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坏，至少被这种思想、被一个“私”字迷了心窍，这种人你们永远也不懂什么叫做用鲜血生命保卫人民公社，如果还有一些人想在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还作一些文章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有什么文章好做，在这方面做文章，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口号）上面主要讲了一些夺权的问题，后面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因为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报纸上已经发了告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和这几天陆续发表的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小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工作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机关保密档案的文件，还发了很多很多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讨论写出来的，你象小学开学不开学的问题，我们没有回上海以前，十二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了好多次座谈会，反复地征求意见。征求小学教员的意见，征求学生的意见，征求家长的意见，调查了几个月才下决心的。中学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文件里边，象合同工人这样的文件也是调查了很久。这些文件我想不在这里一一解释了，都有文件发出来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问题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贯彻，这个问题，首先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得到贯彻，这里边，除了今天到会的各县都来了的同志，但是毕竟到会的农民同志少，他们现在听广播了，不是在这会场里边，在这个会场里边的是城市的人多。我们希望全上海同志，首先是贫下中农同志他们很好地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来保证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同时我也希望城市的同志从各方面来支援农业，因为农业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比如说，晚了一天就要影响到收成，我们不管搞什么革命，都离不开一条，我们今天到会的同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要吃饭，如果吃饭成了问题，那么别的问题都谈不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但是搞农业也好、搞工业也好，其他的很多问题也好，都是要抓革命、不抓革命生产是上不去的，我想在这里应该解决一个思想问题，好象一讲抓革命促生产嘛，那就要把时间花在革命上，就侵占了生产的时间，而且用的很多，用的时间多，用的劳动力多，好多基层组织大量的人脱产，好多人民公社的群众组织，一个生产队的人不多，而脱产的人员很多，这个是不对的、不好的。林彪同志曾讲过，说我们抓革命、促生产，那抓革命嘛就要放在第一位，革命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时间的安排，不能够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那么工厂就先按八小时安排生产。否则的话你这个生产如果要打乱了，那么促生产就没有办法促了。商店不只是八小时，农业它不是按八小时工作制的。特别是春耕大忙也来了，时间、劳动力更加紧张，这个时候我们抓革命，就要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考虑，在这里，我特别想对现在还留在城市里的农村来的同志讲几句话，这里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和许多支援内地的工人同志，他们这些不是从农村来的是从内地来的，还有一些回乡支农的工人同志还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还有他们的家长，我希望你们能够很好地学习中央的文件，你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内地去，这个大方向是非常光荣的，过去这样做，今后还要这样做。如果不把农村搞好，不把内地的建设搞好，不把边疆建设好，我们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上海今后的任务，仍然是要支援全国的农业、支援全国的农村、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我们的生产是为全国服务的，我们的工业也是为全国的，我们同志应该记得，柯庆施同志就是关心内地建设，才抱病到四川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在那里去世的，他最后还是那样关心内地建设，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呢。有些人现在抛弃了自己的光荣的工作岗位，跑到上海来，有的人跑到上海来要求报户口，要求重新安排工作，要达不到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就去斗那个工厂的干部，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有些人吃了国家的饭，不为人民服务，在城市里干了些坏事，那更是错误的。
新疆建设兵团那里，因为内地去的人，大量地回到本地区去了，比如象回到上海来了，他们那个地区的农业一定受到影响，我们崇明岛、长兴岛一些国营农场，因为有一些青年同志跑回市内来了，那里的生产就完全停顿了，有的农场，去年的稻子都没有收，一些棉花还在地里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痛心。上海有些学生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非常痛心，现在已经有几千人跑去抢收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原来应该在那个岗位上的人，还不应该快点回去呢？我们特别听到在几个大饭店里面，听说在和平饭店里，那里就住着有一些国营农场的工人，那么我们就请问这些工人同志，你们住在和平饭店干甚么，你们的岗位是在你们的农场么，你们住在和平饭店，我说你们要学坏的，你们应该快点回去。而且在你们中间，在上山下乡的青年中间，或者其他从外地回到上海的人中间，我们知道，有那么一小撮是坏人，他们在那里不干好事，我们的青年同志、工人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应该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回到自己的光荣的岗位上去，现在春耕已经开始了，应该回去了。
你们是有实际困难的，我们知道，但这些困难应该按照正常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这种事情作借口，就不回去。那些同志，比如从贵州回来的同志，或者四川回来的同志，我们也知道，在北京就看到一些电报，那个时候贵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厉害，压得过你们，那么现在那些地方改变了么，贵州变成先进的地方了么。你们应该回去和那里的工人团结一致，闹革命，支持贵州的革命委员会，去进行夺权斗争，也不应该再在上海留着了。有一些人，显得劳动纪律很不好，一天啊，名义上说是出来造反，实际上出来是没有甚么反可造，只是逛大街玩，我这个话不是说所有的人了，是讲有那么一部分人。我还是觉得，如果同志们你们是真的支持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话，那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因为这样子懒懒散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色，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都顶上去的，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回到生产岗位，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违背这个方针。也不能违背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那些规定，我们赞成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对有些人，他们这样不顾劳动纪律，那就应当加以考虑。第一、如果教育了、劝了，还不回去，就应该停发工资，因为国家不能这样子拿钱养人的，实在不行，应该开除，如果再干坏事，就按法律处分。
我们上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上海今后还是会往外动员人口的，至于想在上海市内安排工作，就不要抱这种希望，没有甚么希望，死了这条心吧！（热烈鼓掌、口号）所以抓革命问题，我不想多讲了，我就讲这么一点。我把话说死一点，是为了这样子，他就死了心么！促生产的问题才好办了，才好回去。那么镇压反革命，这一方面就用不着我多讲。
上海这个地方，同志们总还记得，阶级斗争是尖锐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人数是不多的，只有那么一小撮。在战略上我们藐视他们，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他们。镇压反革命问题，不能轻心，不能粗心大意。现在有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观察，特别是我们广大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情况的复杂性，就是由于有许多反革命。他们如果要是说：“我是反革命。”这个就好办了。他们，其中有一些是打着造反的旗帜，有的是削尖了脑袋，钻到了造反组织内部来了。这一点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同志，都应该提高警惕性。我们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从来是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靠专政机关、靠人民军队、靠公安局，同时要靠专政机关和革命人民的结合，这样的充分的群众路线。如果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那就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用什么方式的活动，他们搞秘密活动也好、搞公开活动也好，我们就容易识破他们了，这是一个。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第二、希望我们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要加强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要全力地支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讲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上海的文化革命的最强大的支柱是人民解放军，不但有陆军，而且有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掌声、口号）我们上海的陆、海、空军，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在这里代表革命委员会，向上海的陆、海、空军的指战员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谢！（热烈的掌声、口号）同时我们向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保证，如果有人攻击你们，如果有人想着对你们采取那种冲击，冲击军事机关的那样的行动我们全上海的革命派坚决地和人民解放军站在一起！（热烈的掌声、口号）那么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地方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军事管制，但是那个地方有的组织他们也说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有的我谈过话，予先谈过话，本应该服从中央的命令，要实行军事管制就实行，但是那里的组织里边的，当然是很少的人，竟然不支持军事管制。甚至于把军事管制的命令图了叉叉。而且对军事代表围斗、围攻，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单位的犯过这种错误的人，他们如果表明是革命造反派的话，他们应该写出检讨，向军事代表赔礼道歉。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将采取别的措施！（口号）
我在这里还应该说一遍，就是现在市面上谣言很多，这些谣言造得越来越离奇。有一些人，人也不多，但是是专门靠造谣吃饭的。有那么一位是机关市委的，他公然发了一个所谓的总理的四点指示。我看了那个指示不奇怪，我说中央要有这样四点指示不会不告诉我们的吧。后来我们就打了电话到北京问，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可以假冒中央的名义到处散发，是中央总理的几点指示。当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说，不是总理的，是陈伯达同志的，再问又说不是陈伯达同志的，又是在哪听来的（笑声），固然可以这样，冒充总理的名义到处造谣，红革会的人也干这个事，说是中央文革一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是假的，然后从北京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什么总理经过总参，经过总参又告诉上海的红革会，又是总理，也恰好又是四点指示。总理好象专门发四点指示（笑声），说什么红革会是不对的，张春桥派兵也是不对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样子，真的是胡说八道！总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四点指示。上海的红卫兵还发过两次特大喜报，一次特大喜报是总理讲毛主席林彪同志讲，复员转业军人不要再成立什么单独组织，但是总理说：“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报说是总理说：“全国的红卫军都不好，就是上海的红卫军最好。”（笑声）这些东西本来我们一到上海一看就知道都是谣言嘛，这一次，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是当作笑料，对总理说了一下，大家就笑了一场。关于这个彻头彻尾的造谣，毫无一点影子。还有一些谣言也造到我身上来，我最近看到关于我的谣言，多的我简直都没办法。比如说，有张传单说我对商业厅三军的同志谈话，谈话的时候强调什么工商业司如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声明，我和商业的同志谈话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谈过什么工商业司。
谣言多了，有些什么我们在北京，突然国务院那个接待站打来电话，上海一二三兵团工商司的代表来告状，告上海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告王焕文、谭得干（音不准）和我。他告我，而且里面说嘛，而且说上海有一天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你们在上海的，你们知道有哪一天上海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嘛，这两天又有什么有好几个离奇的电话，又说什么王力同志分析上海的形势有五点指示，我算算那个时间，我们那个时候正在北京，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事。我也没去问王力，因为用不着去问这个事。还有一个说什么是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复的，说上海人民公社如何说一通，中央不承认，我在这里说一句就行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本没有一个接待站，还有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呀！（鼓掌、笑声）在北京不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吗，那个地方是什么呀？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文化革命接待站，文化革命小组没有接待站，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什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联络站，还有一个什么又有几点新的指示，那更是胡说八道！哪里有这些东西！连个接待站都没有，你怎么在那里听到五点指示呀？真是碰到鬼喽！（大笑）所以现在有些人就是靠这个，就好象说北京有什么消息到上海街上一贴，就谁也不能辟谣。我说实在的，是不愿意辟谣，也不值得辟谣。如果要辟谣也很简单，你以为你可以造谣，我们就不可以给总理打个电话问一问吗？让你造谣吧！这样的人要再造谣呀，就小心一点。假冒中央，给国家（录音脱落一句）（口号）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理你就摆出来，不要搞谣言，靠谣言吃饭是吃不饱的，（大笑）有道理你来讲嘛！对于红革会那些头头们，你有道理你完全可以讲嘛！不要搞造谣，我们相信红革会的战士们是要革命的，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们曾经向我们打电话要求，说他们要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