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我在1941年发现负责同维希苏联武官联系的交通员太爱管那些不该他管的事。
这种联系实在没有必要。自从我当了欧洲军事情报局的代表，觉得这样的联系方式十分危险，而且很不正常。国外情报网跟情报中心的联系，怎么能通过苏联驻外的官方机关呢？ 道理非常简单，官方的机关人员都受当地反问谍组织的严密监视，很可能截留使馆的电报。
和平环境最多过不了几个月，若不加以充分利用，那将是不得了的错误。然而，我还有一些要紧事没有办妥：建立无线电收发报直接联系；成立可靠的交通员队伍，在中立国普遍布置邮政信箱。为此，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从1938年夏天一直到开战，我们绝对避免搞情报。我们的目标在于巩固商业掩护，建立基层组织，一声炮响便能上阵。
我们连一分钟也不能错过，大限即将来临！
第三章 幻想破灭
和平得救啦！
这是1938年10月1 日《巴黎晚报》头版的通栏标题。多么好的消息呀！头一天晚上，达拉第和张伯伦在慕尼黑，答应了希特勒对苏台德区提出的要求。他们对纳粹领袖投降了，回到本国受到了凯旋式的欢迎！居然逃脱了一场战争！ 英、法政府，为了保全“和平”，也顾不得自己的孬种丑态，居然跟纳粹德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
希特勒双手签字，长驱开进捷克。 “民主国家”在归顺投降的白旗折子里，落了一滴眼泪，便心安理得了，接着又争先恐后地让步妥协。
1939年8 月24日拂晓，希特勒的德国竟跟苏联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我那未来的“护法神”，盖世太保伯格，在这时节，还在当着里宾特洛甫的保镖。他后来对我描绘了当时欢庆的场面。斯大林手举香槟，口念贺词，真叫人无法忘怀，他说：“我知道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所以我愉快地为他的健康干杯。”
数以千计的德共党员，托敬爱的纳粹领袖的洪福，在集中营里腐烂，肯定不会分享斯大林的愉快心情。
对我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却不完全出于意外。
清党以后，党内军内最优秀的干部被清算殆尽。斯大林多年来向往的妥协，势在必行。
略为清醒的观察家已经可以看得出，最近几个月来事态在加速发展。1939年4月16日，李维诺夫当外交部长，向英国大使建议缔结一项英法苏互助条约。两个星期后，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当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开缺后才两天， 5 月5 日，苏联驻德代办阿斯塔科夫会见德国外交官希努尔，说明李维诺夫去职，是因为他执行一条政策，主张与英法缔结同盟。他下台后，德苏间可以建立新的关系。阿斯塔科夫又补充说：“今后，你们不必再跟李维诺夫——芬格尔希坦打交道了。”
那些至死也相信德苏条约出于斯大林天才谋略的人，终于不得不让幻想破灭。1939年10月30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表的演说扫清了最后一点怀疑。他说：“最近几个月来，所谓‘侵略’、‘不侵略’的概念已经有了新的内容……德国所处的地位向往和平，而英法则要继续战争。地位变了，诸位也瞧出来了……”
瞧出来了，的确，尽管要擦擦眼睛，不仅瞧出来了，而且还听出来了。莫洛托夫又说：“希特勒主义的理论和其他理论体系一样，有人承认，有人反对，这是政见问题。但是，谁都懂得，思想意识是没法用武力来解决的……因此，躲在民主的幌子底下发动战争来消灭希特勒主义将不仅是没有理性的，而且是犯罪的。”
最后，唯恐还有人不明白，莫洛托夫又补充说：“我们的意见一向是，只有强大的德国才是巩固欧洲和平的条件。”
我读了这篇演说，心里真是纳闷，既然是这样，我到欧洲来算干什么呢？ 可是，我纳闷不会多久。
1939年底，我接到几次指示，表明情报中心的新领导已经不想搞“红色乐队”了。不仅不再派人到“橡胶王，，的各支店去，而且还字斟句酌地打给我几个电报，叫我马上把阿拉莫和肯特派回莫斯科，而把莱奥派到美国去。
至于我呢，也叫我回莫斯科。
我回信说得清楚而又明白：德苏战争决不可免。如果情报中心决定要阿拉莫和肯特回国，那也可以，但是别把我算在账上，莱奥也不行。我们不能让亲手缔造的东西毁于一旦。
这种企图并不是个别的。情报中心也决定召回索尔格，再派一个不见经传的上校去接他的缺。但是，领导上终于意识到索尔格是不容易代替的，结果只好让他留在东京。从此，情报中心便怀疑索尔格是两面特务，而且罪上加罪，怀疑他是托派分子。他打去的电报搁几个星期也不给译。
马努依尔斯基发指示给共产国际在每一个国家的支部，叫它们赞成并执行斯大林的政策。要点大体是这样：纳粹德国和英法交战，乃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跟工人无关。
好多年来，第三国际的领导一直强调，打击希特勒乃是民主制打击野蛮人。可是，一订苏德条约，战争就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全体共产党人都应该大事宣传，反对战争，并且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目的。
季米特洛夫写道； “必须摧毁这么一种神话，把战争说成是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
我亲眼看到，比共党员让这条政策搞得怎样晕头转向，四分五裂。有的人屈从了，有的人在绝望之余，退出了党。
1939年9 月1 日，清早4 点45分，德军开进波兰。通过我们的联络，我们获悉德军的进展情况和沿路所犯的暴行。
党卫军的特务队残杀犹太人和波兰人，数以千万计。10月18日，我们得到消息，戈培尔在洛茨城逗留期间，打手们搞了一次灭犹暴动，把犹太儿童都从楼窗扔下去。
就在这时候，我算是为它服务的红军，瓜分了波兰。莫洛托夫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向他道贺说：“德军的辉煌战绩推翻了凡尔赛条约产生的杂种。”
现在我算是彻底地明白了。斯大林在一年前便毁灭了波兰共产党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波兰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容忍这次罪行。
战争一开始，他们便证明了这一点。关在苏联监狱里的波共党员都申请出狱，奔赴前线，抗击德军。
德苏条约签订后一个月，斯大林的计划更加清楚了。苏德又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1939年第四季度，双方继续讨价还价，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一等德军战胜英国，便可以成为定局。
在这一场大动乱中，信念和理想都遭到了历史的否定。
我们“红色乐队”的创始核心，始终抓住这么一个想法：不管斯大林怎样颠三倒四，反正对德国的仗是一定会打的。这一根指南针让我们在狂风暴雨中免于灭顶。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必须坚持下去。我们可以有我们的情绪，我们也确有我们的情绪，但是为了我们自愿规定的任务，我们决不能开小差。再说，莫斯科不是求之不得想我们开小差吗？ 情报中心想叫我放弃活动，没有成功。露芭已经回国，她在1940年年底，甚至接到通知，说我即将到达。从此以后，我接到的指示都和建设“红色乐队”毫不相干，反而只能破坏“红色乐队”的生存和使命。
首先给我的任务是筹办经费，寄到东京去给索尔格。我利用跟荷兰银行的关系，很愉快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我深信索尔恪的为人，也佩服他的胸襟见识。后来，到了1939年年底，情报中心派来四个情报员，都带的是乌拉圭护照，要我把他们送到美国去。南美国家的公民要到美国去，必须申请本国领事馆许可。情报中心却不了解这个细节。这四个“乌拉圭公民”，只有一个人会讲西班牙话，知道一点点乌拉圭的生活。他还可以碰碰运气去请签证。其余三个人怎么办呢？ 他们都是青年军官，除了西班牙以外，欧洲哪儿也没去过。
情报中心只好把他们召回国去。
这些蹉跌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看法：情报当局水平不够。
派出来的年轻人，聪明，能干，也很勇敢，但完全没有搞情报的经验。
最后，我又接到一个指示，真把我弄得哭笑不得。情报中心指示我建立一个“制鞋厂”。照特工的黑话， “皮鞋〃 是假证件，所以伪造证件的人叫做“鞋匠”。
搞这么一手当然要冒风险，因为总有踪迹可寻。“修补”
过的鞋迟早会落入警察手里。我最怕伪造证件，引起比国反间谍组织的注意。可是，命令毕竟是命令，特工跟军队一样，无论如何只好照办。
莱奥到底门路多。别忘了，他去比利时是在1928年。他找到了一颗“珍珠”，名叫雷希曼。这人大概是比国最有才能的伪造专家。我相信他是在柏林学的手艺。因为共产国际把伪造证件搞成了一门工业。从此，他便自立门户，凭仗经验，专门给逃出德国的犹太人造假证件。尽管他约定从此不搞私人活动，我为了谨慎起见，还是不让他接触我们的组织。
我们掌握了证据，他不仅买通了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领事馆，不但给他提供真护照，而且还给他办归化证书。他为了补充这门行业，又回收一些欧洲移民到了美国寄回来的护照。
他最高明的一手无疑是到卢森堡一家印护照的厂家，搞到一包空白护照。
雷希曼在鞋底上把钉子敲得太深，结果还敲了自己的手指头。另—个同行，忌妒他的成绩，告发了他，他遭到逮捕。
警察进行抄查，搜出了还没有销出的护照。
雷希曼受审讯时，干脆对法官说，他是护照收藏家，就象别人收藏邮票、蝴蝶。因为证据不充分，他被宣告无罪。
在他拘留待审期间，我们给他找了最好的律师，照顾他的家属，不至受苦。他感激我们的照顾，不肯忘怀。尽管为了谨慎起见，我们不让他直接加入我们的组织，但是我们已经充分估计到他的智力和守口如瓶的美德，所以仍然把他当做一个有用的人。
不管怎样，“制鞋业”是垮台了。而且我从一开始便对这一行存着戒心。情报中心有了一大批存货，足够对付几年的缺货了。
第四章 投入战斗
到了1940年的春天，情况已经十分清楚，清楚得叫人头昏眼花，“滑稽战争”的寿命决不会延至夏天了。
我们搞到了德军攻击计划的一些组成部分，这使我们深信正在准备中的攻势必然收效。不幸的是，比国人也知道自己面临着何等样的威胁，而国家的中立在德国战车面前不过是—层薄薄的烟幕。不幸的是，波兰被遗弃以后，谁也不再去幻想英法的军事援助了。德军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西格弗利防线抽调走了兵力，防御空虚，可是法国军队，一秒钟也没有考虑出击牵制。然而，这却是唯一的办法足以减轻波军所受的压力。从战术上来讲，后果非常严重。如果当时希特勒受到了夹击，有可能被迫后撤，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有这种想法并不是胡想重写历史。
这里，我想做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研究“红色乐队”
的专家们往往指责我们曾向莫斯科透露了法国的作战方案，特别是魏刚将军从黎巴嫩出击巴库的方案。我要起来正式驳斥这种谰言。要证明这种谰言的狂妄，只要回想一下当时的报纸怎样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法国的这个作战方案，哪里还要什么情报组织来加以透露呢。
无耻谰言的用意无非是希望糟蹋了人，总不免留下一些污迹在那人身上。我再一次申明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直到1940年5 月，情报中心从来也没有向我们要过有关法国的情报。我想他们这种情报大概别有来源。
最不客观的历史家也都承认，法国政府在慕尼黑事件以后，又在准备新的投降。法国参谋部躲在马奇诺防线后面，白以为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条防线凭仗比国的中立，仅仅造到比国的边界为止。法国的情报组织难道不知道德军的备战工：作吗？可是，揭露德军备战的材料可实在不少呀1 法国政府就是不理睬嘛！ 等于说家里失火，房主人就是讨厌救火员，关上大门，不让救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戏剧性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尽管索尔格一再提出警报，揭露日本马上就要进攻珍珠港，可是美国政府根本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注）。
（注）也有这么一种假没，说是罗斯福为了启衅有据，故意听凭日本人进攻珍珠港。
5 月10日凌晨，德军向西进犯，轰炸布鲁塞尔。我到肯特家去写出第一封密码战报。我出门不久，便有三位比国警探到纽堡街我的家。我跟露芭从1938年起便在那儿住。他们对露芭说：他们奉命把我们带进集中营，让我们带一两天的干粮和替换衣服。什么道理呢？ 我们虽然入了加拿大籍，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祖先仍算德国人。比国政府已经决定把第三帝国国民以及沾亲带故的人，统统关起来。时刻可以说是紧急的。
露芭却并不惊慌失措。她请三位警探在客厅坐下，告诉他们说，我们原籍桑波尔，是在波兰境内。她搬出拉鲁斯大百科全书，请警探们翻阅查清。他们迟疑一下，便回去请示。
这一下来得正好。他们前脚走，我后脚到，听了露芭的情况，忙向她道贺。这时候，一刻也不能停留，马上得开拔。警察一定还要回来，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赶紧收拾收拾，轻身跳出是非之地，海阔天空任鸟飞。
首先得把露芭母子送往安全场所。我们跟莱奥商量了一下，选中苏联商务代表团。我去跟原来的联络员联系一下，由他组织运转。从这天一清早，苏联大使馆和商务代表团已经让警察包围起来。露芭母子乘坐外交官牌号的汽车通过包围圈，在那儿住了两个星期，才搬到一处秘密的住所。后来，他们索性回到苏联。至于我呢？我先住在邻近的莱奥家，再由他那里改名换姓，重新出世。我的新护照上，姓名叫做让·吉尔伯，出生在安特卫普，职业是实业家。我们于是开始了地下生活。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