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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急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齐集商议，各自拿出先前抢掠的金宝，运了几十匹骡马，送入陈奇瑜营中遍贿明军上下军官。在左右力保下，陈奇瑜答应用抚招降，准备接受农民军的“投降”。
由于朝中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抚，崇祯皇帝信之，下诏招安。结果，陈奇瑜派出明军小头目，一对一百，对“投降”农民军登记整编，准备尽遣这些人回乡安置。
眼见大伙都成“良民”了，明军松懈，捧着农民军方面“孝敬”的大酒罐痛饮，搂肩搭背互诉衷肠，都表示不打仗好。结果，一夜之间，农民军在统一布置下忽然翻脸，尽杀安抚官（一百杀一个，太容易），夺马夺兵器后四处出击，立呈燎原之态。
可见，明政府对农民军“伪降”、“诈降”一直没有充分的警惕性，使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诸部农民军脱险后，自汉中逸出，回奔陕西、甘肃攻掠。
崇祯帝大怒，撤掉陈奇瑜，改任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
屋漏偏逢连夜雨，明军西宁士兵哗变，洪承畴不得不首先处理西宁军变。等他回来时，“流贼”们都东奔入河南。
半明半灭大明朝（5）
农民军在河南集结后，共七十二营三十万左右的队伍，各推首领，于荥阳大会，商议共拒官军事宜。
崇祯八年初，过了一个肥年的农民军主力由河南汝宁入安徽，攻克颍州后，直杀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
凤阳是明朝“祖陵”所在，一直没敢建城墙，怕压住龙脉。结果，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民军蜂拥而至，杀掉当地守军数千，并派人挖掘了明帝的“祖坟”（其实朱元璋父母早就被丢于乱坟岗，皇陵仅是象征性建筑）。然后，龙兴寺和皇陵宫殿均被农民军一把火烧成白地。
祖陵被掘，崇祯帝气得发疯，在下“罪己诏”的同时，杀掉凤阳巡抚等多名高官。然后，他调集七八万大军，发足军饷，命令洪承畴在半年内一定要消灭掉所有农民军主力。
恰恰是在凤阳，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结下梁子，从此分道扬镳——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酒，张献忠就让这些小阉人为他吹吹打打，以乐佐酒。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老张索要。老张先是不给，李自成固请，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老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再让兵士把小宦者送给李自成。
李自成追问乐器下落，回言张大王已经砸毁。一怒之下，李自成持剑，把十二个小阉人均捅死，以泄胸中愤恨。由此，李、张二人失和。
崇祯帝要半年内平灭农民军，说来容易做起难。各路农民军返回秦地，饥民纷纷相从，规模几近二百万人。
李自成率部坚持在陕西发展，并在进攻甘肃真宁（正宁）时杀掉明军猛将曹文诏，给予诸路明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等人吃尽当地粮食后，又从陕西东出潼关杀回河南。
眼见洪承畴一个人忙不过来，明廷只得让湖广巡抚卢象升协助，让他剿东南，洪承畴专剿西北。
高迎祥、张献忠等人东下安徽，对滁州展开围攻，卢象升立刻领兵去救，但扑了个空。
农民军在密县、登封一带与官军交手得利后，复回陕西。洪承畴本来在甘肃打得李自成等人喘不过气来，正要集中兵力予以消灭时，明军驻宁夏固原的政府军因缺饷发生兵变，洪承畴只得赶过去救火。李自成逃得性命，奔回陕西老家。
沮丧之余，明廷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崇祯九年夏末，在孙传庭、洪承畴两部明军的围堵下，“闯王”高迎祥在周至被生俘。明廷立刻派人把他押解北京，凌迟处死。
高迎祥之死，对农民军打击很大，张妙手、“蝎子块”等头目纷纷乞降。这次，他们是真正投降。可笑的是，明廷为免蹈前车之覆辙，几个农民军头目投降不久，均被交付各部官军斩首。
李自成方面，在米脂、绥德一带休整后，本来想渡河进入山西，见明军有备，他只得率部西行，在宁夏、甘肃一带活动。
崇祯九年初，李自成与十余支农民军联手，从秦州出发，想攻取汉中。但明朝总兵曹变蛟早已设伏，把农民军击得大败。
见入汉中不成，李自成便转头进攻四川，攻破广元后，连克数十州县，所向披靡。见明朝政府军云集川地围堵自己，李自成出四川往北，杀入甘肃境内。
在崇祯九年（1636年）明廷狼奔豕突追截堵杀农民军时，东北的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
拜天大典上，朝鲜使臣罗德宪、李科二人反感这些“鞑子”们的仪式，站立不拜。皇太极大怒，但他并未杀人，而是在打发二人回国时撂下一句话：“尔国王若知逆顺，当送子弟于我国为人质。不然的话，我必兴兵，直到把尔国打服为止。”
在动手击朝鲜之前，夏五月，皇太极先派十四弟多尔衮等人率十万大军第三次深入明朝腹地，并明示此次进攻目的只在抢掠明朝京畿地区，抢人掠物为主，不计城池得失。
明廷以为清军会从山西入京，岂料清军选择延庆，入居庸关后，杀入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这位酷爱做木工活的皇帝估计在阴间也找不到木头做家具了）。
清军数月之间遍掠畿内，五十六战皆捷，俘掠人畜二十万，于秋九月从冷口从容退军，并派人在塞上砍去树皮，以墨写上“各官免送”，羞辱胆怯的明朝军将。
同年秋，皇太极自统大军跨过鸭绿江，对朝鲜展开大攻势。九月十日，清军挥师渡江，攻陷义州，一路势如破竹，十四日已攻破平壤，国王逃出汉城，三十日，清军占领汉阳。
身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国王无奈，在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只得亲自出城入清军军营投降，正式向皇太极称臣，答应如下几项条件：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质子，常年呆在沈阳；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
还好，皇太极并未杀王灭国，订立誓约后即于二月二日撤兵，朝鲜国王率群臣跪送。
由此，清朝再不用担心朝鲜反复，还可从这里征调人力、物力以对付明朝。
错把懦羊当猛虎——崇祯帝误用杨嗣昌
按倒葫芦又起瓢。崇祯帝深感朝中无干事能臣。挑来选去，他选中了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听这名字就不祥），武陵人（今湖南常德）。此人系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初年力主抚议最后被革职下狱的杨鹤。
半明半灭大明朝（6）
崇祯七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由于自诩知兵，他向崇祯帝上奏不少条陈，有一些确实管用，比如官方开矿招工以瓦解私矿矿徒造反等等。由于其父杨鹤病死，杨嗣昌丁忧在家。丁父忧刚要满期，其母又死。这时，崇祯帝见兵部尚书一职空缺（原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就诏起杨嗣昌“夺情”视事。
这位杨爷进士出身，工笔札，有口辩，在崇祯帝面前朗朗开言，天文地理五行兵书无所不通，确实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对，君臣二人都会密谈良久，崇祯皇帝常常慨叹：“恨用卿晚！”
面对当时“贼”满天下的局面以及清廷虎视眈眈的威胁，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于剿杀农民军的策略，他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让“流贼”插翅难逃。
凭公而论，杨嗣昌的战略在理论上没什么漏洞，但坏就坏在纸上谈兵。而且，明朝各地将领、官员的执行是否到位，也是检验这种策略的“法宝”。
要实现“十面之网”打大仗，必然要有钱，因为“十面之网”需要增兵十余万。有兵，就要有饷，饷银哪里来？崇祯皇帝已经明确告诉他：“内帑空虚”，大内无钱。这样，就只有把饷银进行摊派和转嫁。
如果是按以前卢象升的建议实行“因粮”（即田多的地主应该多交粮），不算是坏事。要命的是，杨嗣昌病急乱投医，他改“因粮”为“均输”，即平摊在一般百姓身上。如此一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得无数本来就活不下去的“良民”，铁下心加入“流贼”队伍。
崇祯用杨嗣昌是错，而这杨嗣昌用人更是错。他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
熊文灿乃大言虚妄之人，在其福建任上，专以金银财宝实施“买通”的安抚政策，招降海盗郑芝龙等人，然后“以贼杀贼”，依赖郑芝龙之力平定闽地的海贼。两广总督任内，他还是依恃郑芝龙，平灭了大海盗刘香。
由于在闽广之地为官日久，熊文灿手中奇珍异宝无数，拿出不少送入京中权门贵府，企盼自己能久镇岭南，坐享一方富贵。
其间，崇祯帝怀疑海盗头子刘香不是真死，就派太监以采买货物为名前往广东察验虚实，同时观察熊文灿为人。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公公到后，熊文灿金山银山地招呼，留饮十日，极尽奉承巴结。特派员公公高兴，言及中原“流贼”方炽。当时老熊喝多了酒，拍案大骂：“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前去，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
大公公闻言大喜，起身拱手：“我来此地非为采买货物，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熊公有当世大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
熊文灿吓得一下酒醒，傻眼了，后悔得要打自己的嘴巴，情急之下，他马上凑弄出自己去中原剿贼的“五难四不可”。
大公公也乐，说：“熊公您甭推辞了，我回去入禀皇上，倘若陛下有意，您也不能推辞大任。”
崇祯帝知道此事，就问杨嗣昌。杨嗣昌立刻推荐，说熊文灿绝对是人才。其实，杨嗣昌对老熊为人一无所知，他在朝中的好友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劝他把老熊当成心腹助手来用，故而有此推荐。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广东当地人两千多名，携“高科技”火器赴任。
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
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却只能硬头皮前行。
左良玉乃桀骜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说话如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
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
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寇”，可谓千载一时。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
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庠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孝敬”。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于是，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粮，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半明半灭大明朝（7）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投降。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富心机，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绰号“曹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一直杀气腾腾搞“十面三网”杀绝农民军的杨嗣昌，看主子崇祯皇帝脸色，也附和起熊文灿主抚招降。当时，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密奏，希望朝廷下令让农民军缴械，然后乘机剿杀，以绝后患。对此建议，崇祯朝廷未尝不想。但边警忽起，皇太极的清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时间顾不过来，没有认真对付这些闭齿似瞑的群狼。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制在自己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托以及多尔衮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岳托一军直奔密云，破边墙而入。依理讲，密云的墙子岭长城隘口十分险峻，但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正给派来军中当“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