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几个字，就是他的政治遗嘱。因为，他一生中，一直用良知指导自己的行动。
在这个时期，柏尔青将军已经知道自己万无生路。但是他毫无牵挂，毫不后悔。斯大林的法院可以给他判罪，可是他在历史面前却是打赢官司的。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只有这个才算数。
（我在比国才听说，来源是绝对可靠的，说是柏尔青将军和情报中心的领导人，都在1938年12月被处决）。
已经到了1937年秋天，大家讲好，只要我准备就绪，马上动身。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不见动静。我全不知道计划的下场到底怎样，又回报馆去工作。到了年底，才从不同方面获悉，情报部门发生变故。其意义和后果显得十分清楚。我们的事情流产了。建立针对德国的情报基地当时得到柏尔青和斯蒂加的热烈赞赏，却是完全违背了党领导的看法和意图的。
我已经不存希望，而在1938年3 月，忽然接到斯蒂加手下一位上尉的电话，叫我去一趟巧克力大楼。这不过是一位次要的人物。
我一连去了四次，人本来已经相当熟悉，可是今昔对照一下，马上觉得今非昔比。是偶然的吗？不，偶然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被带进上尉的办公室，刚刚坐下，上尉便对我说：“请听着，我们得马上动手。我们浪费了六个月，现在一分钟也不能错过了，一定要两步并一步走！”
我说，“这么重要的会晤，我本来以为会见斯蒂加上校。”
上尉斜瞅我一眼，为难的神色，比明讲还清楚。毕竟他还是作了一些解释。
“你明白吗？我们的机构作了一些调整。有人调动了工作，接受旁的任务……我们这就替你办护照，规定你的行程，再给你半天熟悉熟悉密码……”
我答道：“反正我是一切都准备好的。”
不错，我一切都是准备好的。除此之外，我本来别无他途。
我垂头丧气回到家里。怎么会饶过我的呢？为什么又要用我呢？柏尔青下台已经毫无疑问。我怎么会仍然肯干的呢？
而心里又那么难受。到底为什么呢？因为柏尔青将军如果还在，也决不会叫我不干。交给我的任务是柏尔青亲自批准的，并且是亲自筹划的。我所以仍然跟他走，恪守我的诺言，只有这才是有价值的。反对纳粹的斗争只会越发重要，越发责无旁贷。至少，我将投入战斗，而且是决定性的战斗。
我要去建立的各个小组，我要去规划的地下斗争各个机件，都由我负责。机器一开动，什么也别想堵塞它！
我再次见到那位上尉，我的想法越发肯定，而提出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用人的规格，我不清楚，但是，对我来说却是很明白的。我干这一行，完全出于我共产党员的身分。我不是军人，也不想参军。”
上尉回答说：“随你的便。参军也罢，不参军也罢，我们只知道你的级别是上校。”
“爱给我什么级别，便给我什么级别。我无所谓，也不感兴趣。”
上尉介绍我见一个密码专家，用巴尔扎克的小说《芳龄三十》，作为码底，并用了几个小时教我用密码编电报。
还有几点需要交代清楚。我的护照上登的是加拿大的魁北克人，所以不一定会讲英语，在布鲁塞尔的接头人是苏联商务代表团的一位职员。
我又接到通知，在动身以前去见情报局的新领导。他在柏尔青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什么都没变，也是一位将军，但是怎能代替得了我对柏尔青的情谊和崇敬呢？他大约四十五岁光景，对我彬彬有礼，很想叫我放心。他说：“我们完全采取原定的计划。”
他站起身来，走向墙上挂的世界大地图，接着说：“我很明白，咱们现在在德国没有开展工作。（我记得柏尔青告诉过我，这是斯大林的命令，借口是不要上挑衅分子的当。）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在边界附近一个德国城市里，建立一个小组。”
他一面讲，一面用手指在地图上寻找。过了好多年，我回；想起这件事，因为，我读过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报告，里面说，斯大林爱指着地图跟将领们谈战略。
他接着说：“不错，这个德国城市可以是斯特拉斯堡。”
我听了在肚子里寻思说：“好家伙！这下子，我干啦！
情报首长把斯特拉斯堡当做德国的城市。”我这才头一次懂得，斯大林的干部“调动”得出了什么样的结果、刊‘么样的水平。我今后还有的是机会去怀念柏尔青将军呢！内政部提拔了一位火箭干部当情报头头，我在心里想，如果他搞情报跟搞地理同样的高明，我今后的麻烦事肯定少不了。可叹日后的事证实了我这个预感。
这位将军跟我都沉默了一会儿。他瞧见在场的上尉脸色，由白色变成大红牡丹，知道出了纰漏。我只好给他个台阶，让他下台。
我走到地图跟前大声说：“您完全说得对。斯特拉斯堡尽管在法国境内，却具有德国城市的种种特点。咱们可以想法在那儿搞—个小组。”
他神情稳了下来，接着说：“本来嘛，我就是这个意思，在德国边界附近，找一个法国城市。”
我们告辞出来，上尉嘟嚷说：“你搞得不错。纰漏可真够戗！”
我一本正经地说：“噢！您知道，谁也难免搞错点什么呀！”
但是，我已经下了结论，碰上这样的权威，我的磨难还瞧不见头呢。
在离开苏联以前，我去跟儿子米歇话别。我觉得心酸，儿子住的校舍在我看来，倒象孤儿院。
我对孩子说道：“米歇，我要去为党搞工作。我得走开一阵子……”
孩子不做声。我有点凄惶，觉得丢下了他。我拥抱他一下便走了。走了两公里，到了火车站，听见后边有人叫喊。
回头一看，路上一个小人在奔跑过来，就是米歇。他嚎叫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别扔下我！别扔下我！我不要一个人留下。”
我得过十六年再重新见到他。
我经过列宁格勒和斯德哥尔摩，去到比利时。到了安特卫普，我去赴约，领了新护照，改名亚当·密克莱，加拿大实业家，打算在比国定居开业。
第二章 国际优质雨衣公司
加拿大实业家亚当·密克莱要在比利时开业，并非出于偶然。比利时国小中立，它的中立法制提供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优越条件，便于在那儿搞情报工作。唯一的条件是不能针对比国自己。比国的地理条件，也便于迅速联系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而最根本的是，密克莱在比国有几处站脚的地方，便于经营企业。
我劝柏尔青将军开办商业公司，那是有我的明确计划的。
1937年回莫斯科途中——那是我第二次在巴黎逗留——我在布鲁塞尔略为耽搁，因为要拜访一位老朋友，名叫莱奥·格罗斯沃格尔。我一到比京，便赶去他家。
自从离开巴勒斯坦，我曾经几次见过他。从1929到1932年，我往往从巴黎到比京去开会。
莱奥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柏林读书。到了1925年，他扔下一切，去到巴勒斯坦，在共产党里热情工作，并且发挥了他的才能。1928年，他到比国定居，因为他有两位本家在那儿经营一个工厂，名叫“橡胶王”。他不久便当上了商务经理。
然而，莱奥并没有因此而背弃他原来的信仰。这位受人尊敬的实业家，在比京的工商界颇有名望，仍然替第三国际和近东各国的共产党担任联络。他摆脱了这些重要工作，今后专搞情报。
首先得把“掩护”搞起来……我们得办一家自己的企业。
橡胶王生产雨衣。莱奥便计划利用国外众多的分公司，自己办一家进出口公司，推销雨衣。就这样，一家“国际优质雨衣公司”，便在1938年秋天在法律上正式成立。由于莱奥经营有方，这家公司很快就兴旺起来。
公司经理叫做儒勒·贾斯巴尔，是位有声望的企业家。
他的家族在政治界有地位，哥哥当过政府总理。自己在好几个国家当过领事。他熟识上层人物，工作十分出色。他在瑞典、丹麦、挪威开设分公司。在比国呢，他得到一些官方机构的支持，因为在那时候都想要重振奄奄不振的出口事业。
贾斯巴尔早就跟莱奥有来往。财务主任纳萨兰·德拉伊也是一样，早跟莱奥有往来，而且为人坚强，有业务水平，一向反对纳粹主义。他知道赚的钱是用来资助反法西斯的组织的。
莱奥担任公司经理，密克莱成了股东。企业发展很快。
1940年5 月，北欧各国的分公司搞得都不错，跟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也有了往来，甚至和日本也有买卖。我们在日本买人造丝。分公司管事的，都是正当商人，谁电想不到总公司是干什么的。
1938年初夏，我的妻子露芭带了第二个儿子埃德加来到比国。孩子才一岁半。
我一家团聚，完全象个殷实商家，稳当，可靠。露芭自然是个端庄雍容的家庭主妇，在家务和社交之余，仍然和比京苏联商务代表团的成员保持联络。我们家住在比京理查．纽堡大街一所僻静的宅子里。莱奥家住得很近：普吕当·伯尔大街117号。他跟德拉伊和密克莱，既是朋友，又合股经商，当然过从甚密。
不过，有时难免出些事情，妨碍我们走我们选择的道路。露芭在莫斯科到比京的旅途中，吸取了教训。人们为了避免麻烦，交给她一份护照，身分是法国小学女教师。也许一些细节没有预先安排好，她在路过芬兰、赫尔辛基的时候，坐出租汽车，司机是个白俄，向她问道，“你说你是法国人，怎么孩子会讲俄国话呀？ ”
的确，埃德加讲了几个俄文字，露芭没有留神。她答道：“是呀，不过您知道，这孩子学话特快。他在俄国呆了几天，就有点会讲俄国话了。”
所以，预防是永远不会多余的。
过了几天，我也要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公司的业务，在比京正常开展。我在比京一家大银行里，开了个户。过了几天，我名下的支票本子老没送来，便跟莱奥一起去催问一下。
得到的答复把我们弄得相当为难。原来不久以前，银行经理处决定对外籍存户进行一次原籍调查。这就不难想象，到。魁北克去调查亚当·密克莱这么一个公民自然会得出怎样的一个结果。
我跟莱奥商量一下，决定宴请银行经理。酒到半酣，我便给他编了个小故事。我说：“我是犹太人，除了办实业，还想给同族人帮帮忙。这些人都想从德国银行里把存款提出来。这种手续都需要绝对保密，所以我向贵行在魁北克的分行叮嘱过凡是有人调查，便回答一个不认识。”
经理听了，信以为真，并且表示事前没有接头，十分遗憾，马上去电加拿大，撤消调查。
过不了几天，支票簿便送来了。为了证实我没撒谎，便存进一笔巨款，算是在德国的犹太人家汇来的。
情报中心估计我们用商业作掩护，已经站住了脚，便开始派生力军来。1939年春天，来了个卡洛斯·阿拉莫，算是乌拉圭人，其实在俄国叫做米凯尔·马卡罗夫，是个军官。
他曾在西班牙共和国空军中参加过战斗。年纪又轻，信仰又坚，难免有点贾勇轻敌，来时脑袋上闪烁着英雄的光环。
这就决定了他为人和当兵的作风。有一天，佛朗哥的部队步步进逼，形势险恶。守军请空军支援。飞机都整装待发，可是莫名其妙，找不到驾驶员。阿拉莫便自告奋勇，跳上飞机，扑向敌阵，摧毁了目标，完成了任务，安然返航……问题是有这么一个细节：阿拉莫不是驾驶员，而是个机械士。
我们第一次接触定在安特卫普动物园，上午八点半。阿拉莫准时来到，擦肩走过，却假装不认得。
又过了三天，重新在原来的地方约会，阿拉莫早就来到，就不过来，反而急忙走开。苏联商务代表团的联络员波尔沙科夫告诉我说，阿拉莫之所以不跟我接头，那是因为有人跟踪。我觉得古怪。怎么我什么也没觉察呢？ 只好再打听一下。
结果还是波尔沙科夫告诉我说：“两次都有人在跑步。”
“你那个家伙是傻瓜。那些人在那儿跑了十年啦I 尽是些运动员，每天都在动物园跑步。”
我开始怀疑，人们太推崇了阿拉莫。但是他很快就给了我好印象。
当然，有些现象是错不了的，从中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人对交给他的工作缺乏经验。战场上的英雄不一定能搞好情报工作。他在莫斯科情报中心受了三个月收发报训练，这不足以培养出高手来。但是他为人的品质，却超过其他方面。
阿拉莫自然也享受到商业掩护的好处。他被派到奥斯当德去，担任“橡胶王”分公司的经理，发现他销售雨衣的才能并不怎么样。我能理解他，从西班牙天空来到比国一家商店里，变化是大了一些。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派一位出色的助手，霍力克夫人，帮他掌握一应物质问题。
第二个来到的是维克多·苏库洛夫，也是苏联军官，也是乌拉圭公民，取名文森·谢拉，他是1939年夏天到来的。
今后，咱们老要碰到他，用的别号又叫肯特。原定他在比国只呆一年，以后就去管一个设在丹麦的分行。他和阿拉莫相反。阿拉莫一直不改变业余爱好者的态度，而肯特却十分积极，先到布鲁塞尔大学报了名，学会计和商法。露芭也在上大学，学文学，便负责跟他联系。
这位肯特和阿拉莫一样，在西班牙搞了一些资历，又担负了机要工作，却在我的心目中，不如后者那样值得凭信。我怀疑他给内政部做工作，同时又搞军方情报。这种情形并不稀罕。内政部是有这么一种坏作风，派特务钻进红军特工部卧底。“红色乐队”也不例外，我好几次掌握了证据。
1940年初，我们在商务代表团里，负责联系情报中心的联络员告诉我说，他不能再管我们的事了。内政部的人经常跟着他。我马上通知代表团团长，盯梢才算停止。
同样，我在1941年发现负责同维希苏联武官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