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相并列是“大逆不法”，便命令将王锡侯押至京师，交刑部审讯。
结果，王锡侯及其子孙都处以重刑，毁版并禁止销售。解京治罪的还有题诗卷首的李友棠。他被革职。两江总督高晋、江西巡抚海成、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以失察革职。大学士史贻直、尚书钱群为王氏家谱及王锡侯其他书作序，只因为他们去世，才未深究。
想入非非者的不幸
有的文字狱是一些想入非非的穷知识分子自投罗网。他们为了出名，对帝王怀着幻想，为了唤起统治阶级对自己的注意，或著书立说，或出谋献策，不但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反而被认为“干犯皇上御名”、“狂妄”等罪名，受到严惩，身首异处，家破人亡。下面说两桩这样的案子。
第一桩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五日，广西浔州平南县老秀才吴英在桂林拦住藩司朱椿的轿子，献上一份策书。该书向皇帝献了五策：
第一是免粮银充实社仓。他说：“民饱则易于驾驭，民饥则难于控制。”现在皇上正免除各省税粮，不如将所征粮款划拨州乡，添设义仓，这样不但易于借纳、发放，又免差役、胥吏索取的弊病。第二是准许百姓自由贩盐。由专门的衙门管理盐业有许多弊病，例如负担盐官的俸禄，运输过程中易出现私盐现象，盐埠业主短斤缺两等等。准许百姓自由贩盐，交税纳款，上下两便。第三是弥盗。小盗乱于荒野，大盗作乱朝廷，弥盗是大问题。他提出的弥盗之法是实行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甲，一人为盗，九人连坐，甲长与盗同罪。第四是限制或禁绝种植烟草。第五是整治寺僧。他认为寺僧太多，增加农民负担。让众多寺僧参加生产，对国计民生有利。
吴英已到花甲之年，乡试屡试不第，以为通过献策能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得到重用。出乎吴英意料，朱椿看了第一条就认为“语多狂悖且叠犯皇上御名”，把他逮捕起来，审问他有没有同谋。最后吴英被判凌迟处死，两个儿子和亲弟、侄子斩立决，吴英的妻妾、未成年的子孙和侄子给功臣为奴。一个家庭就这样给他断送了。
第二桩
乾隆年间，山西临汾有个读书人叫冯其炎。亲生父亲本来姓赵，他年幼时父亲就死了。父亲死时，有母亲、一兄、一弟。因为母亲改嫁给冯珍，他便改姓冯。十年后母亲去世，妹妹夭折，哥哥返回赵家，只他一人跟继父生活，穷而孤单，但他继父还是送他读了书，于乾隆四十一年中了秀才。
成年的冯其炎产生了对异性的追求。恰好他的两个姨母，一个有一小女，年方十七，另一个也有小女，年方十四。如果他一人而娶此二表妹，岂不美哉？可是他家穷，不说娶两个，一个都没办法。他精神失常了。四十七年七月，他跳城墙自杀而伤腿。对两表妹的思念割舍不断，他想起一个办法：先得到皇帝赏识，然后请他帮忙！若皇帝赏识他的才华，派个能干的官员，骑一匹快马，赶到临汾，问冯其炎有没有两个表妹，事情不就完成了吗？
他开始给先秦名著《易经》和《诗经》作注。四十八年正月他携带两书注解到了北京，寻机会把注解送给皇帝。他听说皇帝将出城祭泰陵（清世宗陵），便成天守在长辛店路上。结果被认为形迹可疑，将他拘捕起来，并搜出他携带的材料。直隶总督袁守侗便以他“妄言狂吠，上渎天聪”的罪名，判他流放黑龙江为奴。
七个“惨”字，终结腰斩酷刑
腰斩是一种酷刑，起码从秦时就开始用了。对丞相李斯施行的刑罚就是腰斩。腰斩是从腰部将犯人砍作两截。刽子手要犯人快死，就从上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如果要犯人慢点死，就从下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如果慢死，上截往往还是活的，过段时间才痛苦地闭上眼睛，很惨。
最后一次腰斩出在雍正十一年。这次腰斩是雍正帝所判，而废除腰斩也正是雍正帝。
这最后一次腰斩是判给了河南学政俞鸿图。
俞鸿图，字麟一，浙江海盐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雍正十年被任命为河南学政。学政负责一省学校教育和各种文化学术之事，举人考试也在其中。科考时，他告诫仆从在试院外值班以绝考试资料传递之弊。处斩犯人的发辫被拽起想不到仆人欲得举子贿赂，与他的妾串通，帮助他们作弊。其妾把与考试有关的材料贴在俞鸿图的官服里面，俞鸿图穿出去，脱下后，仆人撕下来传给外面的举子；外面的仆人也用同样的办法把有关的材料传进考场，收取贿赂，达万余两。他们的勾当俞鸿图因大意并不知道。不久，外面满城风雨。十一年兼河南巡抚的王士俊弹劾俞鸿图，告他纳贿营私。十二年三月，雍正帝派户部侍郎陈树萱前往河南会同山西、河南的河东总督审理俞鸿图案件。谕旨十分严厉，声称如果徇情，对侍郎和总督严惩不贷。
开始俞鸿图否认自己有接受贿赂行为。但其妻妾仆人承认了作弊、接受贿赂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俞鸿图不得不认罪：的确有将劣等试卷当作合格试卷并接受贿赂万余两的事。陈树萱向刑部提出了将俞鸿图处斩的意见，刑部同意并报雍正审批。十二年三月十二日雍正批准对俞鸿图斩立决。
俞鸿图亲家邹士恒受命接管俞鸿图的职务，并将俞鸿图处以腰斩，监斩的人也是邹士恒。
让犯人亲戚接替犯人的职务并由他施行酷刑，这多么残酷，多么不人道。但雍正帝的性格决定了他要这么做。邹士恒慑于天威，不敢把此刑罚告诉俞鸿图。
刽子手执行腰斩，犯人要想快死，必须给钱。由于俞鸿图绑赴刑场时邹士恒才告诉他是执行腰斩，这时他已来不及准备。刽子手给了他一个慢死，俞鸿图上截在地上打滚，痛苦万状。他用手指蘸上身上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了7个“惨”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
邹士恒向雍正帝报告了这一惨状后，雍正帝下令封刀，腰斩自此废除。
清朝外交简史
外交，清朝称“洋务”或“夷务”。下面分三个时期介绍清朝外交方面的发展情况。
关外时期
政治是目的，外交是手段。努尔哈赤在不同时期因政治目的不同，使用的外交手段也不同。统一女真部落的过程中首先使用了“远交近攻”策略。他从苏克素护河部开始由近及远地攻打各部。统一女真族时，与蒙古和朝鲜保持友好关系，与明朝保持君臣关系，向明朝进贡，与明朝保持贸易往来。在统一海西四部过程中，努尔哈赤运用了联姻手段，与叶赫和乌拉两部都建立了婚姻关系。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娶乌拉首领布占泰的侄女和妹妹为妻，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布占泰。努尔哈赤还娶了叶赫部首领杨吉砮的女儿为妻。杨古砮死后，努尔哈赤没有因姻亲关系给杨吉砮的儿子纳林布禄任何让步。最后他们还是兵戎相见。
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赢得萨尔浒战争胜利，接着攻占沈阳、辽阳及辽河地区70多个城堡后，天启元年（1621）后金成立后，他又有了夺取中原的企图。为了争取时间做准备，这时努尔哈赤又要与明朝和谈。闰四月二十二日，他让释放而归的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四人进关对明朝廷说，明朝应承认后金，并要求派人到后金进贡谈判罢兵。
明朝决心围剿后金，乃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对后金构成包围圈。努尔哈赤利用外交打破这种包围。他多次派遣使者赍书朝鲜，希望朝鲜“不事南朝，子子孙孙，永结盟约。”然而朝鲜没听他的。
皇太极即位后充分利用外交为其扩张的政治服务。他的目标与其父一样是占领中原，统一中国。天聪四年上谕，表示要实现“打开山海（关），通我后路，迁都内地，作长久计”的计划。要实现这个目标，他首先征服漠南蒙古和朝鲜，断明朝羽翼。努尔哈赤死后，明辽东巡抚袁祟焕派李喇嘛和都司傅有爵为窥视后金前去吊丧，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遣使者回访。袁祟焕表示愿意讲和，让使者告诉皇太极。因为朝鲜拒绝努尔哈赤提出的双方结盟的建议，皇太极下决心攻打朝鲜。为绝明朝从后牵制之患，便利用这个机会派遣方吉纳、温塔石到宁远表示愿意讲和，并给袁崇焕开出一张礼单，要求明朝“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匹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匹馈送之后，以为和好之礼。”礼成之后，后金“以东珠十颗，貂皮十张，人参千斤送尔。尔则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毛青细蓝布三十万匹送我。”三月五日，袁崇焕与李喇嘛各写了一封信，要求后金接受和谈条件，遣使臣杜明忠给皇太极带去，业已降服朝鲜的皇太极马上板起脸，于四月八日回复中逐条批驳他们在信中提出的要求，故昭梿《啸亭杂录·太宗伐明》说：“天聪己巳，文皇帝欲伐明，先与明巡抚袁祟焕书，申讲和议。崇焕信其言，故对庄烈帝有‘五载复辽’之语，实受文皇绐（di，欺骗）也。”元年（1635）三月，皇太极派阿敏进攻朝鲜，降服朝鲜后就以袁崇焕“修葺城墙，潜图侵逼”为借口，攻打锦州，遭重创。增兵攻打宁远，又遭重创，史称“宁远大捷”。这件事使皇太极清醒地认识到，他需要一段时间把后金的事办好才能夺下中原。他又玩起了和谈花招，先后于天聪元年十月二日给祟祯帝写信，二年正月给宁远总兵祖大寿写信，给明廷诸臣写信，三年正月十三日致书袁崇焕，都是讲和。五月十一日，五次派兵越过长城，掠夺明边。在这期间，他多次提出与明朝和谈，他觉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和谈。皇太极把明朝作为主要对手，而对农民军取避让方针，多尔衮按照这个方针，于顺治元年正月写信给李自成农民军，表示“协谋同心，并取中原。”
皇太极三次派兵征服了漠南蒙古，蒙古与后金形成内附关系。两次派兵征服朝鲜，朝鲜成为清朝属国，称臣纳贡，四年朝贡一次。
这个时期外交政策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制定。外事由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负责。
入关后到鸦片战争
入关后到鸦片战争这个时期，清朝外交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实力为自主外交基础。顺治年间，俄国向我黑龙江流域扩张，先后占领尼布楚和雅克萨两城。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康熙帝先后两次派兵进攻俄军盘踞的雅克萨，把他们打痛之后，派遣索额图等与俄国以戈洛文为首的代表团谈判边界问题。索额图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俄方企图多占我土地的无耻谰言，签订了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雍正年间，中俄就中段边界谈判，中方代表隆科多对俄南怀仁献给康熙皇帝的铜镀金天文望远镜方代表萨瓦战争威胁不示弱，与之力争。后来签订《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段中俄边界。
第二、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迅速增加，清朝成为宗主国。随着清朝的强大，四面八方的国家纷纷前来与清朝建立关系。到乾隆时与清建立关系的国家已有44个。先后成为清朝属国者，除朝鲜外，还有琉球（顺治十一年）、越南（顺治十七年）、缅甸（乾隆十五年）、暹罗（顺治九年）、南掌（雍正七年）、苏禄（雍正四年）、尼泊尔与锡金（乾隆五十五年）、廓尔喀（乾隆五十三年）、浩罕（乾隆二十四年）、坎巨提（乾隆二十六年）。朝贡密度，大的三年一贡，如琉球，中等的五年一贡，如苏禄，密度小的，十年一贡，如缅甸、南掌。
第三、外交礼节显尊自大。使臣出访，属国国王派陪臣三跪九拜迎接。宣读诏饬，国王率陪臣三跪九拜，读毕也要三跪九拜。属国使臣觐见清朝皇帝必须三跪九拜。与清朝仅是一般关系的国家，其使臣觐见清朝皇帝也要三跪九拜。顺治十三年，俄国使臣巴依科夫率团到北京，不向顺治帝跪拜，遭到拒收礼物并遣返的惩罚。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时，马戛尔尼拒绝三跪九叩，最后允许他按觐见英王礼单膝下跪，这是惟一的宽大。后来英使阿美士德访问中国，欲觐见嘉庆帝，因为拒绝三跪九拜，嘉庆帝怒而不见，令其归国。
对于西方国家，清王朝也把它们当作藩邦属国看待。把他们的使臣说成“贡使”，以理藩院管理与他们的外交事务。
第四、闭关自守，限制外贸。详见《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
第五、对于外国传教士由信任转向抵制。康熙朝允许人民信教，外国天主教徒有10万。对传教士顺治帝和康熙帝还比较信任。顺治帝临终就继承人问题征求德国教士汤若望的意见。还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正。定三藩期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帮助铸造大炮。康熙四十三年（1705）罗马教王派多罗为特使到中国，规定入教之人不得祭天、祭孔子、祭祖先，触怒康熙，因执行这个命令后臣民就只听教皇不听皇帝了。四十五年多罗被驱逐，随后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十六年（1811）还颁布了传教治罪条例。
这个时期，外国人来中国最多的是俄国人，其次是英国人。主要是贸易往来，俄国还派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和喇嘛教。俄英两国不止一次派团访华，俄国七次派使团就政治、贸易、宗教事务访华。清朝罕见派团出国的情况，只在雍正八年（1730）派了两个团访俄，祝贺新皇即位，争取对征讨准噶尔的支持。
这个时期，清朝外交由皇帝决策，理藩院、鸿胪寺兼外事执行机关。
鸦片战争后至清朝灭亡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了近代。清朝外交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实行屈辱外交成为清朝最大的外交特点，鲜有外交自主可言。由于清朝腐朽，积贫积弱，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
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清朝屡战屡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苟延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