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前出现这么一个场景：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七五二年，再过三年，七五五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立即吟诵：
…
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6）
…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在外文系里，吴达元先生是我一生最难忘而受到深刻影响的教授之一。从南岳而蒙自而昆明，我在吴先生教导下，学习法文整整三年，从二年级到四年级。吴先生在全校是以极认真的教学方式出名的，他是一个严格要求学生的典范。我到现在还深深地记住他上课时的样子和神情，仿佛还听得见他叫我“赵瑞蕻，你解释下面几句！”的声音，一听我就紧张了，先生的面容立刻浮在眼前。上课时学生回答错了，他便不高兴蹙着眉头说：“回去好好准备！”答对了，他就笑眯眯地连声说：“tr■sbien！tr■sbien！！”（很好！很好！）我们从《法语文法大全》（FraserandSquare：ANewpleteFrenchGrammar），中经邵可侣（J。Reclus）选注的《近代法国文选》（LecturesFrancaiseModemes，此书有蔡元培序，一九三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直到四年级时跟吴先生读“三年法文”——采用莫里哀两个剧本Tartuff（达丢夫，即《伪君子》）和Amphitryon（安菲特利翁，古希腊神话中一个人物，西布斯城邦的王子），我所受的法语和法国文学的教育是较踏实的，较完善的。吴先生是我的恩师之一，我永远怀念他，感激他！那时四年级有一个上海来的漂亮温柔的陈福英女同学，与我一起上吴先生的课，总喜欢坐在我的旁边，要我多帮助她。每次吴先生叫她念，翻译一段时，她就轻轻地发抖了。我悄悄地对她说：“别怕！没关系，慢慢读下去……”她老叫我“YoungPoet”（年轻的诗人），几次说“Youngpoet，你一定要好好帮我闯过法文这一关啊！”当然，靠她自己用功，最后她的“三年法文”还是及格了。其实，吴先生虽然严厉，但他十分直爽，平易近人，极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翻译的《红与黑》初版本出版后，寄赠一本给吴先生（那时他在昆明），他很快就写信鼓励我说：“你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炮火连天中，这本名著翻译过来会给人带来一股清醒，振作起来的力量。”（这是国内《红与黑》中译本最早的几句评论。你看，当时吴先生的眼光多锐利！他的见解比起解放后许多大大小小文章集中火力批判《红与黑》，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不知高明多少倍了！）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和杨苡带了两个孩子到天津我岳母家，几天后我独自到北京拜访沈从文先生，也到清华园看望吴先生，畅谈别后情况，他一定要留我吃中饭，说可以多聊聊。临走时，他送我一本他翻译的博马舍《费嘉乐的结婚》作为纪念。此书我珍藏至今，后来我在南京大学教外国文学史时，曾对照法文原著精读了两遍，惊叹先生译笔忠实而流利，又能保持原作风味。我在课堂上以吴先生的译文朗诵了该剧第五幕第三场费嘉乐有名的独白。一九七三年秋，杨宪益夫妇出狱后不久，我和杨苡到北京探望时，我也到北大燕东园拜访吴先生，那时他已患咽喉癌开刀，声音嘶哑，但仍高兴和我谈谈，我十分难过。三年后，先生辞世了，才七十一岁。
在蒙自时，我还怀着极大的兴趣去听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那时他四十三岁，正是盛年，精力充沛，高声讲课，史实既熟悉又任意评论，有独特的见解；说到有趣的事，时不时地朗朗发笑。我记得他说《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里的“朋”不是一般所说的朋友，而是指孔门七十二弟子。一个人的学问有弟子来切磋，那多好。学问本来是集体的，是共同事业。所以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孔子就是看待学生如朋友一样。古代称学生为弟子很有道理。还有，老师去世了，孔子，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死了，主持丧事的人，都是学生，家里人倒反跟在后头。这都是咱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校史》上说钱先生“对中国民族文化有精辟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因而主张民族文化决定历史的进程”。钱先生在他的《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一文中，提到陈梦家和赵萝蕤夫妇，时常来往谈谈；还特别指出陈梦家热忱地劝他撰写《国史大纲》。他说：“余之有意写《国史大纲》一书，实梦家两夕话促成之。”这点也很可以说明当时同事之间，长者与晚辈之间的美好关系，一种可贵的情谊。在蒙自时我常看见陈、赵两位在南湖边散步。陈梦家先生教文字学课，穿着蓝布大褂，布鞋，手里老拿着一个灰布包，里头装着书和讲义走进海关大院去上课。他那时对上古先秦史、甲骨文已很有研究了。赵萝蕤学长一九三六年已译了T。S。艾略特的《荒原》出版，叶公超先生写了一篇极好的序。我那时看见她比较瘦，修长的体态，很潇洒。钱文中说及赵萝蕤从前在燕园时“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味，遂赋于归”。陈先生在抗战胜利前后，曾到欧美讲学，搜集我国流失在海外青铜器资料，作出了贡献。他解放后在清华任教，后调考古研究所工作，确是一位勤奋有为的学者。可是后来“文革”一开始，他就受迫害蒙冤自杀了！才五十五岁！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文化，上古史、古代神话、甲骨文的专家教授，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新诗人，怎么也逃不掉“罪恶的黑手”，死于非命？西南联大有许多师生后来受尽折磨，含冤自杀的就有不少个，陈梦家之死也是个例子。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时，我和赵萝蕤学长很巧住在靠近的房间里，有较多的机会谈谈。有一次我问她有关陈梦家的不幸事，她不愿多谈，沉默好久。我知道她多痛苦！如今，她也去世了，而她在外国文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她的《荒原》和《草叶集》等的译介，她与吴达元、杨周翰合编的《欧洲文学史》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间！
…
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7）
…
《校史》上说：“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文科的教授，大多数是中西兼通的学者。专长外国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名教授，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以及对本国国情较深入的了解。擅长中国文史哲方面研究的名教授，有的将外国进行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到处理中国传统的学科，已在一些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们文科学生就在这许多教授的循循善诱和潜移默化中，尊师爱徒的优秀传统下，受到了亲切的教育。那时部分教授还在外面自办杂志，如《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战国策》等；也在《中央日报》编个文艺副刊，这都是发言据点，制造舆论的地盘。许多老师认真教学外，坚持写东西，沈从文先生是一个。他的《云南看云》就是一篇很有分量很有见解的散文，他指出：“……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不仅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人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总之，他们都是在各自专业中走着一条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道路而取得了各自的成绩的。同学们除了上课听讲外，还参加许多其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成立了一个“联大剧团”，曾演出《祖国》、《原野》等，轰动一时），可以随时随意去听各种政治立场、各种学术观点的公开演讲；演讲者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足以反映学校继承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并倡导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校史·概论》）。我们的“南湖诗社”后来改称为“高原文学社”，每两周进行一次活动，吸引了许多同学。或者去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歌咏队等等。校园里还有一个“民主墙”，上面贴了各种壁报，五花八门，各有特色。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时局的评论等，甚至把一篇散文，一首诗，一篇小论文贴在上边，看的人很多，教师们也常来看看。闻一多先生写文章，大谈田间，非常赞赏田间的诗，还有艾青（后来他还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认为他们是“时代的鼓手”。他大胆地提出“儒家、道家、墨家是偷儿、骗子、土匪”；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唯一一个有资格被称为人民诗人的诗人。在一次演讲时，他赞扬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说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大道。一九四四年在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大会上，闻先生慷慨激昂地说：
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是海派，现在，我要向他忏悔，鲁迅对，我们骂错了！海派为什么就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到国家这步田地！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是要和他们来往。
这一切就是西南联大的精神。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愿意在这里再引已故国际数学哲学著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浩学长在《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一文中说的几句话：
当时，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同学们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却精神旺盛。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与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
尽管那时物价飞涨，生活越来越艰苦，联大师生在外兼职兼课（教家馆等），打工干活维持生活的多得很，比如闻先生替人刻图章，等等。除了少数有钱人家的子女和一些不好好念书，在外边做生意，搞投机倒把的学生（滇缅公路开通时，也有人来回跑仰光，发“国难财”的，但这些只是极少数，个别人）外，绝大部分同学是清苦的、勤奋的、积极向上的。头几年大家成天穿着黄色校服，因日晒雨打，逐渐褪色，变成灰色了；冷天披件黑棉衣（这都是长沙临大搬家时学校发给学生的）。一路穿到蒙自穿到昆明，换洗的衣服少得可怜，这是当年流亡学生的标志。大多数人的住处不必说了，“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这几句是杨振宁学长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一文里“扎实的基础，西南联大”一小节中说的。这个后来得了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年轻时就是在这么个环境中长成起来的。在这里，我想抄录我在一九八八年纪念联大五十周年时写的一首小诗以作印证：
西南联大颂
八个年头！那么艰苦，又那么香甜，
在南天，壮丽群山翠湖边，
双层破床，雨漏点灯读书；
师生情谊犹如一泓清泉。
在茶馆里谈心，红了耳朵争论，
追求民主真理，有个共同的信念。
狂炸中仍然弦歌不绝——
联大啊！早已开花结果，在海角天边。
我多么怀念在西南联大学习那三年珍贵的时间！我多么怀念那许多敬爱的老师们！我多么怀念那许多年轻有为、相亲共进的同学们！在南岳山中，在蒙自湖畔，在滇池边上，在昆明城中，翠湖的堤岸上……我们度过的日日夜夜是值得留恋，永远缅怀的！冯至先生在他的《昆明往事》这篇回忆散文里一开头就这么写着：
…
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8）
…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冯至先生一九三八年底到了昆明，正是日寇凶焰越来越烧入内地，武汉失守，广州沦陷，长沙大火以后不久的时候，那时他三十三岁。他在联大边教德文，边研究歌德和杜甫，为他以后的专著作了最充分的准备。艰苦生活和轰炸没有打断他的追求精神，贡献他自己一份力量；他开始创作十四行诗，为现代新诗打开了一条哲理沉思的道路。冯先生指出西南联大“绝大多数教职员都是安贫守贱，辛辛苦苦地从事本位工作”。是啊，安贫守贱，再加上乐道——这个“道”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勇于探索，敢于批判，“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既有中华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