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安排一下，广州还是要去的。
姚文元同志问：“你们这里共演几场？”
众答：“十几场。”
张春桥同志说：“希望你们不要象以前那样（指那次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上台来，我们拥上去）千万不要再拥了，否则以后有人来看的话，那时你们又要控制不住了。”
大家提出要求加入军委编制时。
姚文元同志说：“江青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大家热烈鼓掌）。不过有个条件等到这段搞完，等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搞完”。
春桥同志说：“你们要不愧于人民解放军，这次演出总理可能也看，不能象上次那样拥了。加入军队，我们回去再商量，可以考虑几个单位，经过整顿……”
有人说：“我们现在没有权威”。
张春桥同志说：“自己树立权威嘛，你们过去太听话，现在是向反面太不听话，再走回来可不要走到原来的位置，你们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我们希望上海几个单位搞得好一点。”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排过没有？”
众答：“没有。”
现在《红色娘子军》去广州演出了，如学不到，可以派人来排。北京芭蕾舞剧团编导，最近打得落花流水。
当大家谈到文汇报三战士写的文章，姚文元同志说：“是刘××，戴××等写，胡××没有写。可以争论社论，跟萧望东连不上，完全可以争论。”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跟你们等社论登到报上才看到。各单位，剧团，学校情况不一样。一方面文艺界搞文化大革命，另反面还得出去一下，（到工农兵中去）什么时候去可讨论。”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还要有点雄心壮志，上海的纺织女工，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呢？”
张春桥同志说：“找个比较好的小说，找个已经承认的，观众已经熟了，搞个芭蕾舞剧，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编剧。”
《小学生》《井冈山》提搞《刘胡兰》一剧。
张春桥同志说：“今天不定这个好吗，现在搞一个社会主义现实的，如再搞一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无论如何要碰到《白毛女》的问题，《白毛女》同“雷锋”同样品质，可以同雷锋同样高，但观众看了，无论如何认为《白毛女》不高，《白毛女》品质高，但没表现地方感觉离群众远。”
选择题材有的适合电影，有的适合歌剧，各剧种有长处和短处。《卫东到底》某成员说：“过去宣传《白毛女》多，超过《红色娘子军》”。
张春桥同志说：“多吗？那和我有关系，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我有意压低一点（京剧会演推迟到十月，文化革命推迟……没听清）宣传多，宣传怎么怎么，观众看不过如此，再猛攻一下我们就很被动。人家说上海怎么怎么好，我们自己少说一点，那时有意不多宣传，（京剧）那时对《白毛女》我也说过不要多宣传，宣传多我有点不放心。因为中央负责同志，江青同志都没看。”
《卫东到底》某成员说：“某本舞蹈杂志里登的六六年四月十八日纪要，未提《白毛女》是样板戏，但里面是《白毛女》，里面内容又是说《白毛女》好的文章，好象在那里围攻江青同志”。
张春桥同志说：“他们围攻也影响不到江青同志。”又说：“原来写记要（一九六六年，四，十八解放军报社论）将《白毛女》写上去可能有这个想法。纪要写的时候，去年二月还改。（刚刚立起来）原来说《白毛女》就不要写上去了，江青同志那时也没看过。”
有人提到原来报上余晋元写的一篇有关《白毛女》文章，问“元”是否姚文元同志。
姚文元同志说：“不是我，但这件事我知道的，好象抽几个人去搞，登在人民日报上。”
有人说：“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拍照就不拍嘛。”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要真正学好毛主席著作。”
某《卫东到底》成员说：“喜儿现在是一种自发反抗。”
张春桥同志说：“是啊！”另外还说：“那时写部队纪要名单（样板戏）考虑到江青同志没有，原来先要写后来我说不要写吧，江青同志没看过，江青同志说过“白毛女”她支持过，她提过意见，柯老也支持（这段没听清）江青同志是同上海恽迎世谈的。”
石西民最初对“白毛女”不赞成，不太欣赏，反对加伴唱，“白毛女”这么大的音乐基础难。《红色娘子军》音乐没过关，搞好一个作品难，想办法逐步提高。芭蕾舞剧《白毛女》黑帮利用是一回事，不要黑帮那一条线，将舞剧同电影，歌剧比较，想办法创作今天工农兵的舞剧，《红色娘子军》反映的是兵，《白毛女》反映的是民，如果搞新的创作考虑纺织工。外国芭蕾舞男演员少一点，我们的芭蕾舞不是一个完全不变的。
希望男演员努力一点（笑）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说：“行了吧，走了！”
握手，再见！
47 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军区机关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5。05
张春桥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你们好！
我和姚文元同志这次到济南来，刚才杨司令员讲了，是毛主席决定的，是上个月，即四月二十九号，毛主席当时看到济南军区给中央的电报，讲这里有些问题要求中央能派人来。于是，毛主席就决定要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来了。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还有中央其他同志都在场，毛主席并指定我们，说你们到济南后就住在部队，住在济南军区，主要的是要帮助一下部队同志。这样一个事情，很能够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对山东的文化大革命，对济南的部队、对山东的部队是非常失心、非常爱护的（掌声，欢呼声）。我们来到济南以后，刚才杨得志同志已经讲了，主要的是和军区的同志开了三次座谈会，听他们的意见。到会的有几十个人，另外，还找省革命委员会的八名常委，后未，又把部队的同志和各革命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这三方面凑在一起，开过一次座谈会，送一次会干的时间很长，从下午二点半开到夜里一成半。另外，我们还收到了很多信件、传单、报纸、刊物，数量很大很大，我们尽一切可能看，但是随看随来，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完。在这些信件中，有的是直接要我们转送北京的，要求我们送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江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其他同志的，我们准备凡是写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写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和中央的，我们都负责的把它送到北京去。在这些座谈会上，我们一开头就讲了，可以什么话都讲，各种意见都可以谈，包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批评，对中央的意见，也可以谈。言者无罪嘛！但也只能限于在那小范围里谈，有些话如果拿到大街上那就不妥当了。所以会上的谈话都是比较深入的，而且很坦率，什么话都讲了，只是最初的财候，谈话都很激动，很多同志过去打仗的时候没有流泪，而谈起目前碰到的许多问题时就很伤心，哭了，后来慢慢地情绪也就平静了些，我们也就是在这个条件之下，才把军队、革命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这三方面的代表找到一决谈话的。如果第一天就把这三方面找到一决。那很难谈啊。到最后三方面在一块谈的时候，我们觉得整个会议的气氛还是很好的。造反派的许多小将们，谈的也很好，他们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部队的同志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王效禹同志和其他同志也讲了话，也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这样对调整我们的内部关系，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本来想找更多的同志谈谈，但时间来不及了。因此，还没有能够听更多同志的意见。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还很不够，特别是你们在工作里边的成绩，你们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方面的经验，都还没有来得及谈，几乎都是谈分歧，谈对各小方面问题的意见。同时到现在的止，我们和各小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见了面的也只有两三个人，其他的人都没有谈话，对他们的意见我们听的还很少，听的很不够，再加上我们的水平很有限，经验很少，因此，今天来讲话感到有相当的困难，很可能讲不好，而且，可能讲的对你们没有什么帮助，或者还会讲一些错话，这都是可能的，不过我们是同志嘛，我们可以交换一些意见。我们听了一些同志的意见以后，我们虽然还不可能对很多具体问题马上发表意见，这个现在还不可能，不过我们想着就我们所知道的。在全国所碰到的一些和这些类似的问题，根据一般的经验也根据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一些情况，说一点意见，好在这些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在大的原则上都有明确的指示，如果讲的不对，完全可以纠正。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因为据我了解，上一次中央军级干部会议的精神虽然你们已经传达过了，但是学习的还不是很深入的，这一次军委会议，也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详细的传达和讨论，因此我们感觉到现在有些同志对目前的问题，思想一时搞不通甚至有一些看法不完全妥当，这也是没有什么奇怪，是很难避免的。
有的同志问现在形势究竟怎么样？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管是全国还是山东，以总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大好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计。讲它好，并不是说我们总是爱讲好听的，而是说我们应该看到形势确实是大好的。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的革命群众进一步地发动起来了。因为这个革命是个伟大的群众运动，看这个运动的形势好不好，主要的是看群众是不是发动起来了，特别是《红旗》杂志发表了清华大学的关于“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那一个调查材料后，那个调查中间提出来批判《论修养》这本书，接著戚本禹同志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以后，全国的形势就更好了，群众情绪很高，一个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是这个运动还会进行很久，我们还需要进行很多很多的工作，不过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和这个时候差不多前后，四月六日军委又发表了十条命令，这个命令发表以后，把我们前一段工作里面所碰到的新问题恰当地解决了。这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全国的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地方面临的问题也不一祥，说很不平衡，是说有的地方已经夺了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讲省市一级，到现在是六个。夺了权的省市革命委员会那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他所面临的问题和没有夺权的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但就是这六个省市发展也不平衡，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还有些地方是实行了军管的，比如我们华东地区安徽、江苏、浙江，已经军管了，福建已经决定军管，江西也军管。这样华东就只有山东、上海两个革命委员会，其余的都已实行了军管。有的地区比如华北地区，北京和山西成立了革命委员公，其他的地方也还没有军管，也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还在那里酝酿，有的地方也可能军管，有的地方也可能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在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关系处得一直比较好。比如像黑龙江省，那个地方的军队，省军区他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很早，可以说从去年八月就介入了。潘复生同志，就是他们现在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原来黑龙江省第一书记，他在保守组织攻击他的时候，他没地方休息，就是到军区去休息的，军区支持了他，所以他们的大联合，“三结合”，实际上是从去年八月就开始联合、开始结合了的。因此，他们现在的关系，据我们了解，双方相处一直是比较好的。也有些地方开始是比较好的，但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些问题。问题大小不同。山东省的形势，总的来看，也是好的，大好的。这一点，那天三个方面的同志在一块谈的时候，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山东也是夺权比较早的一个省，“二 ？ 三”夺权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同时是现在全国仅有六个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个，所以有这样一个好的形势（我们在座谈中间，同志们都谈到），这是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有党中央的支持，也是山东的革命群众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所得到的结果。同时大家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一致地、毫无分歧地认为山东的夺权，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驻在山东的部队的积极的参加、积极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大家一致的认为，在夺权斗争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在这里的部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分歧，都是一致的。因为确实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革命，他都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而政权那是和武装力量分不开的。我们 1949 年以前，中国无产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是，组织了自己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这样就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十七年以来，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有一部分政权，就是我们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中间，有那么一部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所以才有重新夺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武装部队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道理在座的同志当然会很清楚的。我们也反复的向各个方面讲过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所以能够开展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样放手地来搞群众运动，就是毛主席，也只有像毛主席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他才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搞法，全世界从来未有过。但是要有一个条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