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君两人同宗，可连座。余遂与玄同比肩。坐既定，玄同问余，君知我有一子在君班上否。余答，知之。玄同又言，君班上所讲一言一句彼必详悉记载无遗。余答诺，并谓彼勤奋好学殊少见。玄同又谓，彼在君班上之笔记我亦过目，逐字不遗。余闻言，骤不知所答。窃恐或起争论，将何措辞。
玄同乃续谓，彼甚信君言，不遵吾说。余仅诺诺。玄同乃改辞他及，不再理前绪，余心始释然。
二
一日，又有人责余，君何无情乃尔。余问何事。彼云，君知适之近患病进医院否。余曰，顷正闻之。彼云，适之尊君有加。有人问适之有关先秦诸子事，适之云可问君，莫再问彼。今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余答，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又有一学生告余，彼系一新学生，旧同学皆告彼，当用心听适之师与师两人课。乃两师讲堂所言正相反，不知两师曾面相讨论可归一是否。余答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
又有一生来问，师言老子出孔子后，又言出庄周后，除最近在《燕京学报》新有一文外，尚有其他意见否。余答，有之。彼云，愿闻其详。余答，此非一言可尽，余在上古史班上当有述及，君倘愿闻其详，可试来听之。彼乃哲学系四年级生，自是遂来余上古史班上旁听。越一年，来晤言，余听师上古史已一年，今信师言不疑。哲学系有毕业纪念刊，当整理一年笔记成篇刊入。不知师尚有所言未尽否。余答，有之。因请余再撰一文，亦同刊其班之毕业刊物中，并告余，亦当请适之师同为一文讨论其事。余允之。余因续撰一文，连同彼笔记同刊是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纪念刊中。而适之则竟未为文。后余自刊《庄老通辩》一书。已在余居香港时，距当年亦已三十年矣。此君笔记载当年北大哲学毕业刊者，余手边无之，容当觅得，再以补入。此君已忘其姓名，惟闻其留学德国，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
余与适之讨论老子年代问题，绝不止三数次。余曾问适之，君之《先秦哲学史》，主张思想必有时代背景。中国古人所谓知人论世，即此义。惟既主老子早于孔子，则老子应在春秋时代，其言亦当根据当时之时代背景而发。君书何乃上推之《诗经》，即就《诗经》来论时代背景，亦不当泛泛分说乐天派悲观派等五种人生观，认为乃老子思想之起源。当知乐天悲观等分别，历代皆有，唐诗宋词中何尝无此等分别。即如最近世，亦复有此五等分别。何以老子思想独起于春秋时代，仍未有所说明。且如老子以下，孔子墨子各家思想，亦各有其时代背景。君书自老子以下，即以思想承思想，即不再提各家思想之时代背景，又何故。适之谓，君之《刘向歆父子年谱》未出，一时误于今文家言，遂不敢信用《左传》，此是当时之失。然对余之第二问题，则仍未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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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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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适之见余，再不乐意讨论老子，而别撰《说儒新篇》。在彼撰稿时，屡为余道其作意。余随时告以己意。如是者数次。适之说儒终于成篇，文长五万字，仍守其初意不变。其说既与余上古史堂上所讲意义大相背驰，诸生举适之此文设问。余遂于堂上明白告诸生，余所持与适之说儒不同之所在。诸生或劝余为文驳论。余告诸生，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是非。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孟子》一书，只在申孔，不在辟墨。遇两说异同，诸生贵自有折衷。并余已将今天堂上所讲，一一告之适之，不烦再为文辩论。遂拒不为。诸生乃浼余助教贺次君即就余讲堂所讲撰一文，刊之北大史系同学在天津《益世报》所主办之副刊上。适之见之，大不悦，但亦未撰文反驳。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欲次君别为一文自解说，次君拒之，谓所辩乃本钱师之说，不能出尔反尔。不得已，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自为一启事，解说此事。自后余来香港，某君在《港大学报》上刊一文，专为讨论适之说儒。余始别为一小篇，追忆前说，则已上距当时十年外矣。今余此文，已收入余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集。
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惟一时所注意者，亦仅为一些具体材料问题解释之间，而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一大问题上，则似未竟体触及也。然孟子所谓余非好辩，亦不得已也。余深深了此意境。
又一日，适之告余，得商务来书，嘱编一中学国文教本。彼谓，君在中学任教国文课多年，对此富实际经验，盼我两人合作，共成此编。余告适之，对中国文学上之意见，余两人大相违异，倘各编一部中学国文教科书，使国人对比读之，庶可有益。倘欲两人合编，其事不易，并使他人亦无可窥其底里，遂拒不为。此事遂亦作罢。时适之在北大，已不授中国哲学史，而改授中国白话文学史。惟余与适之在文学方面甚少谈及，以双方各具主观，殊难相辩也。
三
时傅斯年孟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自广州迁北平。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如其以历史语言二者兼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大体言之，西方史学并不同持此观念。其在中国，尤属创新。故在其主持之史语所，其时尚仅有地下发掘与龟甲文研究两门，皆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然孟真心中之史学前途，则实不限于此两者。
余至北平，即与孟真相识。孟真屡邀余至其史语所。有外国学者来，如法国伯希和之类，史语所宴客，余必预，并常坐贵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绍余乃《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者。孟真意，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继此以往，则余与孟真意见亦多不合。
孟真在中国史学上，实似抱有一种新意向。惟兹事体大，而孟真又事忙未能尽其力，以求自副其所想望，而遂有未尽其所能言者。彼似主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彼著述亦仅限先秦以上，即平日谈论，亦甚少越出此范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
适之于史学，则似徘徊颉刚孟真两人之间。先为《中国大史学家崔东壁》一文，仅成半篇。然于颉刚《古史辨》则备致称许。此下则转近孟真一边。故北大历史系所定课程似先注意于断代史。在余初到之年，北大历史系第一次开会，适之为文学院长，曾言办文学院其实则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而历史系上古史一门除余专任其必修课外，又开选修课，凡八门，颉刚孟真各任一门。此见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文史两途已相悬绝。其在文学上，对白话文新文学以外，可以扫荡不理。而对史学，则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论，但亦急切难有新成就。于是适之对北大历史系之兴趣，亦遂逐渐减轻。
四
余在北大，任教“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年。翌年，改开中国政治制度史。系主任陈受颐弗允。受颐人素谦和，主讲西洋史。闻其于西洋中古史颇有深入，实际并不任系务，乃由孟真幕后主持。大意谓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余谓，言实际政治以前制度可不再问。今治历史，以前究属如何专制，亦当略知，乌可尽置不问。屡争，终不允。余言，余来任课，上古史秦汉史由学校规定，余一课任余自由开讲，不论选课人多少，余意欲开此课，学校似不宜坚拒。遂终允之。北大选课，学生可先自由听讲，一月后始定选。到时乃无人选余此课。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告其同事，学生来校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今文学院开此课，当令学生前往听讲。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来选听此课。稍后，人益多，乃历史系学生前来旁听。因北大校规松，选定之课可任意缺席，未选之课可随时旁听。故学校自开学后，讲堂必随时改换。旁听多，换大课堂；缺席多，换小课堂。某教师或自小课堂屡换大课堂，某教师或自大课堂屡换小课堂。学生以此为教师作评价，教师亦无如之何。清华燕大殊无此现象。惟余第三年仍开近三百年学术史，俾完成余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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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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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每次上堂必写此一堂之讲授大纲及参考材料。惜余此课所讲迄今未编撰成书，惟散见其要旨于余此后之《国史大纲》中。即余初来台北，有《历代政治得失》一讲演，已付印出版，亦可谓余在北大讲授此课一简编。则已距当年开讲近二十年之久矣。
时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诸生来余舍，请余办一《通典》，谓当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余拒之。诸生曰，师仅挂一名，其他一切尽由吾侪负责，请勿忧。余曰，今年开此政治制度一课，乃为诸生于此方面常识特缺，非为余于此特所重视。余爱通典制度，亦爱食货经济，又爱禹贡地理沿革。诸生当扩开兴趣，博学多通，乃能于史识渐有进。待他年学问基础既立，庶可择性近专精一门。此乃成学后事，非初学时事。倘诸生今即专骛一途，适以自限，非以自广。恐于诸生学业前途，有损无益。余为诸生着想，非自为计也。诸生唯唯而退。
时国民政府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虽亦尊令办理，但谓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故北大中国通史一课，乃分聘当时北平史学界，不专限北大一校，治史有专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各别讲授。历史系主任及助教两人，则随班听讲，学期学年考试出题阅卷，由彼两人任之。余亦分占讲席，在讲堂上明告诸生，我们的通史一课实大不通。我今天在此讲，不知前一堂何人在此讲些什么，又不知下一堂又来何人在此讲些什么。不论所讲谁是谁非，但彼此实无一条线通贯而下。诸位听此一年课，将感头绪纷繁，摸不到要领。故通史一课，实增诸位之不通，恐无其他可得。乃有人谓，通史一课固不当分别由多人担任，但求一人独任，事亦非易。或由钱某任其前半部，陈寅恪任其后半部，由彼两人合任，乃庶有当。余谓，余自问一人可独任其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一九三三年秋，北大乃聘余一人独任中国通史一课。于是余在北大之课程，遂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及通史之三门。学校又特为余专置一助教，余乃聘常来北大旁听之学生贺次君任之。
自余任北大中国通史课，最先一年，余之全部精力几尽耗于此。幸而近三百年学术史讲义已编写完成，随时可付印。秦汉史讲义写至新莽时代，下面东汉三国之部遂未续写。余之最先决意，通史一课必于一学年之规定时间内讲授完毕，决不有首无尾，中途停止，有失讲通史一课之精神。其时余寓南池子汤锡予家，距太庙最近。庙侧有参天古柏两百株，散布一大草坪上，景色幽茜。北部隔一御沟，即面对故宫之围墙。草坪上设有茶座，而游客甚稀。茶座侍者与余相稔，为余择一佳处，一藤椅，一小茶几，泡茶一壶。余去，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余于午后去，必薄暮始归。先于开学前在此四五天，反复思索，通史全部课程纲要始获写定。
此课每周四小时，共上两堂，每堂两小时。余于开学后上课前，必于先一日下午去太庙，预备翌日下午上堂内容。主要在定其讲述之取舍，及其分配之均匀。如余讲上古史，于先秦部分本极详备，但讲通史则不多及。又如余讲近三百年学术史，牵涉甚广，但讲通史则只略略提到。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一从客观，不骋空论。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而尤要者，在凭各代当时人之意见，陈述有关各项之得失。治乱兴亡，孰当详而增，孰宜略而简，每于半日中斟酌决定明日两小时之讲述内容。除遇风雨外，一年之内，几于全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能于一年内成其初志。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
下及第二年，余遂可不复至太庙古柏下，然亦随时随地不殚精思，于每一讲之内容屡有改动。又增写参考材料，就《二十四史》《三通》诸书，凡余所讲有须深入讨论者，缮其原文，发之听者，俾可自加研寻。然此工作迄唐五代而止。因史料既多，学生自加研寻亦不易，此下遂未再续。所发姑以示例而止。
中国通史乃文学院新生之必修课，亦有文学院高年级生及其他学院诸生，复有北平其他诸校生，前来旁听。每一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