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效果以及化装等，也都渐具规模，各有专人管理。剧团每在校庆日，公开演出，一连两天，轰动一时。除校庆日之外，每周星期六或一般小的节日，也有演出。学生们花费一角钱，买上一张票附带一包糖果，又看、又吃、又玩，师生同乐。那时，万家宝正在中学部读书，他受到不少的影响，他创作的名剧《日出》、《雷雨》等，都曾在南开新剧团上演过。戏剧公演之同时，还不断穿插些相声、魔术等小节目。特别有一位同学姓杨（忘其名），他在读中学时，就常表演魔术（变戏法），后来，他升入大学攻化学，他利用物理、化学的实验，丰富了他的魔术内容，颇得观众的喝采。那时南开的新剧团，实已超过了一般剧团的技艺水平。
后来，南开又成立了京剧社，在学校的节日，也常常上演。每次演出时，先生总是坐在前排，聚精会神地观赏，直到剧终为止，不论台上演的好或不好，他都兴高彩烈地为演员们打气。他常说：“这是师生们在一起玩，不能要求太高嘛！”他平生的爱好，就是跟学生在一起玩。
南开的体育，也开展得最早。无论是田径，或是各种球类，包括篮球、足球、棒球、排球和网球等，以及武术会，都是很发达的。在历届华北或全国运动会上，南开是享有盛名的。那时，先生总是担任着总裁判。田径赛里出现过“大金刚”、“二金刚”；篮球队里出现过南开“五虎将”即李国琛、刘建常、王锡良、唐宝堃和魏蓬云等。他五人曾代表中国，出席过远东运动会。当先生看到这些神采奕奕、生气勃勃的年青一代各显身手时，从他微笑的面容里，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喜悦。后来，在重庆南渝中学时，先生不惜出大力，修建了一座运动场，叫学生们在里面跑跑跳跳。他常说：“这些孩子们像一群野马，哪能关在笼子里？”又说：“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先生不仅重视男学生的体育，同时也重视女学生的体育。一切运动项目，也有女学生参加。要求男、女学生都是文武全材，这就是他的体育方针。
抗战期间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发动了事变，进占了沈阳，不久，日军又北上，攻陷了吉林，吞占了黑龙江。继而寇军占锦州，侵山海关，犯热河，于是我东北大好河山，全部沦为敌有。日寇掠夺东北得逞后，进而窥伺华北，经常在天津编组便衣队，用以滋事骚乱。那时，日本租界里的海光寺兵营，正处在南开大学部和中学部的中间，日本侵略者，常常以军事演习为名，越出租界，一直跑进南开学校来打靶，对准教室楼，架设机关枪，肆行寻衅，制造骚乱。南开师生，早已识破日寇的伎俩，置之不理，照常上课，日寇虽恨之入骨，也无可奈何？！
南开学校虽处在急风阵雨之中，但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发展着。是年，大学设工科和化学工程、电机工程两系。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又增设经济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冬天，先生到四川游历，见到蜀中真乃天府之国，人文荟萃，物产丰饶，于是先生有在川省建立南开分校之意。先生又看到当时的华北局势，日趋紧张，应早作准备，为未来后撤时留有回旋余地。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春，先生派中学部主任喻传鉴到四川，视察川省教育。四月间，在重庆沙坪坝购地八百亩，随即鸠工破土。八月间一部分校舍竣工，招录新生二百余人，九月间正式开学，定名为南渝中学。当时一般社会人士，莫不惊奇于建校之神速。到此时，南开学校由五名学生的严馆，经过四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已发展到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学生三千多人。这一成绩，纯属时间的堆积而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仍沿用其一贯的侵略伎俩，挑起了“芦沟桥事变”，七月二十八日，战祸延及天津。在前一天（即二十七日）下午，有日本军车一辆，满载日寇侵略军，自津南驶来，到八里台南大校门刹车，几个兽兵把校门外悬挂的抗日标语牌，用军刀砍下来拿走，临上车时又大声嗥叫，还有一个兽兵从车上扔到校内一枝枪，然后狂傲地乘车散去。当时先生在南京，校内各部负责人见日本侵略兵来意不善，情势危急，时值暑假期间，校内仅少数住校生，还有部分教职员及其家属。学校紧急通知，限他们要在当晚前离开学校，迁往安全住处。学校虽已早在迁移，这时尚有部分图书仪器未及迁出，乃紧急转移。当夜即二十八日凌晨，日寇果然在津发动了事变，由二十八日午夜到二十九日，日寇从海光寺兵营，用密集的炮火，轰击南开大学彻夜未停。第二天寇机又来投掷大批炸弹，之后，有军车开进学校，把未炸平的楼房，泼油纵火烧毁。中学部也遭到同样厄运。事后查明：大学部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的宿舍楼和大部平房，均被夷为平地。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室楼，也化为一片废墟。大学校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一万八千斤，钟面镌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一件历史文物，也被日寇拉走，熔做枪炮子弹，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当日，日本特务率领几个朝鲜浪人，还到先生家捉人。且幸家人已事先逃离，特务们只把未搬走的衣物抢掠而去。是时，先生适在南京，惊闻南开四部校舍被毁，异常忿怒，念及四十年来惨淡经营，一草一木，莫非亲手建树，今朝日寇入侵，一旦化为灰烬，不禁悲从中来。当时他坚毅地说：“我深信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南开学校是为复兴祖国而产生，必须遭到日寇所嫉恨，其被炸、被烧，固意料中事耳，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南开也必存在！我们继续努力吧！”
…
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4）
…
先生的精诚感动了当时的社会人士，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为重庆南渝中学捐款，在很短的时期内，添建了南渝校舍，学生名额迅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为了保存南开的传统精神，并符合各方人士和南开校友的心愿，把重庆南渝中学，改名重庆南开中学。这个南开中学，成了战争时期中国学校的典范，它是战后中国复兴的象征。那时，所有到重庆来的国外人士，都争先参观重庆南开，会会张伯苓校长这个人物。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南京国民党政府迁移汉口后，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公推先生为副议长。先生力举国难当头，同舟同济，消弥内争，团结抗战。
同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迁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继又迁往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系先生的老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南开中学第一班毕业生。先生与蒋、梅二氏，共任西南联大常委，先生力举合作到底，直到抗战胜利，三校复校时，三常委始终是和衷共济的。
抗战期间，先生在重庆专心致力于南开中学的建设。几年的工夫，他把沙坪坝八百亩荒地建成为一座大花园。他修建的计有：教室楼二，图书馆一，男生宿舍三，女生宿舍一，其余如医院、饭厅、浴室，以及教职员工住宅，等等，样样齐备。另外，依山地起伏，开辟了一座雄伟宽阔的运动场，两旁砌有石看台，坡下凿有养鱼池，环绕池边，遍植腊梅和栀子花，阵阵清香，薰人欲醉。图书馆前，一片青翠的柏树。外来参观的客人，无不惊奇道：“沙坪坝变了，南开学校焕然新貌，张校长是一个魔术师啊！”先生听了微笑着说：“不是魔术师，我是一个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了，我随手又起来了，而且，今天我在建设一个雄伟壮丽的教育基地，准备建设新中国。”但是，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个民族教育基地，更加嫉恨，愈呈凶残，于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八月间，又以几十架寇机，围绕着这个毫无军事设施的教育基地，投下了大批巨型炸弹。日机撤离后，南开学校的损失虽很严重，但先生毫不在意，立刻派工整修，迅即复原，学校课业依然照常进行。当时，有人忧心如焚地说：“日机若再来轰炸，怎么办！”先生坚毅地说：“再炸再修！”先生的确是个不倒翁。
抗战时期，先生的家就住在津南村三号，那是一所四开间的小平房，设备简单而朴素，经常有南开校友、老朋友和慕名人士来看望和访问他，先生总是盛情接待。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邓颖超二同志，就是先生家的座上客，周恩来同志与先生有师生谊；邓颖超同志五四时期，在北洋女子师范读书，当时先生兼任该校校长，故与先生也是师生关系，彼此间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深厚的情谊。后来毛主席到重庆时，周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曾来拜望先生，会面后，相谈甚欢。次日，先生还带我们进城，到上清寺张治中宅回拜毛主席，适值主席外出，不遇而返。
南开校训
在南开学校建立初期，先生为矫“五病”，树新风，制定了五项教育方针。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已由蒸汽机时代，进入原子能时代了。时代在向前进展，先生的教育思想，也是随时代之进展而进展的，他的五项教育方针，现已进入“公能教育”时期了。他在重庆南开中学运动场坡地上，用绿色的冬青草植成两行标语，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就是南开校训。
允公与自私是对立的，先生常着重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这就是南开校训“允公允能”的真实含义。
为了赶上时代和跨过时代，先生又在大学部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和各种理工研究所，号召学生向世界科学文化新的高峰进军。所谓日新月异者，即要求学生一天天在变，一天天在长，使每个学生亲眼看到南开学校也在时时变，天天在向前发展。先生常教育学生们说：“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务，而且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这就是南开精神。
先生极其重视环境教育，他认为清洁整齐，生活有规律，事事有条理，这些对学生都能收到潜移默化之功。在先生指导下，不论是在大中女小各部，也不论是在天津或重庆，学校里随时随地地保持着清洁整齐，秩序井然。因此，所有在校学生、教职员工们，都是精神勃勃的。南开学校是私立的，一切经费和建设维护，都依仗募捐来维持，所以平日对校舍的保护和维修特别注意，年年粉饰油刷，即或一块窗纱，一片玻璃，也是随破随修，地上永远看不到碎木板、烂砖瓦，使人踏入南开校门，便感到气象清新，生气盎然。
先生平日最注意于培植后进，选拔人才，不论谁有一点儿长处，他都要尽力奖掖，给以发展的机会。先生最能知人善任，他常说：“各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短处，世间没有十全的人，我们使用人才，要尽量使他发挥所长，避其所短，在他长处得到发展时，短处就会退缩不显了。如果我们处处吹毛求疵，世间将无可用之人了！”先生的一生，不论对人对事，都着眼在明朗面上，这是一个教育家特有的性格。人们见了他，总要亲热地叫一声“老校长”，这是人们乐于受教的表现。
…
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5）
…
曹禺和老舍的祝词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我国宣布抗战胜利。先生闻讯后的喜悦心情，自不待说，更重要的是他早已预作准备的大事——南开复校工作到来了。先生立即召集在校的基干同仁，开会研究复校工作的安排、经费的筹措。大学部已改为国立，经费可由政府拨给，而中学部仍是私立，一切经费均需自筹。因此，这项复校工作，不是一件小事，既要人力和物力，更要紧的是财力。且幸先生凡事机先，他深知南开的建立，全仗社会人士的玉助，南开的复校，也离不开社会人士的支援，所以他早已尽力联络各方面人士，吁请支持。他更明白，南开校友遍布国内外，这是很大的力量，所以他平日极关注校友会的活动，经常把复校计划详细地告诉校友们。今日复校工作开始了，只须再作一番呼吁和号召就行了。
大学部是整个由昆明迁回天津，除整修残存的废旧校舍之外，又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在市内甘肃路，拨给一所日本学校，作为南大东院，招生开学。先生决定派喻传鉴、丁辅仁和王九龄三位老同仁先到天津，筹备中学部的复校，具体工作由丁辅仁负责。在他们行前，先生只简单地嘱咐说：“你们只扛着南开这面大旗去干吧！”第二年（一九四六）夏初，我回到天津，丁辅仁先生笑着对我说：“你看啊！校长给了我们这面大旗，我扛着它真是无路不通。刚回来，中学部这几所楼，都破烂不堪，大礼堂里面空洞洞，图书馆被寇兵用来作马棚。现在都修起来了，真是焕然一新。又在甘肃路接收了一所日本女学，作为女中部校舍。一切教学设备也全有了，大礼堂一排排的座椅，能容纳两千人，这些东西，单是有钱是买不来的，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全亏这些位社会人士们、校友们，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没费什么劲，就把工作全办好了，这不是奇迹吗？”这一段复校史很顺利，大学、男中和女中，都已恢复，只有小学部还没有恢复起来。
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