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竞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直到1943年9 月我逃跑时，潘维茨和他的上司确信情报中心并没有识破‘大赌博’。他们害怕我逃跑后，就把事实真相告诉莫斯科，因此，潘维茨便让人到处张贴追缉间谍让·吉尔伯的告示。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在情报中心那里便‘完蛋’了。”
“是的，”其中一个军官补充说，“当时，肯特发了一份电报给情报中心，同时证明你被捕和逃跑的事实。但是在情报中心这里，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我们答复肯特说：奥托大概已经投敌……”
“正是这样，”我接着说，“必须让他们相信这种说法，你们应定期地给潘维茨发电报，不断提出这一个问题：奥托在哪里？ 再过几个星期，你们通知他说，你们得悉奥托已经逃到了拉丁美洲。潘维茨和肯特知道了这消息，就会开始认真考虑来莫斯科，但是，你们实行这个计划，就等于对‘红色乐队’仍在德国人手里的所有战士宣判死刑。潘维茨临走前，必定要消灭一切证人，好隐瞒自己的罪行……”
我又强调说：“与此同时，你们必须想法挽救那些还活着的人……”
他们不回答，站起来使出去了。
我被迁到一个小牢房里去，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几个星期。
单独一个人……待遇要严酷得多。我逐渐地习惯了千篇一律的每天生活：早上六时，看守的脑袋出现在小窗眼处，一声嚎叫，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起来！ ”
大家便起来，拿起水桶，方向：厕所，呆上至多三分钟，然后到水房，两分钟洗脸，然后回到牢房里。七点钟：早餐。一碗咖啡，经常只有一碗白开水，一块糖，面包口粮。
在牢房里什么都禁止。严禁躺在床上，严禁背向着门坐着，只能来回踱步，从这一堵墙走到那一堵墙，然后，在小板凳上休息片刻。永远是走来，走去。
这样走法，每天都可以走几公里路……午饭只有一饭盒的汤，也就是一点油腻的水，上面漂着几个大麦面团。晚饭也是同样的菜谱。战后的年代，全国都苦于供应紧张，监狱里的口粮就愈来愈少了。往往，吃的汤是用咸鱼头做的。只有饿急了才咽得下这种发恶臭的东西，但是，习惯成自然，大家还是吃下去了……为的是不致于饿死。
晚上十点钟，小窗口又打开了。还是那个阴森森的声音嚎叫道：“睡下！”
噩梦开始了。即使在床上，也不能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必须仰卧着，双手放在被面上，脸朝着小窗口……灯火通夜长明。无法翻身，无法躲开那刺眼的照射，眼皮都叫它穿透了。以后我学会了囚犯睡觉的一些窍门：例如把一只袜子放在眼睛上。
老—套又来了……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侦讯军官那里。
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和——只小板凳，是给囚犯坐的。对面是一张办公桌，一个上尉坐在那里。我坐了下来，“把手放在桌子上！”
那军官拿过来一张卡片，审问开始了：“姓什么，名什么？ ”
“特雷伯·利奥波德。”
“民族？ ”
“犹太。”
“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名叫利奥波德，这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
“可惜你没法问问我父亲，他死了。”
他不动声色，继续说：“哪里人？ ”
“波兰人。”
“社会出身？ ”
“什么？ ”
“你父亲是工人吗？ ”
“不是……”
他—边记录，一边念道：“出身：小资产阶级……职业？ ”
“记者。”
“党派？ ”
“从1925年起加入共产党。”
他写着，嘴里还是高声念道：“……他自己说从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
审讯完毕了。我走出来，嘴里有一股子灰味：波兰犹太人，“出身”小资产阶级。这就是我这个二十年党龄的党员的履历。我想哭一场，但是我忍住了泪，不能让他们痛快。
每天晚上十点钟，便有人来找我去受审，一直审到清晨五点半，我有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我问自己还能支持得多久。我记起了在巴勒斯坦的绝食斗争。我发现“绝睡”要更为痛苦。而这一次，我是个非自愿的“绝睡者”。我一直抗拒审判。什么审判，不如说是想用疲劳战术把我搞垮而已……
每夜，同样的把戏又再重演。
“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那侦审军官说，而我则象个机器人一样回答：“我没有犯罪，没有反对苏联！ ”
接着的一个阶段，那上尉装出对我不感兴趣的样子，他在看报，时不时地重复他的问题，眼睛都不抬一下。我机械地一再说， “我没有犯……”
审讯放松了。时间在过去。我不做声，已经习惯坐在我的小板凳上，一连七个钟头，一动也不动。
清晨，人家又把我带回牢房里。过了片刻，看守又一个牢房一个牢房走过去嚎叫道；“起来！”我还没有睡下，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们想把我压垮。走来走去，坚持，坚持，坚持下去。
侦讯开始后的第二和第三卜星期，每七天里，只有一夜让我睡觉。我变得昏昏沉沉，第二天，戏又开场了……
第四个星期的头一天晚上，一个小个子，脸色蜡黄，面带病容，走进了审讯室。他神经处于十分兴奋状态。这就是侦讯组的上校组长，整个卢比昂卡都知道他以残暴，狂虐出名。他亲自动手打人，从中取乐。他二话不说便问那上尉： “你得到什么结果没有？ ”
“没有。他顽固地否认他的罪行，还没有松口招供……”
那上校转身向我，并不住嘴地破口大骂，足足有半小时。
操娘，骂街，恫吓，侮辱，问中也夹着日常用语的一些词藻。一般上，用俄语骂人，都是从娘开始的。他这个人更是个老练的专家，就一直骂到祖宗三代、四代！他的“学问”当时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但是以后我知道他不过在背诵预先准备好的经文而已。这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是一个上校侦讯员必修的基本课程。
我保持缄默，没有反应。他好象碰在一堵墙上，突然住嘴了，威胁说：“卢比昂卡的休假，就此结束。我会想出办法让你讲话的。你必须承认你的罪行！ ”
他歇斯底里大发作，把门打开，嚎叫道；“给我把这个混蛋拉出去！ ”
看守们扑过来。这还不过是清晨一点钟，为了争取几小时的休息，只好忍受这个小丑的丑恶表演。
以后，晚上就没有人再来找我了。
第三章 勒福托沃
我在卢比昂卡一个多月了……一天晚上，看守到我的牢房来，照例喊叫：“跟我走！”
我便踩着他的脚后跟走，他又说；“带上你的东西！ ”
这么说，我“搬家”了？ 费不了多少手脚我就把全部财产收拾好了……在严密的警戒下，我出了监狱。一辆车子停在门口，这是莫斯科人所熟悉的，叫做“黑乌鸦”。它外表上同任何运货的小卡车没有一点分别；两旁用大字漆上“鱼，肉，面包”，里面的布置是为了运载另一种货物的：车身分为许多小单间，安排得让乘客无法互相串连。我给推上车去。
路上大概走了半个小时。
我们便到了闻名全苏联的勒福托沃监狱。那幢大楼使我想起了圣·让，达克尔堡垒。勒福托沃是座军事监狱，建于沙皇时代，由于残酷虐待，犯人出狱时，往往成了残废。十月革命后，监狱给关闭了。但是斯大林1937年下令重新使用，把图卡捷夫斯基以及他的战友关了进去。那里面建设得象个马戏场，有三层环形走廊，牢房的门都冲着走廊，中间是一大块空地，从那里可以上上下下进行观察。
我又经过了搜身；这是荒唐的，因为我是从一个监狱迁到另一个监狱啊。但是这个明显的道理是监狱管理官员无法理解的。人家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泡在消毒药水里，拿出来就软得不成样子了。我给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墙壁潮得淌水，松起泡来。我很快就发现我的衣物全都潮了。但是，房牢里却有一种“奢侈”的设备：洗脸盆有条排水管接到厕所去。
由于水管堵塞了，我只好用我吃饭的饭盒来把脏水舀出去。
我到达第二天，理发师就来了。他给我刮了胡子，然后抓起一把剪子……
“现在，”他宣布说，“我要给你把头发剪掉……〃 “可是，我又不是个犯人！”
“没有关系，大家都一样。要是你不肯，那就只能剃个阴阳头，中间给你开个十字！ ”
勒福托沃的看守，要比卢比昂卡的凶恶得多。囚犯没有一刻安宁的时间，他们无时无刻不停地打开小窗眼，找出各式各样的借口，一个小时走进牢房里十次：“你走动得太多”，“你坐的时间太长”，“你动弹的不够”等等。至于饮食方面，我以为已经尝过最坏的了，但这里的比卢比昂卡的还要坏。
每天晚上十时左右，监狱便醒过来开始非常紧张的夜生活：门不停地砰砰作响。押去受审的人来回啪嗒啪嗒地走动……我到了不过几天，就轮到我头上了。
审问我的上尉给我提出了奇奇怪怪的问题：“你给我说说，一个象你这样的波兰公民，怎能进入苏联的？是谁帮助了你？ ”
他听我回答，但不作记录，粗声大笑，厚颜无耻。审问持续了一夜。过了几天，我——又一次！ ——给带去受审。
还是那个上尉，他再次发动进攻：“那个所谓共产主义大学，就是你在那里读过三年书的，那帮子头头现在怎样了，你知道吗？ ”
我给他讲了几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名字；马希列夫斯基，布博津斯基，弗伦金纳……
“所有这批家伙都暴露了，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你不知道吗？ ”
“要是这样，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这批家伙当中的一个，我为此感到自豪！ ”
他冷酷得象座冰山……
“可惜你当时离开了苏联，不然的话，早就把你结果了，我今天就用不着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
然后，又是老调重弹。
“交代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在这一连串的审问中，对我战时所做的工作，没有提过一个问题，对“红色乐队”也不提。我觉得我入狱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帮”老共产党员里面，也有我的份，他们在战前就给清洗掉了……我能死里逃生是不正常的，我的侦审官正在设法加以纠正。
一天夜里，大概清晨四点钟左右，我刚受审回来，牢房门又打开了。两个看守进来，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人，已经失去知觉。他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扔到空着的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便出去了。我走近他，拿一块湿布拭擦他那肿胀的脸，上面布满挨打的伤痕，那人趴在床上，不停地呻吟：这是一个红军军官，刚刚受到一次强化刑讯。早上，看守把他抬到另一个牢房里去。
晚上，人家又把我找去；主持侦讯的是个上校。他得意地微笑着，提出第一个问题来……
“怎么样，今天早上你看见了吗？ 你有些什么想法？”
“你想说的就是那个给打得不成样子的，抬到我牢房里去的人？ ”
上校说：“就是那一个，我们想让你看看人家可以如何对待你！”
“你听着，上校，我郑重警告你，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拿手指，拿一只手指动一动我，你们就再也不会听到我的声音了。如果你们拿这种可耻的办法来对待我，我就把你们看做苏联的敌人，并且，在这种信念下，我就要作出反应，即使把命送掉也在所不惜！”
那上校望着我一会儿，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接着就发作起来。于是我听到了一阵臭骂，使我的词汇大大丰富起来。最后，他出去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我的侦审官平静下来，要求我识相点，不要向他挑衅。
我一点也用不着他关心。
“我并不认为你们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我对他说，“我希望，而且我一定要活得比你们长，哪怕长一天也好。
至于你那天谈到的那‘帮’人，都是你们在这里或在别的地方杀害的。你不要存什么幻想；你们也要遭到同样下场的。”
“为什么你侮辱我呢I ”那上尉恼火了，“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
“你的职责？ 你以为我就那么天真，竟至于不知道基洛夫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是‘阎王殿’。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许多同类同他们的受害者一样，落得了同样下场。”
他不回答。我发了这顿脾气后，心里舒服一些。在出来的时候，我对他重复说：“你可以长年累月问我：‘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你能得到的就只有这个答复， “我没有犯汪何罪，没有反对苏联。’”
这是我同那个上尉侦审官最后一次会面。
好几个星期，我留在牢房里，与世隔绝。一个晚上，房门又打开了……
剧情是永远不变的：“收拾你的东西，跟我走……”
又要搬家？ 搬到哪里去呢？ 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回到了卢比昂卡。我颇为高兴重新住进我的牢房，差不多觉得回到了家里。人家让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两个礼拜。然后，一天晚上，十点钟，我又去受审了。一个新的侦审官，是个上校。他接管了我的案子。
他大概四十岁上下年纪，面貌和气。他请我坐下来。气氛是不平常的。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包卡斯贝克牌高级香烟，请我抽一根。战争年代，我抽烟抽得很厉害，而三个月以来，我没有吸过一根香烟了。我看着那根烟……看着那雪白的小烟卷儿。我想抽想得要疯了，但是我说：“不，谢谢，我不会吸烟！”
拿一根香烟，就等于买他们的账，就等于开始投降。他的头一个问题在我的耳朵里引起了奇怪的感觉。
“你身体觉得怎样？ 经过这么些审问，不累吗？ ”
我是在卢比昂卡吗？ 还是在咖啡馆里呢？ 已经那么长时间，谁也没有关心过我的健康了！审讯组的头头显然改变了策略……我的侦审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