执行的具体办法没有？
王：四个人参加了，领会文件不透。去问一下，对这件事情不清楚。（说完出去了。）
这时，反对广院小将革命行动的一个人（女）递条子给姚文元同志，条子上写： 〃 我是受迫害者，我是被打的，希望首长不要听一面之词（指接见开始时革命同学向首长汇报的情况），全面了解情况。 〃 此人出去后又进来说：“我想跟首长谈一谈。”姚文元同志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专来解决材料问题的，明天还有事情，你写成书面材料好不好？”她坐了下来。支持广院小将革命行动的战斗团的一男同志和一女同志递上一条子，上面写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广播局问题很严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调查。”
姚文元同志很感兴趣，便和那女同志谈了起来，并将他们送上的两份文件拿走，说：“我们拿走，回去看一看。”
张春桥同志接着问：领会不透，你们向中央请示了没有？跟（学院）群众商量了没有？问问同学怎么办。
李哲夫哑口无言。
张：根据你们（指李哲夫）说的，你们第一不上报中央请示，第二不同群众商量。如感到没办法，一请示上级，二与群众商量，两头都不问，那算什么？
李（急忙解释）：我们向市委请示过。
张：你们什么时候才请示？他们找上门来才请示。这个指示（指军委指示）是比较原则，很多地方纷纷打来电报，说：“难以贯彻”。你们领会不透，也不上报中央。当时学生普遍感到有压力，反映这一条。我们写指示时，想得比较简单，认为同学自己写的检查交给本人，其余的全部当众烧毁。我们自己没当过工作组，没干过工作组的事，所以我们不知道整理过多少种材料，没想到这么复杂。后来我们发现有同学互相写的，比如我写了你的，你写了他的。如果不知道还好，知道后宽宏大量的还好。但是年青人嘛，知道后就说：“你整我的材料，你是什么？”这样知道后，会引起群众斗群众，写材料的人大都属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护。这样解放了一批人，又有一批人背上了包袱。自己写的检讨退回本人。还有些材料，如工作组长讲话，也交给大家。其余材料先封存，以后烧掉好，免得引起新的纠纷。以后再也别搞这些，同学间有意见，可以正常进行批评。
同学：有人整理的材料还交出来，怎么办？
张：没交出来的，先不要搜，免得同学不好团结，等他们觉悟了，他们会交给你们，或者自己销毁。
同学：有人还整理材料，并且扬言“后会有期”。
张：这是工作组的遗毒，不要把矛头指向那一派。你们一直叫少数派就不光荣了，当你们孤立时我们支持你们的，当形势变化了，你们应从少数派变为多数派。对那些同学要做工作。对工作组存在分歧不是一天，青年学生处在变动时期，如跟着跑就坏了。你们更容易受外界影响，还需要与工农兵结合。我们比你们年岁大一点，也是这样，有个时候，全国各地来电报都是说：“红卫兵尽干坏事、打人、闹事。”我们听了，也要考虑两天，要是不坚定，有一点动摇，就会犯错误。
姚：同学们和我们座谈，讲有人要秋后算帐，这样有人担心被打成反革命，到现在也不敢说一句话。
张：这是一个祸根，军委指示就是为了消除祸根，使大家能解放出来，共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开始我们想得简单了，后来就决定发一个补充的，但认为用中央的名义，就不能匆匆忙忙地发，发了个补充，再来个补充，所以一直没有发。关于工作组作的公开报告，有利于批判反动路线，拿出来批，其余的封存起来，烧掉，免得以后再斗起来，这是初步想法。
……（同学说话很多）
张：我们一直想到你们那里去。
姚：你们有个陈××跳楼的怎么回事？他们斗了这个人？
李：我不知道。
姚：你们干的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同学：有人让中央文革小组到我院作检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笑了。）
姚：我们是准备要去的，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播学院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广播学院不仅是黑材料问题，还有别的问题。贴了我们大字报，我们怎么能不知道？不是有人还 〃 造 〃 江青同志的 〃 反 〃 吗？我们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没有时间。
同学：《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一手打倒“临革会”，一手打倒 〃 代表大会 〃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又笑了。）
张：其实还是两派。
同学：现在过来的人逐渐增多。
姚：现在动荡很大，你们还要准备他们动荡回去。……
张春桥同志又把话题转到材料问题上来：你们（李哲夫等）在广播学院执行了什么路线，要好好检查。我们早就想找你们，我们感到你们有问题，我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找你们。我们很想把丁莱夫……你，你们党委，找到我们那里开个会。你们的事很奇怪。这个事，第一你们没有认真讨论，第二没有一个执行方案。你们急不急？局党委不急，你是工作组的人，你为什么不急？也不请示市委，也不请示中央，也不与群众商量，这些事你们都没做。我的话是否符合事实？我根据他（李哲夫）讲的，我没做另外调查。你们广播局，是消息灵通机关，没有认真对待中央指示，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这些话？这三点是否符合事实？十月六号在第三司令部大会上，我宣读的已是正式文件，不是发言稿，全国都知道了，你们不知道？到十几号才知道？不理解又不请示，态度是不对的，才发展到今天，现在是不是这样？你们要保证材料不能转移，不能隐藏，允许现在不全。你可以说：可能现在有些东西不在。不在可以找出来，但要保证不能隐瞒，不能转移，不能私自销毁，可以把现有的封存起来。可以去查一查那些是同学的个人检讨，拿出来；你们的讲话都要拿出来，其余的双方（指同学，工作组）派代表，封起来。这几天我们有些焦虑，同学们弄材料的时间多了。你们要早一些主动解决，就不会为这一件事纠缠。消毒是很不容易，这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很好的消毒，大会是能壮声势，真正能说通一个人不容易，特别是影响大的人。
你（李哲夫）是说死话，还是说活话？现在允许你说活话。我们相信他们（指同学），也同意你说活话。
李：我们整了六个人的材料，已经给他们了。
同学：别人的也整了，有人看见有的组员已经销毁了。六个人的材料，你们交出来还后悔吗？
李：我们再让组员找一找。交出来。
张：以后查出来的，再找他们一块查看，再封起来，说我们又找来一批。开个目录，写上都是什么材料，谁的，多少。
同学：人保科，我们信不着，他们尽干坏事，我们已经把档案封上了，怎么办？
张：学院你们管不管？
李：不管。
张：各个学校分别各部管，不行的话找那个副总理管，现在总理很忙，我们担心他身体支持不了。你们再问一问中央。你们应该勇敢担起来。错就检讨，改正可以成好干部，这样不改就成问题，改不改头一条就看平反。《红旗》十四期社论讲得很清楚，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勇于改正，同学们会欢迎你们改正错误。广播局党委也应当督促他们把材料搞好。（王寿仁同志连忙点头说：是，是，是。）同学们一块学习，过去说了那些错话，交给同学批判。
你们（指李哲夫）帮查一查档案。不能把材料往档案里塞，凡是从文化革命开始，从六月二日算起吧，塞进档案的都不好，一是个人写的，或别人写的，一块取出。
（李哲夫向张春桥同志汇报他们执行的具体做法。）
张：别这样详细的说了吧，我们很忙，封材料的事，你们双方解决吧！我们就不参加了。
（这时王寿仁同志忙说：还有什么指示？你就下吧！我们坚决执行。）
张：我们不是来下指示的，我们是来督促你们执行中央指示的。
同学：广播局对我们少数派不平等。
张：在组织上，经济上应该平等。
李：是，是。
张：至于在政治上嘛，倾向于谁，我就不好说了，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彼此之间是很了解的。
接着，张春桥同志把同学叫到一块说：我们一点也不责备你们，我们怕你们上当，怕你们吃亏，我们听到后，立即就来了。
姚：有人故意把材料从保险柜中拿出来，然后引同学翻，这样诬蔑同学抢档案，我们怕你们被动。
（大家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边说着，边往外走。走到门口，那位递条子的所谓“受害者”和一位干部反对中央首长支持革命学生，要求首长一定到×楼干部处办公室看现场。）
张：不去了，时间很晚了。
（但那女的仍旧不放，非要首长去看看不可。）
姚：好吧，我们不去看，你们下不了台。
张春桥同志生气地说：去，去。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转身往政治部走。这时王寿仁连忙挡住去路，齐声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首长没时间。）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就同大家一块走下楼。 23 姚文元戚本禹接见华东师大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学时的讲话
姚文元 戚本禹 1966。11。14
姚文元：
华东师大（革命造反队）给江青同志写一封信，讲了上海文化革命的情况。江青同志很重视，委托戚本禹和我来听取你们的意见。关于上海文化革命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今天再来听听你们讲，回去后向江青同志和陈伯达同志汇报，你们可以告上海市委的状，不要拘束，随便讲讲。
（接着华东师大部分革命造反派同志向戚本禹，姚文元两同志汇报了上海的文化革命的情况，并请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作指示。汇报情况从略。）
戚本禹：
师大的情况要我们具体讲，下结论很困难，我们今天作了两个小时的调查研究，但还是不够的，而且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不符合十六条。我对师大的情况不了解，姚文元同志知道一些，但现在也很难讲。我们的态度是支持你们的革命！从你们的谈话中，对师大的情况有了一个轮廓，可以看出这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也是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部分。今後怎麽做？怎麽斗争？怎麽认识？中央会有新的指示和文件，（姚插话：这几天就要下来。）有一个是向红卫兵宣读，有一个是向全体同学宣读，你们回去以后可以听到。这些文件有关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是带有总结性，政策性的东西。怎麽认识斗争，怎麽继续进行斗争，你们可以具体结合自己大学的情况得出结论，进行斗争。张春桥同志已经回上海了，你们回上海可以找他。
姚文元：
你们过去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去，现在张春桥同志回去了。张春桥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市委的又是华东局的，他是大前天回上海的。有些情况你们还不知道，最近斗争有变化。
戚本禹：
张春桥同志已回去了，你们还没有回去，我们从上海运动简报，信件和电报中知道一些上海最近的情况，焦点已不是你们所讲得了。你们不是学历史的，但讲的仍是历史了。最近发生的情况已不是这个焦点，有许多新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希望你们赶快回去，有新的斗争，不要长期留在这里，脱离斗争要落後，要掉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小组虽然已经宣告失败，但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斗争不会是风平浪静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 〃 权威 〃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会甘心失败。在北京不是听说“秋後算账”吗？现在已经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