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
《历史碎影》是一部20世纪南方文人的微型生活史。作者赵柏田先生以近乎于讲故事的方式，语调低沉、节奏平缓地讲述了十一个南方文人生命中许多个富有包孕性的时刻。书中写到的有些人至今还大名鼎鼎（比如沈从文、陈布雷），有的则在我们这个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充满语言纵欲术的时代差不多快被彻底遗忘了（比如邵洵美、应修人）。即便是那些至今还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几乎全部来自于道听途说，而那些道听途说差不多都来自于过往的历史教科书上几条干巴巴的、社论性的评介。我们从中看不到他们的血肉，体察不到他们的心跳，感受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们习见的历史向来都是“大历史”。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操作技术上是粗线条的，在操作纲领上是总结式和伦理化的，在能否进入历史之公墓的录取标准上是舍小取大的。总而言之，它既抽象，又以故意的删除为癖好。《历史碎影》打破了这些清规戒律，或者说，它打心眼地瞧不起这些清规戒律；它让我们触摸到了十一位南方文人的生活内里，正如赵柏田先生所说：“我相信真实的历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的确，它是一部“小历史”，小历史的材料是从夹缝中得来的，它的方法是收集事情的剪影，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个辉煌的、沉重的、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其指向却是历史整体的庞大与神秘。
书中写到的十一个人，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构成了这部小历史意欲完成的目标的最好解剖标本。板着面孔的大历史教科书隐隐约约告诉过我们，他们都不是大人物，他们都是南方文人，他们都处在一个急剧动荡的岁月，他们都有文人的共同特点：软弱，唯美，多愁善感，时而激进时而颓废，时而热血沸腾时而万念俱焚，就像南方阴霾、多雨、潮湿的天气。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他们以文人的身份行走在宁波、湘西、上海、北京甚至美国和欧洲，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分有了那个时代应该具备的气息。在小历史眼中，他们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的全息图；而将全息图破译出来，正是小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小历史能否成立的命脉之所在。
赵柏田在《历史碎影》一书中堪称完美地实施了这一昂贵而又合乎人情的理念。为了与大历史的暗中对抗更有力道，他在对许多人的叙述中不惜采用小说笔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小说笔法在这里正好构成了破译全息图的最佳方式之一——何况那些充满着过多歧义、暧昧和晦涩特性的包孕性时刻，正需要小说笔法去进行较为详尽的呈现。在赵柏田偶尔不无虚构的叙述中，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曾经长期被大历史忽略甚至遗忘的侧影出现了——这幅侧影十分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真正地、有血有肉地看见了一个大时代的边际。有了这幅侧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幅地图——关于一个时代的地图。这幅地图不仅给出了被大历史遗忘的时代的边界，也重新搜集了过往的、孤苦无告的事件的细节，从而让边界有了淡淡的光晕，就像我们在宣纸上看到的月亮周边的那些光晕。正是这些光晕充分显示了大历史的偏见和枯燥，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了光晕，一件事物究竟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一个人最后会不会是干瘪的。
我们大致上愿意相信，历史或许确实是一些枭雄级别的人物在歪打正着中设计出来的，但大历史只愿意总结历史被设计出来所遵从的规律，歪打正着的特性在大历史的总结中被消除了，而代之以必然性。大历史不屑于承认支撑历史存在的那些凡人、那些些微小事的意义与价值。于是我们看到了，大历史给出的历史疆域是直线式的，是整齐划一的，明晰得有如没有纷争的国境线。它排除了时代边界本应具有的光晕，而光晕意味着：历史并不是清晰的，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大历史所抽象的那样，完全被同一个革命目标所联结。光晕同时还意味着，必须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重新唤起，因为正是生活中的那些单个的人，构成了光晕得以存在的建筑材料，尽管那些单个的人不一定是大人物，可即使是枭雄级别的人，他们在设计历史时的歪打正着也正是他们渺小的象征，也应该构成时代之光晕的一部分。
文字技艺十分高超的赵柏田领会了小历史就是个人生活史这一含义，而和他的小说笔法相搭配的，是他特有的江南语调——这或许是因为他是个宁波人。在《历史碎影》中，江南语调显然是非社论化的、非道德化的、非板正和非中庸的。和江南的地貌、气候相一致，江南语调轻柔、温婉，在颓废中显出温情，并滋长出对笔下人物的充分感悟，为光晕的最后成型提供了最合宜的工具。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的搭配，使得赵柏田没有机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物身上的任何一个有用的生活细节，更没有机会让全息图中应该包纳的任何一条信息遗漏出去。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按照一定比例的混合，最终使得一个时代的地图充满了阴霾之气，充满了悲剧、颓废与忧伤相杂呈的调子。
但千万不要以为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是《历史碎影》的全部，恰恰相反，它们不过是解剖工具，而工具的天职，就是必须以它面对的目标为圭臬；目标的戒律，则是必须以解剖材料提供的信息为准绳。赵柏田在展现这种名之为“碎影”的小历史的过程中，处处以史实为依据，让那些曾经在历史教科书里无限刻板的事物与生命，重新鲜活起来。他笔下的人物，带着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时代特征来到了我们跟前，并由此成为我们这些活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这些活人，对那些干巴巴的历史规律缺乏足够的兴趣；我们更愿意对那些不甚清晰的东西怀有好感，因为不清晰就意味着神秘，意味着可能性。
过往的人、物、事曾经遵循过哪些被抽象出来的历史规律，是不重要的，哪怕它叫必然性或者历史的车轮；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让过往的人、物、事重新活过来。但太多的历史写作与此刚好相反：它让过往的人、物、事再次死去。滑稽的是，它又是以指名道姓的隆重方式让它们死去的，活像一个蓄谋已久的仪式。这就是说，它点了张三的名，张三马上就会咽气。因为在它那里，张三不过是论证历史规律之存在的木乃伊，张三究竟如何走完他或坎坷或顺当的旅途则是毫无意义的。《历史碎影》之所以要使用不入“宏大叙事”法眼的小说笔法与江南语调，就是因为它想从侧面偷袭大历史的命门。我认为它的偷袭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可能是这部从日常生活的基石上构建的小历史实在太“小”了，所以并没有出现我们期望中出现的景象：“宏大叙事”捂着自己的要穴痛得满地打滚。
2006年2月27日，北京丰益桥。
总序序二
柯平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出版，所带来的散文文体的革命性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很多作家从那时开始，才知道历史题材的文章原来还能这么写。这本书的作者、美国华裔作家黄仁宇的名字，从此也广为人知，并受到国内同行发自内心的尊重。随后《撒逊河边谈中国历史》、《明代的漕运》、《中国大历史》等书一本本印出来，视野广博、思虑深远，但由于黄仁宇的明史学者身份，专业性强是一个方面，文体上也属于研究性著作。因此，真正对文学界产生影响的，恐怕还得数上面提到的那本。说句不恭的话，现在散文随笔界写得比较好的那些人，可以说大多受此书启蒙后才开始发力，摆脱以前那种老派学人的艰涩和流行作家的轻滑，在不断的摸索与吸取中，各有所悟，各行其道，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二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随着散文随笔风行和历史题材书籍的日渐走俏，读者的阅读兴趣也被调动了起来。但从总体成绩上看，仍然让人不敢太乐观。除了出版业和盗版商，黄仁宇的名字现在已很少见人提起，更加遗憾的是他的优秀之处，事实上我们并没完全学到家。且不论文采的蕴秀斐然，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他作品里随处可见的那种理性、思辨和缜密的考据学功夫，到了今天作家笔下，也许避重就轻、虚晃一枪就带过去了，或被诗意的渲染和空洞的感喟所替代。包括时下坊间流行的文化散文这一命名，实际上也并不科学。考诸文坛公认的那些大家，其主要叙事模式，大多还是从历史事件或人物中，抽取所需要的部分，加以主观的描摹和渲染。给历史身体强行套上文化的时尚纱丽，固然省时省力，事半功倍，而一旦历史不存，文化又焉附？毋庸讳言，学者南帆嘲讽过的那种“三钱引文，二钱议论，一撮联想”的所谓文化散文，在时下坊间仍然大有市场。
而现在，作家赵柏田拿出了他耗时多年写就的《历史碎影》一书，似乎要以自己的才华向我们表明，“风格即人”这个准则，在现实的书写中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正如历史的真实取决于史家的立场和持论的公允，那么，除了眼下已经看到的和正在流行的，历史散文的写作，同样也应该存在多种可能性。这里，作者原先的小说家身份应该说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书里，我们阅读经验中熟悉的、期待的诗情和高蹈，突然变得有点不大管用了。一种音调适当、富有磁性的叙述——舒缓中带有几分尖锐——从头到尾贯穿其中。严肃的询问式语句取代了大段大段的议论，而在最容易煽情和卒章显志的地方，出现的也只是内省、冷峻和恰到好处的停顿。此外，史料占有上的丰富和货真价实，也成为此书显著的特色。作者似乎很愿意扮演观察者的角色——不是从高倍望远镜里窥视的那种，而是直接走进笔下人物的内心里去。我不知作者对黄仁宇的著作持何态度，至少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出某种师承，尤其是对写作材料精到的处理方式，我相信读者阅毕全书会产生类似的感觉：噢，原来历史散文也可以这样写。
从内容方面来说，以十一位现代知识分子为考察对象，试图在传统意识形态触角止步的地方，即日常生活视野下，作一次发现式的书写，让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批人物一生的悲欢衰荣得以真实展示，是本书精心撷取的独特视角。即使我们再进一步，将它看成作者文本上的一个小小野心，也未尝不可。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邵洵美，到苏青、柔石和穆时英，书中这些人物一个有意思的共同点是：年龄经历相仿，几乎都生活在20世纪前期这一社会变动剧烈的年代，而且大多出身名门、衣食无忧，年轻时受过高等教育，对革命和社会平等有着发自内心的向往。他们都曾有过各自辉煌的人生片断，或才高八斗，或名满天下，或身居要职，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生的春风得意、功名事业，到头来却无一不以失败告终。这是命运的乖戾，还是时代的不公？这个问题，也许要到他们身后才能找到答案。而在当年，历史曾粗暴地作弄他们，挤兑他们，简化他们，直到最后一个个黯然谢幕，在政治这架庞大机器的缝隙间，或永远消失，或掉臂断腿——碾成片片碎影。
一个旨在拼凑起历史真实面目的长达数年的文学考古，并未因传主和资料的湮没而放弃努力。多年来，作者一直沉潜而自足地生活在他的浙东古城，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作风低调，目光敏锐，传统士大夫的生存方式加西方文明熏陶的头脑，在他身上形成一种很奇特的组合。大量的阅读拓宽了他的精神视野，良好的、唯陈言务去的文字功力，又让他在面对任何题材时，都能显得从容而游刃有余。此书除在文体上对散文界有所贡献外，其他方面也多有可资借鉴之处。尽管成书前，里面的主要部分都在《江南》杂志发表过，但此次重读，感觉上冲击力仍然很大。在《锋面之舟》一文里，赵柏田说到，蒋梦麟于西南联大漂泊期间写作《西潮》，是“希望能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碎影断片中找出一点教训”。应该说，这是相当艰巨的工作。而我们的幸运则在于——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赵柏田已经替我们都做好了。现在他把自己积多年之力完成的《历史碎影》拿了出来。读者感兴趣的话，只要于更深人静之时，或品茗端坐，或张灯倚枕，翻开来看就是了。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
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学习。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
1919年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五四运动后受蔡元培之托赴北大代理校务。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先后主持校政十七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北京大学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继续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在躲避空袭的“空闲”中，陆陆续续用英文写成前半生的回忆录《西潮》。1949年去台湾，任“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共同理事等职。1964年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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