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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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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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   
  《过去的学校》的“过去”,并没有追溯到那么远,大体上是从清末维新变法、初设新式学堂的时候写起。而写这些“过去的学校”的老先生们,像蔡元培、沈尹默、刘仙洲、茅盾……也多是五四时代的人。他们或者是五四时代的校长、教师,或者是五四时代的学生。也有晚于五四时代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都有。下限则断在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建国以前。建国以后,那就只能说是“现在”,不能叫“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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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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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办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你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沈尹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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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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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括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学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人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2) 
…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线,常常为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它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全文见《蔡子民先生言行录》下册三三七至三四一页)。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全文见《言行录》三四一至三四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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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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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地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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