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的逐渐提高，对创作发展的决定作用。就是在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的时候，李准同志在创作上也曾在一个短时期内受到了不好的影响，走过一小段弯路。如《芦花放白的时候》这篇作品，就明显地受到了所谓 〃 揭露阴暗面 〃 的谬论的影响，小说中看不到李准同志以前和以后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蓬勃的新气象。这正是因为作者没有坚定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所以一时迷了路。这虽然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今天李准同志创作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新成就，同过去一小段弯路相对照，不正说明了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吗？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够正确地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斗争，我们只有用毛泽东思想作指针去认识现实、概括生活，才能使我们的创作不断地向更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发展。
三
李准同志的短篇小说，在艺术描写上也有明显的提高，主要表现在艺术概括性比过去加强了。
艺术概括性的问题，就是作品中描写的生活如何来源于实际生活，但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也更带普遍性，能更有力地推动现实向前发展。艺术概括性越强，对读者的艺术感染力也就越大，读者也就越能够从艺术作品中强烈地感到整个时代的发展。无论过去和现在，总的说来，李准同志的作品都是来源于农村实际生活的，他没有脱离实际生活去臆造故事，他的作品中始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对于农民的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惯，李准同志是很熟悉的。朴朴实实的文风，生动的群众化的语言，描绘生活的语言同人物语言和谐地一致，是李准同志创作的一贯的特色。他的小说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风格。《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作品，不但同样具有上面的艺术特色，而且对读者的艺术感染力比过去更大了。这是为什么呢？第一，艺术上比过去更加精炼， 〃 去芜存菁 〃 的加工做得更好了。过去有的作品，在内容上显得芜杂和冗长了些，现在的作品，在素材的处理上大多环绕着一个中心思想而展开，无关的就加以省略，因而显得更加集中。如《一串钥匙》、《三月里的春风》、《李双双小传》，都能够把艺术描写集中到主题思想的焦点上。第二，过去的作品，作者还偏重于从叙述故事来形成作品的结构，在描写人物的时候，比较注重从故事展开中表现人物性格的个性特点，而较少注意在人物的精神面貌上体现时代的风貌，最近一个时期的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的描写更加鲜明，而且更加注意了从人物的精神面貌上体现整个时代的气氛。从先进人物的精神面貌上体现时代的特点，也更加注意从人物相互关系上体现新的人和人的关系，因此人物性格同整个作品的典型性都加强了。比较一下两篇小说：《林业委员》和《两代人》，篇幅都不长，一篇六千多字，一篇八千多字。两篇作品都是歌颂农村中的先进人物，前一篇是歌颂两个青年：一个是青年姑娘 〃 小劳模 〃 沈玉凤，一个是黄河农业社造林好手小伙子秀山；后一篇是歌颂农业社中的母女两代：母亲高秀贞是新任造酒厂的厂长，女儿珠珠是新任的妇联主任。但后一篇给读者的印象比前一篇强烈。为什么呢？在《林业委员》中，沈玉凤和秀山两个先进人物的形象也是明朗的，生动的，现实和理想也都是美丽的，在思想上也是健康的。这篇小说的故事就是沈玉凤到秀山社里去参观造林，在参观过程中，表现了沈玉凤的热情、虚心和秀山的活泼和钻劲。但是，从这两个很可爱的青年先进人物的形象上，除了他们本人的优秀品质以外，我们还不能强烈地感到合作化时期所引起的深刻变革；在沈玉凤和秀山的关系上，除了故事情节使他们发生联系外，也还缺少精心地从人物的关系上体现出整个农村新关系。《两代人》显然有了很大发展，虽然人物也只是两个，但高秀贞的精神面貌上却强烈地反映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整个农村生活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一接触到高秀贞兴奋的、充满活力的心情，我们立刻感到了大跃进的气息扑面而来。作者把人物性格同时代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生动地、形象地描绘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又从人物兴奋的、愉快的心情中反映了农村中巨大的变化。高秀贞老当益壮、干劲十足、奋发前进的性格，正是这个变得又快又好的跃进时代的一面镜子，而反过来，浓郁的时代色彩又使得高秀贞的心情富于感染力，使读者很容易受到感动，引起共鸣。《两代人》中安排高秀贞同珠珠的关系，不只是各自调动工作，而是把她们两个的工作写成衔接的关系，这就加深了作品的意义：两代人不只是年龄上的两代，也是事业上紧随前进的革命的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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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在我国文学创作中是很繁荣的，特别是近几年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色，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作品。李准同志的创作是其中的一枝花。读者们希望李准同志沿着《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的方向继续前进，为我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李准同志在《车轮的辙印》一书后记中说： 〃 从宋老定发家致富，要买土地开始，到人民公社化后，白举封把最后几把钥匙 ' 下放 ' 给儿媳妇止，……我自己回顾一下，也觉得我们祖国的农村变化多么大啊！ 〃 是的，过去十一年的变化是伟大的变化，但更伟大的变化还在前头，更伟大的胜利还在前头，相信在李准同志今后的作品中，一定能够看到中国农村、中国农民更伟大的变化，看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土地上的更伟大的胜利！ 11 这不仅是家庭问题 ——读《家庭问题》
姚文元 （1963。05。12）
《人民日报》
胡万春同志的短篇小说《家庭问题》（《上海文学》一九六三年四月号），是一篇值得向广大读者介绍的有战斗性的好作品。它通过一个老工人家庭中发生的矛盾和斗争，鲜明地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教育工人阶级青年一代，如何使青年一代真正能继承老一代工人的无产阶级的风格。
从最近一个时期胡万春所发表的几篇小说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向：作者一方面在艺术上力求更加朴实、完整、流畅，努力通过塑造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来体现思想，在表面上的平淡中去显示更引人也更耐人思索的内容，不追求情节上的曲折离奇；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力求更加深刻、鲜明地接触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人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努力去掌握不仅是对于工厂，而且对于整个社会都有重大意义的题材，使作品具有更深的认识意义，更广泛的鼓舞作用。这两方面的结合，使作品的风格趋向更加深沉。这是作者努力使思想和艺术都向前发展的一种表现。
《家庭问题》的情节是简单的：钢铁厂五十五岁的检修工段长老钳工杜师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杜福新三十三岁，在厂里做工人，他十一岁就去当学徒，经过劳动的锻炼，懂得旧社会的阶级压迫的痛苦和新社会的幸福。他虽然不懂三角、几何、 〃 爱克司 〃 ，土生土长，但有一颗热爱劳动和朴实无私的心。小儿子福民十九岁，他是在新社会中长大的，刚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了业，也分配到同一工厂工作。他没有经过较长期的劳动锻炼，在学校生活中，他染上了同工人阶级性格完全不符合的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骄气和洋气。小说通过杜师傅同福民的矛盾的展开和解决，塑造了福民、福新、杜师傅和他老伴四个人的形象，经过 〃 家庭关系 〃 的折射，提出了教育青年一代这样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
请注意年龄：三十三岁和十九岁。兄弟俩偌大的年龄差距，不是作者偶然设计的，它反映了兄弟俩经历了很不同的生活，正是这种不同生活经历形成他们性格上不同的特点。福新属于工人阶级内部经过阶级斗争锻炼和劳动锻炼的中年、青年工人行列，他们继承了父辈的传统；福民虽然也是工人家庭出身，但实际上并没有在工人中间生活过，解放后十几年生活都是在学校中度过，是带着知识分子生活习气刚走进工人阶级队伍的新工人。这种差别，反映了不同思想觉悟的工人的性格特征。杜师傅对福民的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不仅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工人阶级老一代应当怎样教育新工人的问题。
作品饶有风趣地把两顶帽子作为一根连头接尾的丝线，在看似平淡中显出深意。是的，生活中有一些平常的片断，平常的事物，当它经过作家有意识的运用，能够揭示出一定阶级，一定生活方式的本质时，它的社会意义就远远超过它本身的物质内容，能够概括十分广阔的社会生活，发人深省，甚至能使人想起整个时代和整整一段历史。你大概还记得《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那双著名的老布袜子吧！陈喜和老班长一掷一拾之间，就多么形象而深刻地显示了对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的背离和继承，它的印象长久铭刻在我们脑子里。这篇小说里的帽子也起着类似的作用。杜师傅为两个儿子各买了一顶带护耳的制服呢的帽子，这是一种很实惠的、保暖的、厚实的帽子，是工人家庭常用的帽子。福新满腔高兴地接受了。可是当杜师傅把这顶帽子送给刚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福民时，他却显得很冷淡，这使杜师傅大为吃惊。为什么他不要呢？福民的回答是： 〃 爹，我梳头的，有油，还是不戴帽子的好……再说，这顶帽子也太俗气了。 〃 接着是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
听儿子这么说，杜师傅就像挨了一记鞭子似的痛苦，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他控制着自己的激动，垂下了两只青筋直暴的大手，简直说不出话来。接着，他听见房门响了一声，福民已经走了出去。房间里空落落的，他的眼睛直楞楞地注视着椅子上的帽子。那顶帽子，似乎没讨人喜欢，看来也有点忧伤的样子；护耳搭拉着，两根带子没精打采地垂挂在那里……杜师傅深深地叹了口气，站着身子，从椅子上拿起帽子抚摸着。然而当他将帽子放进五斗橱抽屉时，终于气愤得连手也微微地颤抖了。
……
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自己所喜欢的小儿子，居然会是这个样子。
不要父亲的帽子，这难道是帽子不合用么？仅是怕头发弄乱么？不，帽子，在这里是工人阶级热爱劳动的生活方式的象征。不要帽子，是对劳动的厌弃，对艰苦奋斗的厌弃，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厌弃。刚从学校生活中出来的福民，梳着油光水滑的头发，穿着长毛绒翻领茄克衫和咖啡色西装裤，他习惯了这种穿戴，以这种生活方式为美，怎么会懂得这一顶帽子的重要呢？只有以后他在小刀似的北风中奔走时，他才深深地体会到：油光滑头没有丝毫用处，而那一顶连耳帽却是多么宝贵。……杜师傅的愤慨是合理的，随着愤慨而来的是回忆和反省，他忽然觉得：自己对那么亲近的儿子，并不了解，他 〃 总是因为厂里工作忙、忙、忙，把一切都放过了。 〃 一顶帽子，使他回忆起福民的成长过程， 〃 自己过去常常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的东西，忽然之间明朗了起来。他懂了，福民身上所缺少的，就是大儿子福新所具有的一个工人的朴实。 〃 还可以补充一点：他身上有了大儿子所没有的浮华和虚荣的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表现。
福民的表现当然只是青年工人中一种现象。在工厂中，有大批同福新一样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青年工人。作者把两人性格作对比刻划，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全面地去观察问题。但像福民这样的人也不是个别的，他们本质并不坏，可是长期学校生活带来的某种脱离、轻视劳动人民的习惯，在刚参加劳动一段时候，是表现得相当突出的。作者有意选择了工人家庭中兄弟俩不同的性格，正有力地显示了：最后决定一个人性格的，不仅是家庭，而且更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是的，杜师傅想起了 〃 做爹娘的责任感 〃 ，觉得自己过去对小儿子关心太少，这可以提醒我们很多同志去注意 〃 家庭问题 〃 ，注意家庭教育，注意自己子女的思想状况；可是全篇小说却向我显示了：福民的思想转变毕竟不是只通过家庭教育能全部解决的，而要在劳动实践中才能解决。
分配到杜师傅那个工段当技术员的福民，抱着在技术上大显身手的快乐向父亲要求工作时，杜师傅却要他领一套工作服来先做工人。 〃 我不同意你去坐写字间……你首先应该学会做一个工人。 〃 小说的后半部，就通过兄弟俩的对比，描写了福民如何在做工人的日常劳动中改造自己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不能说写得很深刻，但却很具体、很明确。福民所遇到的那些平凡的问题，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参加劳动都要遇到的考验。在他过去认为很平常、甚至有点瞧不起的事情，要亲自通过它，就成为一个十分艰苦的关口。过去，他对哥哥是瞧不起的，知识分子的自傲心理，使他觉得哥哥没文化、粗里粗气，一双手就像两把锉刀，从来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现在，他发觉哥哥在厂里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简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不熟、不懂。这激励他、教育他懂得了劳动的可贵，激发了他努力学习的欲望。他活渐渐干得多了，手渐渐粗起来了，头发也稍稍短了些了……他在变，在开始向工人阶级的性格的方向变。
然而，小说不仅为我们显示了劳动对福民的锻炼和改造，还通过寻找皮带盘的情节，显示了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思想的分野。这虽然并没有学劳动那么 〃 苦 〃 ，却是比学会劳动更为深刻得多的考验。很平凡的事情，却对两种思想划出了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对于福新，把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和小单位利益之上，已经成为性格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