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积极的政治生活。更严重的是，好些党员，心里并不赞成，却公刀：拥护斯大林的立场。这种极为可悲的两面派作风，加速了党内“士气的丧失”。
党员不得不作出抉择：自己的责任呢？甚至是自己的安危呢？还是革命的品德？二者不可得兼。许多人闭口无言，打躬作揖，明哲保身。对时事发表意见，成了英雄壮举。只有对心腹知己才敢讲心里话，还不一定！对旁人，只有背诵《真理报》上的官样文章，照本宣科。
从1930年起，党的领导班子里面，已经只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永远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主张。尽管有些问题，本来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应该征求不同的意见，大家也是噤若寒蝉。例外是十分难得的，极少数几位老同志，不愿意瞧着列宁的党蜕化为教门，居然鼓起勇气表示不同意，比如罗米那泽，卢那查尔斯基……
罗米那泽在1935年自杀。他跟尔卓尼基泽一样，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后者是在1937年自杀的，因为内政部特工搜查了他的办公室。他打电话给斯大林提出抗议，斯大林咆哮说；“他们有权这么办！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办！在你家跟在别人家一样！”
直到1930年，卢那查尔斯基老为被判罪的知识分子开脱。在军队里，雅季尔将军，于1929年，曾毫不犹豫地开脱一批军官，因为他们无辜遭到内政部逮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一下警察机器，这是可能的。我曾经有过切身的经验。
1934年11月，有一天，我的妻子被传到内政部去作证。第二天，轮到我去。主持审讯的一位上校告诉我说，我们在巴勒斯坦认识的卡涅夫斯基被捕了。他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家，勇敢，忠诚，哪儿艰苦便上哪。英国人囚了他几趟。他在牢狱里表现得很坚强。1930年，他被押上一条俄国船。
上校对我们说：“卡涅夫斯基有私通英国情报组织的嫌疑。”
我回答说：“请你听我说，咱们不宜低估对手。当然罗，英国特工想招罗特务，但若招个象卡涅夫斯基那样的人，那非丢脸不可，因为这人根本不是搞特工的料。”
上校说：“但是，我曾要求两位巴共前领导作证。一位不认识卡涅夫斯基。另外一位则称什么都有可能。”
过了几个月，我们两口子接到通知，说有人来大学前厅找我们。我们下楼一瞧，原来就是卡涅夫斯基。他满眼含泪，来向我们道谢。他刚出狱，说是所有的证人，都对他落井下石。多亏我们俩的证词，救了他的性命。可叹，我们那样的证词，在随后的年月里，完全不再可能了。
1937年，我听说我的朋友斯特罗姆被捕。他本来在塔斯社工作。我以为这是出于误会，便申请为他作证。要一层层见到领导审讯的一位上校，真比登天还难。我不得不去找一位军事情报的政工负责人：出面过问。这人以为我发了疯，竟然想去为一个犯人作辩护。这简直是无知。
那位审案子的上校，不知道我找他干什么，对我很客气，请我喝咖啡，抽香烟，最后才说：“司志，你来为斯特罗姆的案子作证吗？”
“完全对。”
“那末，我听你说。”
“我只不过是来说，斯特罗姆是无辜的。”
上校手里的笔掉下来，笑容变成冷笑，满脸狐疑，象块木板。
“你来就是为了谈这个吗？”
“不错，就是为了谈这个。我从小认识斯特罗姆。我知道他不是敌人，当然应该来说明这一点。”
上校瞧了我好一会儿，对我说：“直率地讲，十月革命发生了危机。只要逮捕一百人，其中有一个敌人，就有理由逮捕其余九十九个。这是拯救革命的代价。”
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该政权采取镇压政策的逻辑。
我回答说：“我瞧不出来，十月革命发生了什么危机。
我很吃惊，贵部成立已经二十年，竟然还不会分清敌友。”
第七章 恐惧
崇拜斯大林……不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
他是神圣，任何人不会比之更为有理。
提异议是大逆不道。谁不拥护，便是反对。谁不那么深信不疑，就给他灌输，填塞。至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那根本不配宽恕，只能与天下共弃之。
列宁一去世，以人名作地名，即便风行起来：列宁格勒呀，斯大林格勒呀，季诺维也夫斯克呀，甚至有托洛斯克……电车停车场，也有光荣的称号，叫做市哈林。正如庙会游行，为首是耶稣，后面跟着十字架上的宗徒、圣徒，苏联举行正式集会，为首是斯大林的画像，后面跟着首长们的画像。若要恰切地把等级搞清楚，那只消在大会上观察政治局委员入场的先后次序。
1934年3 月，党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没有采取任何决议。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代表们用举手的方式，通过一项议案：“用斯大林同志发言中提出的方针任务，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党完全由总书记一人控制。可任何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绝对的权力，专制的权力，已经开始显得暴虐的权力，经过十年扎根，使一部分党代表感到担心。
中央委员秘密投票，形成一次最后的挣扎。台上宣布官方的选举结果，说是斯大林和基洛夫两人领先，获得了全票。
内中只缺三票。事实却很不一样。二百二十位代表里面，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在票上划掉了斯大林的名字。卡冈诺维奇主持选举，一见之下，吓得魂飞魄散，决定把选票烧掉，宣市斯，基二人得票一样。当然，斯大林躲在幕后，看得一清二楚。这就一步一步走向血腥的大清党，同时开始了所谓干部轮换制。陷阱的门户已经敞开，革命的生命力都将从中落入深渊。为首的当然是出席十七大的人物。当选的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九人，几年内便逮捕了一百一十名。清党需要借口，找不到借口便凭空捏造。1934年12月1 日，基洛夫被刺身死。
基洛夫当了多年列宁格勒区委书记。斯大林在1925年，派他到这个北方的威尼斯去，清除季诺维也夫的影响。基洛夫为人没有架子，容易接近，很得人心。凡是反对斯大林的人，举他为旗帜。十七大的选举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举行民主选举，基洛夫一定当选为党的领袖。可是，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就要了他的命。斯大林消灭了敌手，同时借此为口实来发动清党。基洛夫当了牺牲晶，还捉供借口，让人消灭自己的拥护者。斯大林立即亲自发动镇压，在血泊中解决问题。一百来个犯人立即处决，罪名是指使了凶手尼古拉也夫。1935年1 月15、16日，审判很快开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押上了被告席，并且招认自己是反对派的头头，对于凶杀案该负道义上的责任。他们俩，一个判十年徒刑，一个判五年。说实话，我们当时在大学里，谁也不信凶杀案有什么组织，只不过是什么激烈分子干的事。
反正，谁也想不到后来的演变。
1935年土月18日，党领导指示全体地方领导“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敌对分子”。敌对分子，含义不清，内政部可以放手大干。为了揪出敌对分子，人人猜疑，家家告密。报纸奉命催索罪犯，报纸文章连篇累牍，号召公民忠诚老实。这就是说，毗舍邻居，同事同僚，舟车旅伴，街道行人，无一不是嫌疑分子。人人窥伺，个个监临，彼此告发，举国若狂，奸细疫泛滥成灾。
社会各阶层无不波及。我的儿子米歇，在共产国际子弟学校上学。他讲给我一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说明了间谍狂的心理，已经发展到什么田地。
有一天，一位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回到莫斯科，到学校探望他的儿子米沙。家长探亲，学校照例举行欢迎会。家长在再次出差以前，对孩子米沙说：“过半个月，我再来找你。”
第二天，这个人便被捕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孩子打听他父亲的信息。校长避不作答。后来又召集同学们解释说：“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不是为了招待米沙的爸爸，开了欢迎会吗？其实，你们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米沙的爸爸，而是一个奸细。米沙的爸爸已经给资本家害死了。所以，我的孩子们呀，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样，一定要加倍警惕，揭发人民公敌。”
孩子们响应号召，便在学校附近搜索奸细。有一天，他们在街上发现一个怪人。这人身材高大，体格壮健，身穿加巴丁长外套，领子竖着，帽沿低压，眼戴墨镜，手拿黑书包，不用怀疑，肯定是个奸细。孩子紧紧跟踪，瞧着他走进一家工厂的大门。这群穿短裤的小侦探，马上奔向门岗，责问他说：“你疯了？让奸细进了厂门！”
门岗吃了一惊，接着发笑说：“你们说的那个‘奸细’，乃是本厂厂长。”
审判开始了。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遭受莫名其妙的指控，成了法国、英国、波兰和不知什么国家的特务。
证据呢，都是伪造的，不成体统的。每审一件案子，必定宣读一份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说他们都是被告企图谋杀的对象。名单随时变换。有些谋杀对象，过几个月却以搞恐怖的罪名，在被告席上出现。这种悲惨的现实，破绽百出，本该使最盲目的人也会恍然大悟，然而在苏联公民中，却形成无边的恐怖。国家机器制造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群众心理，一时风靡全国。举措失度，不讲道理，席卷全苏。象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那样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作出那样的招供？全世界千百万人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长期得不出答案。甚至在苏联本土，捏造谎言，弄虚作假，黑幕重重，一主要过了多年，才部分揭开。1964年暂时解冻，科学院出版苏联史第九册，内中写道：“基洛夫被刺以后，1935年1 月，1936年8 月，1937年1月，1938年3 月，四次审判原反对派的成员。三次公开进行，指控全体被告：叛国，通敌，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高尔基以及另外一些人。经过材料分析，证明案件的审判显然违法合法的规范。即使公开审判，也有违法之处。
指控根据证词，完全违法无证不起诉的原则。卡尔·拉狄克在审判时声称，全部案情只根据两份供词。一份是比亚塔科夫的供词。一份是拉狄克本人的供词。他挖苦地问维辛斯基说，‘本人之流既然是土匪，特务，那么供词如何又能作为证据呢？’他向维辛斯基问道：“你根据什么，认为我们说的都是真话，纯粹的真话？’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毫无疑问，托派和右倾分子，在审判中提供的证词，绝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从而令人怀疑全部证词的真实性。
“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主持审判，完全破坏了诉讼的规则。
克雷斯丁斯基拒绝认罪，维辛斯基便宣布退堂，等第二天续审。第二天克雷斯丁斯基宣称，自己是心不在焉地说了‘无罪’，没有说‘有罪’。布哈林肯定自己，从未参加准备谋杀，或任何牵制行动。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足以向他起诉。
他问道；‘你们有什么证据？除非就是沙拉冈维奇的供词。
这东西在我被控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在这一点上，维辛斯基列述事实时，厚颜无耻地宣称，向罪犯起诉，没有必要先证实其全部罪行。根据我们提到的这些情况，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案件粗暴地破坏了法制。〃 这就是1964年，苏联政权的官方看法。然而，真相却还远不止此。还应该算上身体和精神所受的折磨，对被告家属所搞的系统的恫吓和讹诈。几十个党案，牺牲者所受的冤屈，不该叫人忘怀千百万苏联公民遭受的镇压。对这些人来说，连招供都用不着。
斯大林的领导下，经济发展，集体化，工业化，都没搞好。斯大林下令干部轮换，意思就是清算一切参加过工作的人。清党运动组织得非常科学。分类分等，街道街坊，一部一部，一行一行，分片进行。一人下狱，鸡犬不留。同事，友好，无不波及。比亚塔科夫在重工业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当然认识成百个人。可是，一经逮捕，他认识的人便都成了嫌疑分子。
比亚特尼茨基的案子，最能说明这种株连式的镇压。比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亲密战友。自从成立共产国际，他便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组织能力很强，曾担任干部局的领导。他选拔培养干部，派往各国共产国际的组织。1937年初，有一天，他被捕，并且判决为德国间谍。事情的真相一直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搞明白。那时候，我关在盖世太保的监牢里，时间是1942年。审讯我的人，就是对比亚特尼茨基施用离间计的人。判罪根据的证件全是假的，是德国反间谍组织伪造的。纳粹反问谍组织的头头们，想利用苏联风行的间谍狂，在苏共领导集团里面，凭空捏造出一个德国奸细。为什么偏偏看中了比亚特尼茨基呢？很简单，德国人知道，通过他可以搞垮整个第三国际的干部局。
比亚特尼茨基是德国人熟悉的。因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陪同拉狄克到德国去出过差。盖世太保逮捕了共产国际派去的两个德共党员。事情搞得很机密。被捕的两个人叛变投敌，仍然在德共内部活动。其中一个人报告苏联内政部，说是他掌握了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叛变的证据。他又把比亚特尼茨基的材料送到莫斯科，“证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德国情报组织发生了联系。在当时苏联的那种气氛下，这就足够判决一个党的元老。只要机器一开动，就会自己运转起来。跟着比亚特尼茨基，成百个第三国际领导人都失踪了。
审讯从来也没有认真进行过。逮捕谁，谁就犯罪，这是天经地义的。罪人必须招认。不肯招供，罪加几等，越发是个叛徒。稍有嫌疑，机器便开始转动，直到定案判决。最基本的辩护也是没有的。整个国家只不过是内政部的实验场地。从1935年起，城城村村都关满了无辜的人。监狱不够用了，扩建新的。兴建集中营，动员了好几十万劳动力。
外国共产党人倒是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