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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乔木谈话精神，我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约，又经他几次修改补充定稿，在改版第一天（1956年7月1日）的八版刊登。其中第一条“短论、杂文，有文学色彩的短篇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就是乔木改定的，他特别加上“有文学色彩”五个字。他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首位，一般情况下都放在头一条位置，还特别提出要批评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弊病。第二条列了散文，小品，速写，短篇报告，讽刺小品，有文学色彩的游记、日记、书信、回忆（这里他又加“有文学色彩”字样）。在这些之后，他又增加一条“关于自然现象和生产劳动的小品，关于历史、地理、民俗和其他生活知识的小品”。“除了适宜于连载的少数作品以外，一般稿件的篇幅希望在一千字左右。”他是素来主张报纸的文章要“短些，再短些”的。短短一则稿约，勾画了以后多年副刊的基本蓝图。不仅《人民日报》副刊，就是其后陆续创办的许多省市报纸副刊，也都是大体相同的路子。比如一般都将杂文或随笔加花边放在头条位置，这个格局至今未变。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2）
三
乔木对报纸副刊似乎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他对副刊的关注，比起那些原则、方针、精神等等抽象的东西，更多的却是作者队伍和稿件，那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如果不能具体体现在每一位作者的身上和每一篇稿件上，一切正确的原则和政策岂非都流于空话？
还在副刊筹备初期，乔木就帮助我们细心物色一批批作者名单，要我们详细开列出来，弄清确切地址，然后一一登门拜访，至少专函约请，决不能只靠一张打印的简单约稿信。他知道文艺部的编辑接触的作者面有限，所能想到的，无非是文艺界知名人士和中老年作家。而他却把眼光投向文艺圈以外、文化界以外的作者，还有一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的人。
比如他提到的李锐、刘祖春、张铁夫等几位的名字，当时我们都很生疏。他们都在党政机关或工农业部门工作。乔木却是了解的，他说这几位在战争年代都是写文章的好手，只是解放后转到新的工作岗位，担任了领导，因而写得少了，但他们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和感受，一定能写出好的杂文。还有一位曾彦修，当时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同我们文艺部也不曾打过交道。乔木亲自给他们写信，打电话，邀请他们来报社参加座谈会。这几位同志，毕竟因为工作担子较重，写的文章不多，但仍然为副刊增色。曾彦修用“严秀”笔名写得较多，是一位杰出的杂文家，不过他1957年遭逢厄运，几篇杂文也成了“罪证”。
又如沈从文，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似乎已经从文坛隐没，在京华冠盖中默默无闻。乔木一再说一定要请他为副刊写散文。沈先生应邀写了一篇《天安门前》，虽然不大像《边城》的风格，但“沈从文”这名字在《人民日报》出现，却引起热烈的回响。乔木还说起张恨水，问我们是否知道他的近况。我们虽然听说张先生仍住在京城，也知道他是写副刊文章的老手，但是脑子里总有“鸳鸯蝴蝶派”那个旧观念的影子，自然也没有考虑去约稿。乔木却一再提到这位老报人、老作家。
他还提到了一些旧北京副刊上能写文章的人，有些名字我们就更加陌生，其中有徐凌霄、徐一士两位。乔木抗日战争前曾在北京求学和工作，可能从当时报纸副刊上对这两位兄弟文人有印象，而我却只在东安市场旧书肆中见过《一士谈荟》等旧籍，作者似乎是民国初年人物，十分久远了。我们按照乔木意思，辗转探寻这两位老人下落，终无结果，乔木对此总有点憾然。
他也谈到周作人，认为这位“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健将，晚节不终，当了文化汉奸，文章却是写得好的，早已刑满出狱，住在北京，可以请他为副刊写稿而不必署真名。我们奉命到八道湾造访，知堂老人应约写了一篇《谈毒草》，说到有些艳丽花草（如夹竹桃）却是有毒的，短短七八百字，仍是旧时风格。“反右”风暴一起，从此在报上销声匿迹。检查副刊时，都知道周作人这位作者是乔木指名去约稿的，总算没有给我 “为毒草大开绿灯”的罪名下加一个铁证。
这些作者的来稿，充实了副刊的内容，扩大了作者面，读者是欢迎的。但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编辑的思想框框，明白了一条道理：贯彻“双百”方针，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而行动上却仍然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头脑里还有意无意地设下一个个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又从何落实？
明白好像是明白些，做起来却也并不容易，积重难返，头脑里的条条框框仍然很多，也还有不少顾虑，私心杂念也好，习惯势力也好，总之是“足将进而趑趄”，气候变化时，又会反复，教训也不少，那都是后话了。
四
乔木对副刊工作的指导，常常贯穿于一篇稿件的始终，有时做得比分工主管副刊的副总编辑要细致具体得多。他不单是帮助出题目、找作者，也亲自看稿件，特别是杂文。他素来认为“杂文是副刊的灵魂”，抓副刊工作首先要抓杂文。杂文排出小样送请他审阅，他并不只是画个圈，批个“可发”或“不发”完事。不能用的，他都批上几句，用商量的口吻，说明不发的理由，末了必加上一句“请你们斟酌”。有些他认为可以发而又写得还不甚理想的，就会亲自动手，详细修改，从内容、文字、题目直到标点符号，细琢细磨，花了许多工夫。他从来都用钢笔书写，不用毛笔，也不用圆珠笔和铅笔，字迹清秀，令人赏心悦目。
我手边还保留着这样一份改样：1956年7月报纸改版初期，副刊上刊登了李长路写领导作风问题的杂文。原题是《宰相肚里好撑船》，比较直露。乔木改为《宰相肚皮》，文字改动得更多，如原文首段是：
从古以来，“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话成了衡量领导人物的气魄的标尺之一。人民要求身为宰相的“肚里能撑船”，就是要有胆量、有气魄，所谓“宽宏大量”、“礼贤下士”、“虚己以待物”、“有容人之量”等等，都是这个意思。然而宰相在一国之中，并无几个，所以这标准也就逐渐推及到衡量一般人了。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我们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我们也还是要提倡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
这段文字，意思并无差错，但可能有阐述不够清楚、议论有点空泛的毛病，不免会使人产生什么联想和误解。乔木的改文是：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反映了历来人民对于领导人物要有大度量的一种愿望，虽然历史上这样的宰相并不多见。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人民的事业要求新型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同旧日的宰相当然有很多不同。但是对于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人民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或者更正确些说，人民更有理由要求领导者具有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
那时候，“影射”或“恶毒攻击”这一类的政治帽子，还不像后来几年那样风行，所以文中虽然一再说到“宰相肚皮”云云，并不曾成为问题，引起某些人神经过敏，胡乱猜测。而乔木在修改中仍然多次用“领导者”、“领导人物”这些含意明确的名词，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可见用心良苦。他那时对知识分子，对作家也很注意宽容，注意政策和影响。比如文中还有这样的修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能不能贯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看文学和学术的领导人有没有大的度量。”“如果有关的领导不把自己的肚皮放大一些，而且还在继续收缩，使文艺上的‘百花’和科学上的‘百家’越挤越少，那最后就有只剩下一个挤扁了的空肚皮的危险。”
细微之处，可见精神。类似的事例比比皆是。副刊初创时，郭沫若寄来一篇《发辫的争论》，用诙谐的笔调写“左”“右”两派争论发辫长和短哪一种美，哪一种有用。调门越争论越高，“右派”指责对方是“左倾幼稚病患者”，“左派”则认为对方“犯了右倾保守主义的毛病”，最后终无结果。这种写法在当时副刊稿件中很少见，我们没有把握，就排印小样送给乔木。他在小样上批了一句：此文是讽刺无聊的争论，应当发表，还亲自给郭老写了一封信，建议作些文字修改。郭老欣然同意，就使副刊上出现一篇别具一格的文章。不过他用的是假名，除我们编辑以外，谁也不知道这篇有趣的文章作者是谁。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3）
五
1960年冬天，乔木寄来一封信，大意是说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群众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不少党员和干部情绪低沉，这种时候，副刊有责任鼓励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提倡乐观积极的精神，帮助人们拥有丰富、健康的精神生活，但也不要说大话，说空话。他具体建议组织一些读书笔记，提倡多读书，多读古今中外的好书，从中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能增长知识，提高文化素养。
这个主意很好，也很适时。那时候我们正在为副刊如何既能办得有声有色又减少假话空话而大费心思。乔木的建议打开了编辑的思路，于是就有了一篇邓拓写的《从借书谈起》（刊于1961年1月23日）。约请当时已离开报社领导岗位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同志写第一篇，也是乔木提出的。邓拓给副刊写杂文随笔一类稿件，从不署真名（他在1957年发表引起许多人注目的《废弃庸人政治》，署名为卜无忌），这篇文章仍用一个假名。乔木审阅小样时，除了作文字修改外，还提出请作者署上真名，用意大约是为增加分量扩大影响吧。邓拓尽管不甚情愿，也只好勉强同意。
这篇短文从袁枚的一篇《黄生借书说》谈起。随园主人因一位黄姓青年来借书而引发一番议论，叙述家境贫困的书生读书之难。帝王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为了帮助读者弄清原文寓意，我们在刊出袁枚原文同时，又请陈友琴先生用白话文译意，连同邓拓文章一起见报。邓拓还发挥了一点意思，乔木在改样上又加以补充：“袁枚的文章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意义，因为它说明了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事实往往相反，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胜利定然是属于那些条件优越的人吗？困难一定会把有志者压倒吗？不！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最终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面前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的”。这一段从黄生借书这件小事引出当时很有针对性的微言大义，可以说是邓、胡二位共同阐发的。他们的心意，在一张改样上沟通了。
1963年春夏之交，《新湖南报》上的两条新闻，触发了乔木的思绪。那些年他虽然忙于文字工作，但绝大多数是为中央起草文件、审订《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文字和注释，审改《人民日报》重要的社论和评论，自己执笔写文章而且公开发表的事几乎绝无仅有。6月下旬，我突然收到他寄来的两篇杂文：《湖南农村中的一条新闻》、《湖南农村的又一新闻》，署名都是“白水”——他似乎从来未曾用过这个笔名，以后也未见再用。
两篇一千多字的杂文，讲了湖南农村的两件新事。一件是一位农村干部母亲死了，用开追悼会代替做道场，党支部和党员带头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另一件是一家农户失火，民兵干部组织全体民兵利用农事空隙义务为他修了新屋。两件事情都不大，却都闪耀着一种新思想、新观念的可贵的光辉——共产主义的光辉。乔木敏锐地抓住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精神生活中新的萌芽，及时加以表彰。前一件事，他指出“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值得在全国所有的农村和城镇中提倡”。他说：“党支部书记不可能主持每一个追悼会，但是党的支部的确必须努力改革人民群众有关丧葬婚嫁等等风俗习惯，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扫除形形色色的垃圾，消灭形形色色的细菌，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生长起来。”后一件事本是民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做好事。但因为是义务劳动，又值批评和纠正了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之后，乔木不得不花点心思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思想精神的关系上多说几句，以澄清人们可能产生的误解，因而这篇文章的字数就比前一篇长了些，近两千字。
邓拓的那篇《从借书谈起》打了头炮，以后就陆续发表类似的稿件，附上原文。文章大多引古喻今，借题发挥，或阐明调查研究之重要，或表彰克服环境困难之毅力，或揭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之危害，或剖析防止片面性之必要，等等。乔木又亲自动手写杂文，因而那几年的副刊，虽然免不了要受到“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大风潮的波及，不如五十年代中期那样有声有色，但从杂文来说，还是很有点气势，也常出现些高质量的作品。1962年又有夏衍、廖沫沙、吴晗、唐、孟超等五位老作家共同开辟的《长短录》杂文随笔专栏，带动了一大批谈思想修养、革命精神、道德品质、文化知识的好文章，在读者中得到良好的反应。
然而，好景不长。“左”的思潮日益猖獗，副刊也就渐渐面目全非。待到“文革”恶风从天而降，上述文章全都被扣上“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吓人帽子，最轻的也是“贩卖封资修黑货”。那时乔木自己也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无从充当副刊的保护神了。
六
1966年12月下旬某一天，报社大楼忽然人声鼎沸，刮起“揪斗胡乔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