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奴役的创伤”论，要作家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理论，去大写劳动人民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等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什么“批判”过胡风，统统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有什么“红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这种胡风式恶毒至极的语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念不下去！周扬用这种黑话来辱骂无产阶级左派，辱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农兵，只不过使人们看清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者的黑心黑肺。其实，把“红衣主教”这顶帽子回敬给周扬，倒是很适合的，当时披着红袍子，打着黑旗子，抓着文化战线印把子的，不就是你们吗！？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又提出“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这正是《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三家村”的“兄弟”们“破门而出”“失败了再干”的进攻的时期。在周扬伙同文化部前党组书记齐燕铭的指挥下，《谢瑶环》《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后出笼。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
周扬还说：“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周扬的目的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让“被统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海瑞，魏征，等等，变成“统治”者，一窝风上台专政，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
周扬到处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把各个协会、各个文艺团体、机关统统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艺十条”中攻击“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狭隘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周扬黑话原封不动的翻版。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扬所谓的“广阔”，就是“十条”中一再叫嚣的“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就是《文艺报》在《题材问题》专论中所说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任何事物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是革命的限制还是反革命的限制，进步的限制还是反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一定要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的限制，政治统帅文艺，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题材问题；不接受这种限制，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限制，变成资产阶级文艺。“借古讽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时，“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等等反社会主义的坏电影、坏戏、坏小说争相出笼，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限制的结果。揭破在“限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欺骗，是为了使人们看清周扬所谓“不应作任何限制”，其实是要求文艺不受六条政治标准的限制，不受为工农兵服务的限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各种大毒草统治文艺界，实行反革命的大复辟。
他们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美化和歌颂那些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多种“多样”的丑态。在周扬看来，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歌颂无限壮丽的工农兵生活是“狭隘”的、“单调”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写资产阶级糜烂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样”，才有什么“美的享受”。他们所谓“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的红军战士同反革命白匪拥抱之类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飞、地富反坏右的肮脏手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欣赏剥削阶级阴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丑恶笔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无耻地吹捧肖洛霍夫时，就说什么《一个人的遭遇》的“伟大意义”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们要我们去写什么“生活的复杂性”，不就是要我们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学看齐吗？
周扬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提出了“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口号。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的苏共“二十二大”，公开宣布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面目。周扬急忙响应。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又玩弄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他把他手下的资产阶级“权威”，集中到北京，以“写文章”“总结经验”为名，发动了一个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高潮。这伙人在周扬、林默涵的领导下，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谋如何打击左派，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最后抛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何其芳）、《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陈荒煤）、《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等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极其恶毒的歪曲和攻击。周扬亲自抓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三月十五日，周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对“社论”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定下了调子。后来又仔细修改。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
“全民文艺”是周扬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多次提出过“全民的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口号。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觉得有了洋主子作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的批准，就干脆把这个口号变成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强加给全党。
文章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极其恶劣的篡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对象，这是二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阶级路线，是决定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这样。周扬企图用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偷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硬要把资产阶级作为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是要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把资产阶级等革命的对象当成“工作的对象”，是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改变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用这条“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反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为资产阶级复辟“广开文路”！
文章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原封不动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修正主义口号。赫鲁晓夫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搞假共产主义的所谓《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就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写上：“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为什么苏修这样欣赏和热衷于“联系人民生活”的口号呢？因为这个口号就是抛弃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艺术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是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第二，赫鲁晓夫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密切联系人民”就是密切联系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取消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放手写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第四，裴多菲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周扬把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当作“主要路线”的口号搬过来，是为了取消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统治中国的文艺界。
够了。此人是一个报告狂，我们不可能列举这几年周扬多如牛毛的大小报告中所有反动内容，从这一部分事实中，已经足以看出周扬的真面目。平时以两面派面貌出现的周扬，在这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了反革命一面派的本质。然而，“物极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气扬的充分暴露，反过来为革命派的反击提供了致命的子弹，周扬一伙就这样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周扬还在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阴谋活动。他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他们的反党阴谋很快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直接批评了周扬等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周扬等人，又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等待。但是周扬却又一次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中全会之后，他利用职权，依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窃踞重要职务的反党野心家的支持，压制左派的反击，力图再一次使用两面派的伎俩，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于是，在广阔的思想阵地上，接连展开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开过，周扬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罪行，急匆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向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作了一次所谓“传达”。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不能说精神准备很充分”的左派；一面歪曲十中全会精神，说什么文艺界“基本情况是好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发表得……不多”，力图把许多大毒草都说成是香花，麻痹革命人民。又说什么“也不要走向另一极端”。就是说不要批判资产阶级，不要铲除毒草。无产阶级刚要开始反攻，他就决心抵抗到底了。
二、紧接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扬的批准、指示和亲自策划下，在山东召开了所谓“孔子讨论会”。这是周扬伙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对十中全会革命精神的一次反攻。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嚣张得发了狂的黑会，演出了解放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向封建祖宗鞠躬致敬的丑剧。
三、一九六三年元旦，柯庆施同志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倡议，希望文艺创作大力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这个革命的倡议马上受到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的抵制和攻击。一九六三年四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组织林默涵、邵荃麟等一伙人，从小组会到大会，围攻“写十三年”的口号。在这次会上，和接着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上，周扬还亲自出马，大讲“不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要以为只有描写现在，才是主导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当他向青年业余作者作报告的时候，他却板起面孔批评什么“三年前”提出“写十三年”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曾经表示不能接受”。好像他当时还是个积极分子。这真是虚伪透顶了！怎么能够这样子厚颜无耻，用撒谎来吹嘘自己呢？
四、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对“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严厉指出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周扬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关于戏曲工作的讲话中，却说什么“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竭力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周扬还根据他投靠的反党野心家的谬论，公开提出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制造反对革命现代戏的理论根据。他还吹嘘什么戏曲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妄想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罪恶掩盖起来。
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专门召开了一次包括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和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带头围攻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这篇革命文章。他在会议上喊叫“李秀成是一个民族英雄，把他说成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指挥邓拓、翦伯赞之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