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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连几天，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几乎夜以继日，手不释卷地在家里读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翻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的书。不敢粗枝大叶地读，但细读又没有时间，真是苦也苦也。邓拓为了让我增加些感性知识，派秘书王唯一带他亲笔信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馆藏《红楼梦》甲戌本和别的版本影印本，送到我宿舍供写文章时参考，我正在焦头烂额，哪还有时间仔细研究这一堆影印件，连随意翻翻都不可能，只能原封不动奉还。
就在这种似乎清醒其实迷茫，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中，拼凑了四五千字，一方面批评了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同胡适的观点“一脉相传”，对他的研究方法即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方法，阐述和分析并不多，空洞结论和大帽子倒不少。另一方面，赞扬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文章，介绍了文章的主要论点，用肯定的口吻，说他们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尽管文章开头说“作为《红楼梦》的一个爱好者……”云云，仿佛是个人读后感，到后来就换了口气：“现在，问题已经提到人们的面前了，对这问题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完全必要的。这个问题，按其思想实质来说，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又一次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目的，应该是辩清是非黑白，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每个文艺工作者，不管他是不是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都有必要重视这场思想斗争……”俨然是报纸社论的口气，哪像是《红楼梦》“一个爱好者”呢？那时候此类文章就得这么写。有点思想文化水平的读者，也已渐渐养成习惯，知道以这类口气语言写成的文章，决不是个人意见，而是代表报社的权威的、所谓“有来头”的。
我赶出初稿，向林淡秋同志交卷，他又细心改了一遍，交总编辑邓拓审定通过，决定在10月23日见报，作为《人民日报》对这场批判运动第一篇“表态性”文章，报社几位领导人也稍稍松了一口气。见报前，为了做个合适的题目，邓拓、林淡秋和值夜班的总编室主任李庄商量了很长时间，想了好几个题目，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三位反复推敲。直到深夜，才决定仿照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时用的社论题目《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用《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署了我在报社用的名字。我轻声说：“邓拓同志，这种文章署个人名字不合适吧？”他挥挥手，微笑说：“可以，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午夜，我从王府井报社大楼走回东四十条宿舍，虽然很疲乏，心里却有点轻松，总算稀里糊涂地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同时，隐隐约约似乎有点明白：党报文艺部门的任务和我自己作为党报一名编辑的工作，大约就该这么做。
文艺组组长袁水拍同时接受另一篇文章的任务，要按毛主席指示精神，严厉批评《文艺报》，实际上是指责文艺界领导。这项任务也不轻松，对袁水拍更是难事，他同《文艺报》领导冯雪峰等人都很熟，对文艺界领导周扬更是非常尊重，如何下笔，煞费苦心。那几天他也没有去办公室，在家苦斗几天后交稿，送呈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据说毛主席仔细作了修改，还亲自写了几段，定了题目《质问〈文艺报〉编者》。文章口气很大，措辞严厉，咄咄逼人，比如下面这些段落：
“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对待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了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位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于有哪些缺点，编者并没有指出，不过是‘显然’存在罢了。”
迷茫烟雨入红楼（3）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资产阶级的‘名位观念’、‘身份主义’、‘权威迷信’、‘卖老资格’等等腐朽观念在这里作怪。他们的任务似乎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
文章署名袁水拍。见报前水拍再三请求不要用他的署名，以“本报评论员”或短论形式为妥，但是上命难违，他也无可奈何，只好服从。后来为此署名招来不少斥责和嘲讽，他虽然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是战斗已经打响，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披挂上阵了。
我在那篇文章里写了“可贵的第一枪”字样，二十多年后收入随笔集《留春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时就改题《可贵的第一枪》。这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真的像五十年代前期思想文化领域开展运动的“第一枪”（当然不是由我放出的），明艳的秋阳中顿时阴霾密布，硝烟弥漫。10月24日，接着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赶出来的《走什么样的路？》，邓拓在见报前亲自审阅，加了很有火药味的一句话“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中的反映”。同一天下午，中国作家协会在东总布胡同作协会址召开座谈会，茅盾、周扬、邵荃麟等作协领导人都出席，由作协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主持，近二十人发言。主持人首先请俞平伯讲话，周扬最后发言。座谈会气氛虽然比较温和，发言者都还称“平伯先生”如何如何，但是语调都很严厉。10月、11月报上连续发表批判文章，到《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发表后，这场“批判运动”就扩大到整个文艺界，批判的矛头也就不只是俞平伯了。其后举行的中国文联座谈会上，胡风发言中从《红楼梦》研究的唯心论观点转向《文艺报》的资产阶级老爷式态度，扩大到文艺界领导的思想理论问题和宗派主义作风等等，情绪激昂，用词尖锐，于是引起反击。到1955年初，就吹起“批判胡风”的战斗号角，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让位给更大更重的战斗，后来迅速发展为敌我矛盾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接踵而来的，就是对胡适的批判，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文学界又开展对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直到1957年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迷茫烟雨迅疾演变为狂风骤雨。
五十年后，我不大清楚今天的文学评论界、古典文学研究学者，特别是当代“红学”家，对五十年前那场批判如何看待，如何评价。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许仍有许多可以评点、可以商讨、可以争论的题目，所谓“说不尽的红楼”。就我自己而言，亲历那次“批判”以后，作为报纸文艺编辑，心情就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中，时时准备着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又来一场什么“批判运动”。五十年代中，常听到周扬和别的文艺界领导人多次说过一句名言：“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如雷贯耳，铭记在心，觉得说得深刻，很精辟，从此时时提醒自己“脑子里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说是这么说，还是常常忘了“绷紧”，或者“绷而不紧”，以后多年，仍不得不一次次检讨这个毛病。
龙卷风带来“丁酉之难”
对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来说，1957年夏季由天而降的那场龙卷风，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株连九族的文字狱。那一年岁在丁酉，因此后来人们便把这场被人为地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运动称为“丁酉之难”。
龙卷风来势凶猛，首当其冲的除了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大学教授、学者以外，便是文艺界人士，排在前列的是杂文家。《人民日报》恢复副刊，一些中央和地方报纸也都陆续开辟副刊，为杂文家提供了用武之地。蓬蓬勃勃，风华四射，人们都感到眼前似乎是一派春光，杂文的振兴似乎指日可待。他们谁会料到，自己手中的那支笔，竟会带来二十多年的厄运！
杂文家都不止一次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熟悉《讲话》那些有关杂文的经典式名言：“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讽刺是永远需要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绝大部分杂文家都是严肃、谨慎的，很注意这几个“但是”，也都像况钟用那三起三落的笔写杂文，十分小心地运用批评和讽刺的武器。
何况党中央还曾用正式文件的形式号召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号召揭露和改进存在于党内的种种不正之风。何况就在前一年即1956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更何况，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几天前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报上大字标题是：“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党中央郑重而明确的指示，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和党内外朋友的热烈支持。杂文家们当然不敢后人，他们怀着热爱共产党、帮助党整掉“三风”的心情（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党员，有的还是老党员），纷纷拿起笔来，根据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揭露“三风”的种种表现，加以评论，希冀得到重视，切实改正。例如邓拓（卜无忌）的《废弃“庸人政治”》、徐懋庸（弗先）的《“应该让别人说完”》、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黄立文的《幽灵徘徊不去》、孟超（东郭迪吉）的《和风细雨及其他》、方成的《过堂》、李跃的《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徐淦的《杂感》，还有些在此以前陆续发表的，如曾彦修（严秀）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巴人的《多和拖》、《上得下不得》、鲍昌的《理发有感》、徐懋庸的《同与异》等篇，从文字上看不免有些尖锐犀利，使某些人看了有被刺痛的不舒服感，却都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有明训，即使今天重读，基本上也都是立场正确、观点鲜明的好文章。
不料，一夜之间，风云骤变，雷电交加，刀枪齐举，许多杂文家在自己毫无准备、毫不知情的仓皇中，一个个翻身落马，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原先曾遇到的“难道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的吗？”“难道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这样的吗？”“难道……是这样的吗？”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公式，一下子变成“恶毒攻击”、“肆意歪曲”、“疯狂反对”等等重得吓人的罪名，震动惊愕，他们不知所措，彷徨无计，手无寸铁的文人哪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于是纷纷应声入网，“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被打入另册，陷入二十余年的厄运。有的长期委身草莽，穷愁潦倒；有的更是妻离子别，家破人亡。直到二十二年后，才陆续重见天日，有的人等不到那一天，早已成为幽魂孤鬼了。
其实，这场龙卷风并非“突如其来”，对文化人以及整个知识界的某种“异类感”，更不是自“丁酉”始，而是早几年就开始了，只是人们没有预见到，或者虽有些感觉却未料到来势如此猛烈、如此残酷而又如此广泛，“扩大”到五十多万人之众。我一直想统计一下“丁酉之难”中究竟有多少杂文家（还有小品文作家和漫画家）因文遭罪，却始终统计不全，而且这是一件令人辛酸苦涩的事。现在能够记起的，也仅有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一二十位，还仅仅是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的，其中蓝翎本人便是当年文艺部负责杂文的编辑，沈同衡是负责漫画的编辑。同在京城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文艺报》等报刊上的，尚未统计在内。至于外地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