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协会？没听说过。”原来这是《长短录》中廖沫沙的一篇《从“扁地球协会”想起》。说的是英国伦敦有一个叫“扁地球协会”的团体，只有二十四名会员，这个小团体坚信人类栖息的地球是“又扁又平的”，他们并不是迷信的巫师或执著的宗教徒，而是自以为是科学家的一群人，不过他们生在现代，却坚信两千多年以前的“天圆地方”学说。作者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批评了资产阶级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不仅在自然科学上居然还有“扁地球之类”完全违反科学的东西，而且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也仍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奴隶买卖等等数不尽的“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因而希望我们今天不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对抗一切新的事物。这么一篇既有思想也生动有趣的文章，怎么变成“诬蔑党中央”，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扁地球协会”自然同“皇帝的宠妃”一样成了哑炮。
这场原来指望能够很精彩的戏，竟演成观众没有反应、更不用说喝彩的闹剧，只好在一阵“谁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之类的口号中落幕。夏衍同志在对他的批斗会中不免也遭遇到类似的斥责，结果当然也都是不了了之，所以他后来在文章中说到此事时，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这是很滑稽的事”。
但是，事情远没有到此结束。七八年后，江青一伙打着“批林批孔批周公”旗号又一次掀起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恶潮时，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爪牙们，对住在煤渣胡同宿舍常在一起读书、喝酒、听京戏唱片，也议论些时事的老干部又一次施行打击，给他们头上加了一顶别出心裁的帽子，叫做“长短录俱乐部”，“长短录”竟成了邪恶的代名词，真是“文革”中又一项奇闻。一切玩弄阴谋诡计与人民为敌的人，都害怕杂文这个犀利的文学武器，如鲁迅所说：“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实在足以使这帮丑类胆寒的。林彪、江青一伙把持《人民日报》时期，姚文元便明令禁止发表杂文，只许登那种“最最最”的颂诗和吹捧八个样板戏的文章。“四人帮”覆灭后，我们还常常收到不相识的作者和读者寄来的申诉信，诉说当年由于写一篇杂文，甚至赞赏一篇杂文就遭到打击迫害的经历，可见十年的极“左”路线危害之深！
十八年后的感言
1980年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将《长短录》结集出版，也算是为这个曾经横遭诬陷的专栏恢复名誉吧。出书之前，我们请劫后余生的作者写点“感言”、“札记”之类，夏衍同志因工作忙无暇执笔，廖沫沙、唐两位都写了感言。
廖沫沙同志仍然是一贯严谨的思辨文风，他回顾了当年写《“长短相较”说》时候的心境和思想线索，讲了他这些年用辩证法观察世界的心得之后，写了这么几段话：
现在我对辩证法的理解，总算比十七年前又前进了一步，特别是对于事物的对立着的双方，依一定的条件必然要互相转化，我都亲眼看到、亲身尝试了。对于这一点，现在有了更深切的实际的感受，因此也认识得更深刻。
污蔑演成闹剧（2）
我忽然想到，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并不全部了然，或者只有片面的理解，即使口头上也挂着辩证法词句，却往往理论不能见之于实践，甚至言与行相违反。林彪、“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猖獗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把恩格斯讲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的一段话，抄在这里是很有必要的。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总计划草案》）
……我是在要求读者（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现在也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无论是对《长短录》本身的文字、内容和它所遭逢的命运，无论是对它今天的出版成书或十七年来客观世界的风云变化，只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亦即辩证法，才能够得到较为正确的认识、较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至于对我自己十七年来的遭逢、际遇、耳闻、目睹、身受的一切，我不过是把它看作我学习辩证法的又一进程而已。因此我把这篇“感言”，题名为：《我又学到一点辩证法》。
唐同志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为人道德》一文的开始，说了这么一件事：
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吧，有人告诉我，夏衍同志已经回到自己的家里。我想约个时间去看他。过了几天，他的女儿沈宁来访，说是夏衍同志的意思，我的身体不好，暂时可以不必去。沈宁同志劈头第一句话，就是：
“爸爸说，关于《长短录》的事，对你很抱歉！”
十年以来，我第一次听人说表示抱歉的话。出于意料的是，偏偏说这话的是夏衍同志——他不需要向我抱歉什么，又偏偏是为《长短录》而发——说起《长短录》，惭愧得很，虽承夏衍同志指名要我参加，而且除他本人之外，其余吴晗、廖沫沙、孟超三位，又都是我素所钦佩的在杂文写作上各具风格的作家；可惜我那时住在西郊，忙于编写教材，只用“万一羽”笔名，发表了两篇文章，是五人中写得最少和最不称职的一个。因此，如果真要抱歉的话，就应当由我先向夏衍同志、先向《长短录》表示抱歉了。
《长短录》三十六篇文章，后人自可作各种评价，无论怎么说，林彪、江青的御用打手们加在文章上的一大堆帽子是一顶也戴不上的。人们倒是能够感受到作者们对国家民族的忧患，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人民喜怒哀乐的关怀。至于对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的时弊，作者们虽然作了嘲讽和解剖，但又都是与人为善和实事求是的。今天读来，仍能深切地感到作者们期望切实改正我们思想、工作、作风中的缺点错误的拳拳心意。说长道短，本来就应该是舆论的天职，是舆论为社会、为国家、为广大读者应尽的责任。即便是议论了、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只要是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参考和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教益，为什么不可以呢？同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时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所谓的“社会主义之短”，指出来“道”一“道”，针砭一下，引起重视和警惕，从而积极采取措施，切实加以改正，不是更加应该吗？如果从上到下，大家沉醉于虚假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生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满足于莺歌燕舞的升平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严重的失职吗？
又是二十五年过去，今天再回首四十年前，如梦如烟，却又历历在目。五位作者，吴晗和孟超两位在十年动乱中惨遭迫害致死，吴晗同志更是被整得家破人亡。另三位，也是历经劫难之后，近十年中先后远去。他们都曾为我国现代文化事业呕心沥血，作出杰出的贡献，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为后人树立文化战士的楷模，《长短录》只是他们丰功伟绩中极小的一部分。作为幸存者，我怀着对五位逝去前辈缅怀之忱，尽力向今天的读者还《长短录》的本来面目。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1）
一
远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听说过“南北二乔木”两位党内“大才子”的盛名。“南乔木”——乔冠华，1946年随周恩来同志在中共谈判代表团工作时，我曾经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的记者招待会上，在陶行知先生猝然病逝的追悼仪式上，领略过他的丰采，其后又在香港出版的进步刊物上读过他署名“乔木”的文章。但是“北乔木”——胡乔木，则是全国解放初期我奉调到《人民日报》工作后，才有幸结识。虽然在那以前，早已学习过他的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也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聆听过他所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长篇报告了。
建国后相当长时间，胡乔木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主管《人民日报》工作。1953年初我刚从上海调到报社，就从老编辑言谈话语中感到他在报社有很高的威信，一说起“乔木同志”，都有点奉若神明。老编辑们经常介绍乔木领导报纸工作的许多轶事。他并不只是抓原则，抓方向，而是具体细致，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常常过问，不允许有差错。1951年6月，他曾起草过一篇《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为语言文字问题发表社论，在《人民日报》以至整个中国新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因而轰动一时，影响深远。他曾到报社向全体人员作过《为办一张没有错误的党报而斗争》的报告，我虽没有赶上听报告，但不免战战兢兢，唯恐工作稍有不慎，在报纸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
大约1954年上半年，有一个时期，乔木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上午十时到他那里去介绍有关当天报纸情况，听取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回来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每人轮值两周，每天约一个小时。我是接王若水的班担负这一任务的。第一天去时，若水带我乘坐报社派的悬有特别通行证的专车，驶进中南海西门，直到乔木住所门前，穿过回廊，走入他的办公室。我有点忐忑不安。他让我们坐下，倒了两杯茶。若水介绍我的姓名，介绍是文艺部的。乔木问起我的籍贯，我说是江苏淮安。他随即说：“哦，你们那里九中（原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在苏北很出名，你是九中学生吗？”我连忙回答全家1934年就离开淮安，我才十岁，没有来得及上九中。他又问我的经历，在哪里入的党，从何处调到报社来的。他的盐城口音同我们淮安话差不多。我一一回答，虽然仍有点拘谨，紧张的心情却渐渐消除。
每天去乔木处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听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由于我在文艺部，对报纸其他版面的稿件情况（比如经济宣传、国际宣传）并不了解，无从向他汇报。例如有一天他问起一篇经济评论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看过，他们有些什么意见，我嗫嚅地回答不出来，顿时感到窘迫愧疚。乔木并未批评我这个“联络员”的失职，只是温和地一笑。接着就说：“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应该听，特别是事实部分。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办。报纸是中央的报纸，不能办成各部的公共汽车。”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意见，我当天下午在编前会上一字不漏地传达了。有一两天他对报纸的意见不多，就闲谈几句。他知道我在上海生活较久，就问起上海在沦陷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旧事，问苏州河水是否比过去清净些了，问“跑狗场”（逸园，现文化广场）现在派什么用处，问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的现状，我的简略回答未必会使他满意，但我实在佩服他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人、事和地名都还记得那么清楚。
二
1956年上半年，经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由原来基本上按苏联《真理报》模式的四个版（后扩充为六个版）扩大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报纸传统的八个版。乔木显露出办报行家的才能，几乎领导了改版的全部筹备工作。他原先就常到报社来，那一时期更加频繁，几乎每星期要来一两次。有一天他对文艺部主任林淡秋说，要同文艺部编辑们讨论副刊问题。过去他来报社，大都是找邓拓等领导同志谈话，或者参加编委会的会议，偶尔也找理论部或文艺部负责人到他那里去。到文艺部办公室同全体编辑人员讨论工作，却是破天荒头一回。
那天，乔木坐在我们大办公室唯一的旧长沙发上，林淡秋、袁水拍两位左右陪着。我们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面对着他们三位。他一走进办公室，可能感到气氛过分严肃，就先同大家一一握手，说今天只是同大家见见面，想就副刊怎么办的问题随便交换些意见。然后询问文艺部三个负责人过去编过什么副刊。林淡秋编过《时代日报》的《新文艺》，袁水拍编过《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我则短时期编过《联合晚报》的《夕拾》，虽然都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或是进步人士创办的报纸，但都是解放前的事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报副刊怎么编，谁也没有经验。乔木对过去的副刊并未作任何评价，显然，我们这些简单的经历，他可能也了解，所以问一问，只是为了冲淡紧张气氛罢了。
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各人的记录详略不一。我一面用心静听，一面又随时准备回答询问，不便只顾低头作笔记，所以结果未能留下一份详尽的文字记录。那天，乔木前后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娓娓道来，轻声细语，如同话家常，但是给大家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的主要意见就是：副刊同整个报纸一样，要宣传党的政策精神，尤其要作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文艺理论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不要有一样的声音；提倡文责自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代表报纸，更不是代表党中央；副刊稿件的面尽可能地宽广，路子不能太狭仄，要包罗万象；作者队伍尽可能地广泛，去请各方面的人为副刊撰稿；《人民日报》副刊在这方面具有比其他报纸有利的条件，你们要充分利用……等等。他这一番话，为我们的副刊工作定下了基调，帮助编辑人员打开思路，解除了前几年强调学习《真理报》经验所带来的种种条条框框。后来在很长时期内都成为报社副刊编辑工作的指针。
根据乔木谈话精神，我起草了一份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