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时被挤坏。盖参考书不多,先到者先借,后到者只有叹气而已。且座位有限,抢不到只好去茶馆,斯亦泡茶原因之一也。
图书馆旁为各系办公室,教务处、注册组、总务处、训导处均在附近。学校大政方针,同学选课贷金请求俱出于此。再北有小水沟,沟北有大饭厅二栋,不仅吃饭且为演戏之所,有桌无凳,八宝饭立而啜之,亦不以为苦。想吃饱必须早到,否则只好闻余味而已,然从无因争食而生纠纷也。广场东有一小径,径东墙内有一教室,小径通东北区,亦有教室六栋。图书馆瓦顶,有门有窗,稍具规模。教室则土壁铁皮顶,每遇骤雨则铮铿有声。
出新校舍,越环城马路,进门即为南区。南区在护城沟(无水日沟)与环城马路中间,也是围以土版墙。南区整个属于理学院,各系办公室、实验室、教室均在其中,另外有校医室,铁皮顶、土版墙,但有门有窗。校医室外面,为生物系实验场所。高崇熙教授改良的剑兰,美而艳,有时盛开其间,为整个南区增色不少。东南有便门,出便门数十步,进城墙缺口西南行,为昆中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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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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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院位于昆明城内,面临文林街,据云为李鸿章祠堂。由文林街进大门有大殿,悬金底黑字“乾坤正气”匾额一方。因而被校方名此殿为“乾坤正气”,大型教室也,通史、概论一类课程均在此上课。另一大型教室为“昆北南食堂”,经济系之会计学、民法概论等大班均在此上课,或供教授学人演讲之所。再进为一运动场,场旁有二层楼,原有单身教授宿舍,后改助教宿舍。宿舍与操场间有矮墙相隔。宿舍之东有小径,路旁荒草没胫,乱石成堆。循小径东北行,有砖造教室数间,尚称整洁,文学院课程多在此。出北院大门,越文林街为南院。
南院在文林街之南,与北院相对,本为高年级同学宿舍,一九四一年后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非经许可,休想越雷池一步也。进门有小型操场,原有大教室二间,其一为“南天一柱”。本一大殿,有匾题曰“南天一柱”,因以为名焉。一九四○年夏日机肆虐,去其屋顶之北半,潘光旦教务长,曾在其南半顶下主持教务。一年级经济概论,亦曾于此讲授。“昆南阅览室”,亦大教室也。一九四一年后南院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可望而不可及矣。
师范学院在昆明城外,凤翥街之西,昆华师范原址。昆师疏散后,即为师范学院所在,房屋较整齐。教授数位,亦居其中。
工学院在拓东路二馆一仓——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及盐行仓库。自新校舍穿越昆明城区,步行约一小时可达。南盐拓东路,北临农田,并有大运动场。虽然庭院楼阁、殿宇庑廊,看起来似甚巍峨,但宿舍——盐行仓库——臭虫之多,令人惊叹,每使初到同学,无防臭虫经验者战斗终夜。三年下来(一年级住新校舍),多成捉虫能手。经济史上谈到欧洲中古农奴生活,夜间睡眠,衣服须盖在被上,床上有很多虫类,大概如此。
附带再来看看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联大的教授尽是当代的权威,已如前述,但他们清苦的生活,必令你不敢相信。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因避日机轰炸,散居各处,他们每天到校上课,至少要走二十里路。根据吴大猷教授的忆述:“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二十里,不几天便要打鞋掌。更苦的是袜子。那时我有一条黄卡机布的裤子,膝盖都补上大膏药或补钉。在学校里有些人穿的会好些,但不管谁穿什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
“我买菜煮饭倒不很怕,最生气的是生不着炭风炉。我知道生火的方法,但实行时有时不灵。有时将未燃的炭放在邻居的火上,等烧红了再拿回自己的炉上。早上有课时,我便提了菜篮和一把秤,带到课堂黑板下,等下了课再买菜回家。有一天好容易买了两条鲫鱼,拿回来放在小院子水缸前,正要洗它,入房里不过几秒钟,出来时已少了一条鱼。一看,便见一只乌鸦衔了一条鱼飞上房顶了。虽然说,能被乌鸦衔上房顶的鱼大不到哪里去,但正因为鱼不大,两条丢了一条,是很惨的事。”
至于联大同学“吃”的情况呢:一九三八年学生贷金每人七元尚有鸡蛋可吃,一九四四年资金涨到一千元,食的却只有“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早上稀饭两大桶,花生及盐菜一小盘。午饭四盘菜两桶汤。米由政府配给,砂石、谷子、稗子、糠屑夹杂其中,米色又红,故曰“八宝饭”。买菜在下午三时之后,菜市将散未散之时,残菜剩肉,囊括而归,故菜为老菜叶,猪皮带毛。早上校门前一列长摊的鸡蛋饼和油条豆浆,文林街小吃馆的米线饵块,给了很多的诱惑,但非人人可享。老教授负米数十里外,气竭而不怨,豆芽菜煮豆腐,一家四五口,如此而已。一九四○年间日机滥肆轰炸,上课时必须提高警觉。警报一响,立即外奔。警报分三段:“预行”、“空袭”、“紧急”。初闻空袭警报而跑,继则闻预行而跑,最后胆量稍小之同学,见晴天即开溜,所谓“跑晴天”是也。一日之间,警报有达数小时者,不仅无法上课。甚或终日难得一饱。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培植出大批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在教育界、工商界出类拔萃者亦不少,可谓难能矣!
至每年毕业人数,则可根据档案约略统计,但亦仅其大概而已:
一九三八年度毕业三○五人均为北大、清华、南开同学,联大仅十七人,师范七人。一九三九年一○六人(恐有误)。一九四○年一二三人。一九四一年三六五人。一九四二年五一四人。一九四三年四九八人。一九四四年毕业三八六人,从军二九一人。一九四五年三八○人。
几篇文献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四月,准将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北大、清华、南开各恢复原校,西南联大于七月一日结束。新校舍大厨房后面土丘下,立起了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文曰:(标点为本书编者所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
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刻
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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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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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进行曲校歌亦在其中。罗庸教授作校歌,冯友兰教授作“引”及“勉词”、“凯歌词”,张清常教授作曲。
【引】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顾同心同德而歌唱。
【校歌词】(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勉词】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凯歌词】千秋耻,终已雪。见雠寇,如烟灭。大统一,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神京复,还燕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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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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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来,我书桌上常放着四本书,我在译述工作之余休息时,总喜欢翻翻它们,引起无限亲切的遐想,使我一再回到那早已消逝了的遥远的苦难岁月,那些充满着抗争和求索精神的激动的日子,那个特殊时代特殊机遇所交织起来的奇丽梦境里。这四本书就是: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二、《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三、《笳吹弦诵情弥切》(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四、《西南联大在蒙自》。此外,还有好几期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和上海校友会编印的《通讯》。这些书刊都附有不少珍贵的老照片、图片、校歌,当年好几位教授老师们的题词和手迹,以及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的极为贵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这碑文意义博大深远,充满激情,文采斐然,记叙西南联大始末,阐明其精神与成就;此文是冯先生得意之作,定当流传久远,以启迪后人)的复制片等。除《校史》外,每本书和通讯里边都有许多老校友写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还有一些难得的史料。《校史》一九九六年十月北大出版社印行,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主编,共有六百多页,是依靠十几位校友辛勤努力,经过十多年的多方面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而编成的一部巨著。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如此详尽完善,如此有意义的校史,是空前绝后的。说“绝后”,因为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陈迹了。然而,西南联大的精神过去存在,现在还存在,将来也会存在,而且应该使之发扬光大的。正如不久前在上海《文汇渎书周报》上发表《西南联大与现代新诗》一文的作者鲲西学长所说的:“西南联大已是历史陈迹,但它曾哺育和润泽无数莘莘学子心灵的恢弘博大的精神是不会被遗忘的。”说得多好,我完全赞赏他的见解。为《校史》写序的陈岱孙先生更是具体地说明西南联大的卓越成就,光辉的贡献,他着重指出:“人们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校史》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院系史”,都由各院系一位老校友负责撰写,倾注了各自的研究、理解和热情;比如外国语言文学系史就是现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李赋宁学长执笔的。书中将各系历年所开的课程,每门课担任的教师都一一列出;对主要的教授还作了专门介绍,他们的生平学历等,甚至还概括说明他们授课的特色。这里举两个例子:
在外文系里,吴宓先生“讲课的特点是不需要看讲义,就能很准确、熟练地叙述历史事实;恰如其分地评论各国作家及其作品、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他教学极为认真负责,条理清楚,富于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