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布朗以及纳粹大官们的夫人都在那家时装公司定制衣裙。还有一个茜蒙·费特，在巴黎当比利时商会职员，负责巴黎和比京之间的通信联络。她只要把信件交给比京交易所的联络员，这人就会负责转送。我们还利用一位开过分界线的火车的司机。还有渡海开往斯堪的纳维亚轮船上的海员。
自从东战场战事开始以后，我们的行动迅速发展。原来那种手工业操作法不顶事了。不管那些窍门有多么巧妙，多么有效，多么富于想象，多么象侦探小说，毕竟再也不够用了。我们情报组的材料不仅数量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要求迅速。苏联投入战斗以后，武官苏斯洛巴罗夫离开了维希。
唯一可用的只剩下了比京的联络站。但是在那儿发报却靠不住。安全上，功效上靠不住。
因此，我们急需在法国设置通讯站。我要求局长联系法共电台的负责人，让我去找他，相信一定能够给我臂助。局长同意了。就这样我和费尔南·包利奥尔订了约会。他的代号叫杜伐尔。
我们俩头一次见面便十分满意。我觉得他真算得人地两宜。他身上有一股子热气，叫我一见倾心。尽管他在法共党内负有重要责任，毕竟还是答应了为我们找电台，训练报务员。
他是南方人，老是乐呵呵的谈笑风生。不管任务有多么艰巨，他总是笑眯眯地担负起来，笑容就象他家乡的太阳那样明亮温暖。他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们拿《人道报》来识字。他很早便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因为向往航海，进了马赛的水文学校，毕业后当商船报务员。他在海军服役三年，上了黑名单，退伍后没法找到工作。
就在这个时期，他投身于新闻工作，用全部时间为国际红色救护组织的喉舌《保卫》写文章，同时还为龙河口的党组织到各地去做演讲。1936年，法共在马赛创办双周刊《红色南方》，可是经费分文无着。他却不在乎，仍然当了总编辑，凭他对新闻事业的爱好，奔走呼号，不管是找印刚厂，还是当跑街，反正什么都干。就凭他的这份劲头，读者越来越多。有人说，《红色南方》名虽叫双周刊，实际上却一周出双期。这是独一无二的。
战争一爆发，包利奥尔便奉命搞无线电侦查。老天爷真会开玩笑！日后的法共电台负责人身兼“红色乐队”的电台负责人，居然负责侦查地下电台。复员后，他马上参加抗敌组织，着手建立秘密电台，并且培养报务人员。
法共给我们的这份厚礼非常重要。我们是十分明白的。
包利奥尔很快就装好一部电台。至于报务员呢，苏联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让我去跟索科尔夫妇取得联系。
索科尔两口子是同乡。他们的家乡在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瓜分了波兰以后，归并入苏联。他们便申请到苏联领土上去定居。他们两口子，男的叫赫尔什，是位医生，女的叫密拉，是社会科学博士，然而在申请书里，却填写了自己的职业是修理无线电，因为他们知道苏联需要技工，这样填写职业比填真的较易录取。
苏联驻维希的大使馆接到了申请书，便转给武官处。武官处知道我要报务员，就把他俩介绍给我。
两人都是老共产党员，一听我的话，毫不犹豫，就让包利奥尔负责培训。成绩之快，打破纪录，收发报工作很快就搞起来。1941年年底，包利奥尔又收了七个徒弟：五个西班牙人，加上吉罗两口子。短短几个月打破纪录，在法国的“红色乐队”已经能够上场演奏了。我得补充一句，凡是最重要的报告，都由包利奥尔通过特殊联络线，由法共地下中央转发。这事，下文再谈……
就在这时候，情报中心叫我联系罗宾逊。这位是第三国际地下活动的老手，曾经参加过罗莎·卢森堡组织的斯巴达·克小组。他在西欧定居已久，跟情报中心的联系早巳中断。
局长让我自己斟酌斟酌，看看该不该和他恢复联系。
他对我解释说： “自从苏联清洗了情报组织，我就跟情报中心断了联系。1938年，我在莫斯科，亲眼瞧着好人被清洗，我没法再同意……现在，我跟戴高乐的代表有往来，可是我知道情报中心是禁止这种关系的……”
我对他说：“告诉你罢，莫斯科干的那档子事，我也不同意。柏尔青和他的部下全都清洗掉实在叫我痛心。不过，现在却不是算老账的时候。我们眼下正在打仗。过去的事姑且放下，咱们先在一起战斗。你共产党员当了一辈子，不能为了对情报中心有意见就不当共产党员了吧？ ”
我的话打动了他，我很高兴。当时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我有一座电台和发报机，可是说什么也不能出危险。
咱们约好了定期接头，我把我的消息编成密码，交给你打给情报中心……”
局长接受了他的建议。罗宾逊的情报源源而至。我在物质上给他资助，因为他生活相当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红色乐队”。
1942年秋季有一天，他叫人通知我有急事要会我。约会定好了。事情果然十分重要。
他告诉我说； “我跟伦敦有联系，你是知道的。现在有一个戴高乐的代表在这儿，他想会会法共领导。〃 “他目的何在，你清楚吗？ ”
“因为戴高乐要法共派一个联络员去。法共领导隐蔽得十分严密，来人跑了整整三个星期，连门儿也没有。”
我立即答应他想办法。因为我在两天以内可以会见法共联络员米歇，我把事情告诉了他，随后定下了约会。
这是伦敦方面头一次跟法共地下领导接上关系。
第十章 我的双重生涯
关于当间谍的神活，真叫牢不可破。仿佛特工人员都上过什么专门学校，学会一套搞特工的神技。未来的特工人员在大学里学习特工，就象别人学数学那样。毕业时拿了文凭，这位特务博士便周游世界，以实践考证理论。这样想法的人却忘记了特工的规律跟数学、哲学的规律不一样，而且一般说来是不见经传的。
拿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上过什么间谍课，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自修生。我的学校就是党的战士生涯。要领导一个象“红色乐队”那样的情报网，最好的培养便是在我参加搞情报工作以前二十年风雨飘摇的生涯，有时还是地下生涯。地下活动，我是在波兰和巴勒斯坦学会的。这种无法代替的经验，比什么学习班都强。我那些老朋友，格罗斯沃格尔、卡茨为建立和发展我们这个情报网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搞情报也需要这样的得心应手，富有想象力。肯特是一位“间谍学院”应届毕业生，走进巴黎郊区一家普通的酒吧间，要了一份茶，跟周围的人都开玩笑，特别引人注目。搞情报的人却不兴这样呀。大概在学院里，老师们忘了告诉他“红葡萄酒痕迹难除”。
要不引人注目，不用什么隐身法，最高的高招就是普普通道，决不突出。在这个阶段，重在隐蔽，要存在，不要出面。
我在比京，取名亚当·密克勒，我当真就成了个亚当·密克勒。哪怕最细心，最坚忍的观察家也找不出我跟交易所里，饭馆里常见的商人有什么两样。 要装得逼真，非精通当地情况不可，非得要熟悉周围环境、自己处境以及职业风俗。亚当·密克勒不是从魁北克来的吗？ 我能够成天谈加拿大的景致，哪怕最有心的人也听不出破绽来。
在比京的时候，露芭和一个儿子同在一起，对我混进当地社会很有帮助。战争爆发，德军占领了法国，自然需要格外小心了。
表面上，我在巴黎的生活并没有变动，依然名叫让·吉伯特，西梅克斯公司的股东，住在福居尼街，不然就住在普罗尼街。邻居和门房都把我看做比国工业家，和我打招呼。
我一个人住两处公开的套间，不大接待客人。我的女朋友乔琪·德·温特绝对不上那儿去。她在1941年秋天离开比利时。自从美国参战，她便取名戴佛奈。她住在比加尔区，后来又在维西奈租了一处别墅。她为人沉静，敏慧，只知道我反对纳粹，旁的全不知道。格罗斯沃格尔偶尔到普罗尼街寓所来。有一天晚上，宵禁开始，他没法只得住下。从此，那位和气迎人的门房，便公然向我板脸。过了两三个星期，又有一位妇女来看我，第二天门房见了我，就满脸堆笑。我心中纳闷，不免向她问个明白。她说：“吉伯特先生，我认为您是规矩人，可是来了男人在您家过夜。昨天来了一位夫人，我才把心放下。不然，我还以为您不太正常呢。”
让·吉伯特每星期要到西梅克斯公司去几次。公司设在香什里大街。除了格罗斯沃格尔、科尔班，卡茨和苏珊．广德以外，职员们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在他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企业家。带犯禁的东西到公司去当然是绝对不准许的，特别是在那儿谈情报工作。隐蔽一定要毫无破绽。为了跟德国人订重要合同，格罗斯沃格尔往往设宴款待，不拘形迹。
多特工程局的投机商，最喜欢一家俄国菜馆，东家叫柯尔尼洛夫。还有一家犹太饭馆，乃是占领军保存下来由他们专用的。每逢这样的宴会，我们非得加倍小心，五官并用。为了谨慎起见，我先喝一口橄榄油，再吞一匙黄油，免得喝醉。
因为胃里有脂肪，不吸酒精，人就可以始终清醒稳重。不用说，我们请的客人却不是这样。我的裁缝，理发师，酒店饭馆掌柜，我都跟他们公开打交道。他们跟吉伯特先生打招呼。吉伯特先生则嘴里叼着雪茄烟，慷慨地给小费。
在这样一位人物背后，经常附着“红色乐队”的指挥。
可是在吉伯特和奥托之间，却隔着一堵密封的墙壁。危险正在于两人之间的过渡。所以，在吉旧特钻进阴影的时候，谁也不许跟在后面。
我们布置了“隐蔽所”二十到二十五处。我每星期分两次去两处，一般都是郊区的别墅，都是由格罗斯沃格尔精心选中的。卡茨和他通过一系列约会，收齐材料，然后送给我编排。我利用大量的消息，压缩成简明的情报，分编为四份或五份电报。这个工作起码要搞一整天。联络员拿了稿子，交给译电员。一般由维拉·阿克曼交给索科尔夫妇，用电台发出去。每一个环节都层层隔离。组员只知道自己有必要知道的事情。对这种组织来说，性命攸关的东西便是通信联络。
所以我们一开始便特别注意约会的技巧。
最安全不过的是两个人在自然的场合会面。比方说，1939年露芭和肯特会面，非常自然，因为他俩当时都在比京大学上学。利用学校条件最为优越。不然，为了赴约，两个人各自都得提前离家，在街上遛达。而在学校会面，各人只消照旧干着各人的事，尽量别到会晤地点去遛达。原则上，乘地道车最好坐最末一节，最后才下车，这样才便于观察前面下车的乘客，自己却没人能跟踪。换了车，再来这么一套，直到确实知道背后实在没人盯梢。两个联络员这才各人找预先指定的公用电话，检查一下电话本，看看约好的暗号是否做了记号。比方说第十行，第十号画了一画，等于说太平无事。
会晤本身，看上去应该出于偶然，最长不过几秒钟，一般都在地铁过道里进行。我有时在游泳池里约会人，只消两个更衣间连接在一起，而中间隔的板壁又不到一人高。在这种条件下交换文件，确实十分理想。稍为变化一下，也可以利用比较冷清的咖啡店和饭馆的盥洗室。两位情报员也可以在剧院碰头。当然，两个人是素不相识的，碰头纯出偶然，各人的戏票也是别人代买的。
这种辗转投递的情报，一般写在极薄的纸上。重要消息则用化学墨水书写在一封无足轻重的书柬行距中间，有时候，情报员投递情报，彼此却不用见面。一方面把包裹搁在约好的地方，诸如树脚下，铜像脚下，另外一个人则稍为等一下，便去拿了。照规矩，我们从不用电话谈工作。
在比京的时候，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了肯特，并一再叮咛，若非大祸临头，万万不要使用。有一天，我刚回家，只听见露芭在打电话。原来是肯特在跟她讲鸡毛蒜皮。我记得很清楚，我为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对我们来说，电话不过是一种检查手段。每逢发完了报，我往往打一个电话到发报的公寓或别墅去。一听到熟悉的答话声音，我马上把话筒挂上，这说明一切进行顺利。有时候我也用暗号，比方说：“喂！某某先生住在这儿吗？ ” “他不住在这儿，你搞错了。”译成明码就是说：“太平无事。”万一非打电话不可，那就说反话。“我离开巴黎”就是说“我呆在巴黎”。“我星期一回来”就是说“我星期六在”。因为我们绝对不说真日子、真钟点。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我们搞联络的技巧也与日俱进。1941年，我们几乎已经炉火纯青。机器开动，由下而上，不出事故。然而，搞情报的人跟别人一样，各有弱点，而且很不容易克服。例如阿拉莫最爱汽车。可是我们一般不用汽车，因为领执照，出车祸等等，都会招惹麻烦。我很喜欢阿拉莫，所以为他开一个例。他开起跑车来好似开飞机。有一天，他送我去诺克，跑车当真飞了起来。我出了汽车，车子已经不成东西，我就是一声不吭。阿拉莫瞅着我大叫：“你骂我吧！ 骂我吧！ 我差一点要了你的老命啦！ ”
“你要我说什么？ 傻瓜，你连一辆汽车都不会开。”
除非“因公”，喝酒是禁止的，赌钱也不行，情报员整夜玩牌，乃是最坏不过的。棘手的是男女问题。又是那个阿拉莫，他有一天来跟我说： “告诉你，奥托，我实在闷得慌。我当然愿意服从命令，可我到底不是和尚嘛。”
“别人在莫斯科怎样对你说的？ ”
“不准跟女人发生关系。”
“噢，你还没有动身就骟了。你想干就干。我只给你出三个主意：别去窑子，别着迷，别搞朋友的老婆。”
阿拉莫基本上照办了。
搞秘密工作的人缠上了女人，真是后患无穷。白天，我们还能掌握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