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洛阳，老福王被抓后烹杀，朱由崧腿快，趁乱跑掉，得以捡得一命。
崇祯帝对自己这位堂兄很照顾，不但遣人安顿他在洛阳，而且不久后就下诏，让朱由崧嗣福王之位，由此，他就由“德昌王”变成了“福王”。
好景不常，洛阳很快被农民军攻下，朱由崧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经过卫辉府时，与潞王朱常汸同病相怜，结伴一起逃至淮安。这一次，朱由崧再无堂弟皇帝的亲切关怀，因为崇祯帝本人已经在北京自缢而死。
策立新君，有两个人举足轻重，一为史可法，二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师文臣，所以说话分量最重。
一开始，不仅史可法主张立有贤名的潞王，马士英也十分赞同。这是因为，看上去福王伦序最为合适，但他的名声非常不好，酗酒好色，粗鄙无能。由此，东林一系以此为借口，使不少最初主张立福王的士大夫缄默而退。特别是史可法，在他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马士英先是完全表示同意，风向变后，他灵机一动，把这些白纸黑字当成要挟史可法的手段和证据。
从东林党来讲，他们推开伦序想立潞王，其实完全出于私心，正如钱谦益所讲的那样：“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侄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老福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指朱由崧），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为俎上肉。”害怕福王为帝后念其父旧恶对东林党“反攻倒算”，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忧虑。
史可法与马士英浦口密议的结果，得出一个决定，即不拥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走第三条路线，准备往广西迎接明神宗之子桂王。
这一来，潞王派和福王派都傻了眼，谁也不好再说什么。南京的礼部准备好皇帝法驾去广西，想接桂王来南京继位。
关键时刻，一个绰号“胎里红”的太监卢九德出场，终于使帝位归于福王朱由崧。这位卢太监，当时是“守备凤阳太监”，与马士英是同事，他之所以倾向立福王，是因为他少年时代在宫中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并深得后者喜爱。一个太监，兵荒马乱中本不能成事，关键在于，卢太监背着马士英，暗中与江南的几位手握重兵的军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皆为总兵官）联系，这几个人为贪“定策”、“拥立”之功，纷纷同意，表示要立福王。
依理，这三个武官，只是总兵而已，皆受凤阳总督马士英节制，可是，非常之时，身为文臣的马士英恐怕武将趁机发乱，不敢再坚持他自己与史可法先前的定议，就墙头草即刻转向，改为表态拥立福王。
不少史籍都讲马士英骗史可法立桂王，然后暗中向福王买好，并非实情。他拥立福王的表态，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本人从立场而讲，最早倾向东林一系。
马士英转向立福王，其老友阮大铖也出了大力。
阮大铖受东林党排挤多年，怨毒满胸，常言“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所以，他提出要拥立与东林党有“世仇”的福王，并对马士英表示：“向年福王（指老福王朱常洵）未出藩时，为东林人所排挤催逼，受‘妖书’、‘梃击’二案种种诬陷，致使（郑）贵妃、福王深受荼毒，今世子（指小福王朱由崧）在淮安，若迎正大位，以报旧仇，则东林可杀也！”此番记述，来自笔记《万匮书后集》，有可信之处，说明了阮大铖对东林党的挟怨报复，可书中讲马士英似乎也深恨东林党，实不尽然。
欲向江南争半壁（6）
当时的马士英，与东林系士人还没有大的过节。而且，事情也不像许多笔记以及后来以讹传讹所说的那样，似乎都是讲马士英如何阴险，因为他认定福王好色昏庸容易控制等等。要知道，好色昏庸之君，并不一定好控制。
正是因为马士英手下几位武将的转舵，才使得这位冰雪聪明的文臣转向，由原先拥桂王继位，改拥他原本并不看好的福王。老马身为凤阳总督，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个总兵，本来是他手下将领。承平之时，几个武将仅仅是几条大狼狗而已。但混乱年代，凡事都本末倒置。
在此，一定要讲一讲明朝的监军制度。
说起监军，特别是明朝的监军，受电视剧的歪曲夸张影响，大家都首先会想到太监监军。其实，明朝文臣监军系统，非常发达，与太监监军彼此制约。也就是说，在明朝，并非公公们在军队独大。明代文臣监军有四级——总督、巡抚、巡按以及兵备道。
从景泰年间开始，侍郎以上文臣出任总督、巡抚时，都会带一个“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的衔位，这样，有“宪臣”之名，更能张大其事，显示威权。挂上“纪检”名义进入都察院体系，文臣在军，自然可以尽彰“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事权。最初，总督等文臣还非“文帅”，很少直接指挥战役，他们主要是协调、监督和考核将领们的业绩，弹劾失职行为。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武将，他们才真正负责各级的军事行动。由于监军文臣系统又有总督、巡抚、巡按等相互牵制，宦官监军另成一系，所以明朝军队系统由一庞大的监军网所笼盖，谁想单独一方染指都很难。从前大太监魏忠贤手可遮天，却因为明朝这种军队监军体系，他也没能轻易掌控军权。
特别是自明仁宗开始，“以文制武”逐渐成为常式，加上内阁制度的形成，武将地位日益低下。这一点，也符合封建王朝的政治形态。太平年间，君王当然要猜忌手握重兵军权的武夫，而士大夫阶级深受儒教陶冶，一般不会弄出兴兵犯上的事情。特别是嘉靖以后，卫所制度解体，兵源主要来自“募兵制”，如何管治职业雇佣军人，如何控制武将使兵士成为“私兵”，明廷只能加强文臣等监军的力度。
明朝前期，各地总兵还能与总督、巡抚分庭抗礼。成化以后，总督称“军门”，到达地方后，巡抚、总兵等大小官员均要谒见，总兵官有事相呈，要“甲胄行跪”，即使是各地勋臣，对总督也要“旁门庭参”。张居正当国时，大将名宿如戚继光、李成梁，均向这位文臣自称“门下”、“沐恩”、“小的”，一口一个“万叩头”、“跪禀”，十足凸显出文臣威风。
所以说，有明一代，“以文制武”策略行使最佳，基本上没有武将造反的可能。依据这种文官监军的制度，总督等监军文臣不仅可以对总兵等各级武将黜陟进退，甚至对所辖的地方军政大员，均有监督考核权。所以，按常理，马士英这位凤阳总督手下的几位总兵，其实应该是指哪打哪的武夫而已。
但是，势异时移，崇祯帝已死，大明朝已亡。兵荒马乱，一切的一切，有时候就会呈现顺序颠倒的情况。内有绰号“胎里红”（应该是“胎里黑”）的宦官卢九德出手，外有手握大矛枪的军头响应，马士英左思右忖，从本人利益出发，一改初衷，他不经与史可法协商，立刻以凤阳总督和三总兵名义，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递表，表示拥立福王朱由崧。
韩太监倒很“民主”，邀请南京诸臣集聚自己家中，把马士英等人的“公开信”给大家看。愕愕之际，众人只得唯唯。乱世之中，手中无兵，文臣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仅文臣如此，山东总兵刘泽清本来与东林系一起支持潞王继位，听说三镇总兵拥立福王，立刻转向，表示全力支持福王。
东林魁首钱谦益听说此事，瞬间脑子转了十万圈，很快也表示赞同。
这样一来，最尴尬的当属史可法了。
假使当初史可法当断就断，以王朝伦序作为最佳选择，拥推福王当皇帝，马士英就无从居功，高杰等四军镇也无法因“定策”之功而跋扈。正是东林党钱谦益等人的万般游说，致使史可法一误再误，失去了独当一面首推福王即位的历史机遇。
有人会问，福王乃酒色昏庸之徒，史可法直接推他当皇帝，合适吗？当然合适！崇祯帝察察之君，乾纲独断，刚愎自用，结果又如何！南明举步维艰之下，其实推拥福王这位庸懦之君，反而能最大限度发挥正人在朝的效力。
假使史可法有第一号的拥立之功，福王继位后，自然会把国事皆交予他及东林系诸位在朝正直之臣。至于福王本人花花钱、喝喝酒、玩玩女人，对于一个明末时的“国家”来讲，帝王这种私人品德方面的事情，纯属鸡毛蒜皮小事。而众人认定是“贤王”的潞王，其实就是个古玩爱好者，他平时保养着手上长六七寸的大指甲，竹简护之，行步顾影，娘娘腔一个，谈不上雄才与大略，只是给人印象较谦恭而已。
舍福王立潞王之议，正如扬州进士郑元勋所讲：“祸乱由此而始矣！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其孙而立侄？况且，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郑芝龙等人各有所意，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有谁能禁者？倘立潞王，置福王于何地？杀之？幽之？如此，天下骚动，干戈相向，万万不可！”
欲向江南争半壁（7）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既然手中有史可法亲笔所书福王“七不可立”的证据，又有高杰等武将做后盾，马士英和太监卢九德等人大张其事，与众将集体在凤阳皇陵搞“宣誓”，拥立福王，并即刻率兵迎接朱由崧向浦口进发。
为了震慑史可法等人，他还四处张发文告，表示说：“听闻江南有人尚持异议，谨率兵五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一下子给史可法来个大下不来台，把他推上了乱臣贼子的边缘。
懊恼无际之余，一肚子苦水的史可法只能承认现实，顺水推舟，在浦口上船，跟随福王一起去南京。
福王开始时还假意谦虚，表示“宗社事重，我不敢当”。但是，“群臣固请”，福王也就顺坡下驴，坐上皇位。
退朝之后，姜曰广、高弘图质问史可法为何改变主意，史可法忧虑满腹，摇头叹气而已，不敢明说自己曾向马士英写信诉说福王“七不可立”的事情。
诸臣之中，给事中李沾之很能表演，当众大叫：“今日不立福王，我要撞死在此！”勋臣刘孔昭（刘伯温后代）不甘示弱，四处假装找剑，故作自杀杀人状，大喊“大家一起死！”乱哄哄好不热闹。旁观诸人心内明白，相顾微笑，都知道这二人是在演戏，目的是博他们自己能居定策拥立之功。
由于崇祯太子下落不明，福王朱由崧暂称“监国”。但仅仅过了十二天，他就正式即位为帝，改元“弘光”。
由于马士英的策立之功，就成为文臣第一，史可法倒变为第二。加官进爵，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凤阳总督；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原南京礼部尚书王铎与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史可法知道自己被马士英所卖，不可能遭到新帝十分信任，只得自请出朝，督师江北。由此一来，马士英在朝变为“首辅”，史可法的加衔，一直是虚衔而已。朝内大权，渐渐为马士英所拢。南京东林党人以及士大夫虽然大喊“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但都是空嚷嚷而已，于实事无补。
东林党人的私心游说，造成了史可法对立储问题的犹豫；柔懦不决，又造成了马士英等人拥立弘光帝的既成事实。
弘光既立，一方面信任马士英，一方面依赖推举自己的四位武将，终于造成日后尾大不掉的局面，致使武人跋扈，不听节制，最后把弘光朝廷送上不归之路。
痴如刘禅，淫如隋炀，如此弘光帝，加上文有马士英，阮大铖，武有左良玉、刘泽清等人，难怪南京小朝廷是那么短命。正是这样一个朝廷，面对北中国沸如汤火、清廷自顾不暇的大好局面，坐失良机，且很快大祸临头。
最无远见的政略
——南明“借虏灭寇”的国策
弘光帝继位后，立刻宣布要为崇祯帝“复仇”，把矛头直指农民军。这一帮朝臣，无论贤愚，都似乎忘记了现在与南明争天下的不是“贼”，而是“虏”——清朝政权。
弘光政权之始，有史可法、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正人君子在朝，他们首先裁撤南北镇抚司，清除特务组织，看上去很有新气象。
在设立四镇的同时，大为可笑的是，弘光朝廷还天真地封早已剃发降清的吴三桂为“蓟国公”（人家已是清朝“平西王”）。在最关键的对外政策方面，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皆一心奉行“借虏灭寇”（“款清灭寇”或“酬虏灭贼”）的政策。
此举，谬莫大焉。
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对于明王朝来讲，除农民军以外，清军是最凶恶的敌人。早在皇太极时代，后金就打算与中原各帮农民军瓜分大明朝，严禁士兵与农民军“交恶”，很想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多尔衮掌权后，得知李自成占领北京，他立即派使者携亲笔信向“闯王”示好，表示要“并取中原”。只是李自成当时太过张狂，没把辽东“鞑子”放在眼里。
后来，在汉人范文程等怂恿下，多尔衮终下决心，要趁乱入主中原，与大顺政权一决高下。可巧的是，天上掉下来个吴三桂，这位爷把山海关拱手献与清廷，联兵共击李自成，终于使多尔衮来到努尔哈赤、皇太极做梦才能到达的北京皇廷。
当然，以马士英为谋主的弘光朝廷，最早提出“借虏灭寇”，不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确实由当时信息不灵所导致。他们认定吴三桂一心为明朝社稷，尤其是他率军大败李自成，在南明诸臣眼中，简直就是“不贰功臣”。至于吴三桂已经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的事，弘光君臣完全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马士英提出，借助吴三桂之力，联合清军打击农民军，并天真地认为此举可以使清军与农民军在交战中“两败俱伤”。同时，江北诸镇明军可以与左良玉等军队四下出击，最终能进往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