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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回忆我在北洋大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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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请款成功，校内对我信任益坚，我辞职的话提不出来了，于是安心整顿校务。北洋为国内最老的新式学校，因而也有一些旧的传统习惯需要打破。最妨碍教育进步的为“贷书制”，即将教科书借给学生，于毕业时交还。其时由于学校经费日紧，无力每年购换新书，于是教本日益陈旧。我在南京时，遇到一位方鸣皋先生，他能将原版书不经照相来翻印，成本甚低，我就请他来北洋，主持翻印教科书事，印出的当作讲义，无偿发给学生，于是全校所用的教科书，每年可以全部更新，师生都很满意。
我在沪宁接洽“中比庚款”时，乘便延揽新教授，果然请得科学界老前辈胡敦复先生主讲物理学，卢恩绪先生担任土木工程学。胡先生是清华学校（后来发展为清华大学）创办人之一，在我国科学界负有重望。卢先生是辞谢清华大学工学院长职不就而来北洋的（后来仍去清华任院长）。得到两位名师，院内师生兴高采烈。
在南方时，杭州北洋校友约我去报告院务，他们本来准备发起募款运动，为母校造大楼，因知“中比庚款”成功而作罢。
一九三○年春，院内忽起风波。多年来，院内教授常有每星期往北京各大学兼课的，愈演愈烈，以至有的教授需在星期日上课，招致学生不满。于是我和这几位教授进行谈判，请他们或在北洋或往北京，不能兼任。他们就一面辞职，一面鼓动学生，说我排斥好教授。受鼓动的学生中有几位认为我当院长是由于他们的“拥戴”，而我一年来并不大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想“换马”，于是鼓动风潮，使我难堪。我本来无意于行政工作，于是一再向教育部辞职，并去南京面陈内情，终于得到同意，另派蔡远泽先生继任。
一九三二年，李书田先生继蔡先生为院长，约我回北洋任教授，先是兼职，后为专职。我仍担任结构工程课，对教授法又有所改进。
一九三三年三月间，我接杭州友人来信，约往杭州谈钱塘江桥事，八月间辞北洋教职，在杭州就任桥工处长职。
一九四一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开年会，举行三十周年纪念会，北洋校友到会的很多，开过一次全天的会，商议复校问题。因北洋在日寇侵入天津以前，迁往西北，并入西北工学院。李书田先生和我商量，在贵州复校，我那时在贵州平越县（今福泉县）任交大唐院院长，因和李去附近的一块地方看校址，可惜未有结果。
一九四六年初，因抗日战争胜利，迁往内地的各大学均迁回原址，北洋大学亦迁回天津复校。经过北洋校友的努力，教育部于这年六月发表“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约我为委员兼秘书，不久即由委员会推荐，由教育部发表我为北洋大学校长，但我因钱塘江桥在抗战伊始为我方自动炸断，这时我正在杭州负责修复，一时不能到职，由教育部发表教务长金问洙先生为代理校长。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从南京飞到北平转天津，往北洋探望诸旧友，对他们在抗战中转徙流离之苦，表示慰劳。同时，为了安定校内情绪，想在了解校内情况后，向教育部建议善后办法。我向校内负责同人，特别是金问洙、李书田、陈荩民诸位先生，陈述我不能就任校长的原因，得到他们的谅解；同时拜访天津校友会各位，答复他们一年来屡次劝我就职的盛意。我回南京后，即向教育部报告此行经过，再次陈请辞校长职，最后得部同意，改派张含英先生继任北洋大学校长。
在回忆当年我和北洋大学的历次关系后，感到非常愧对学校，虽承校内师生对我如此信任，而我为外务所牵，总未能始终其事。假如我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专心一致，担任校事，锲而不舍，劳怨不辞，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学校总可减少些动荡，不无裨益。所堪庆幸的是：在这些年内，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维持了老北洋的声誉于不坠，在今年祝贺八十五周年的校庆时，人人可以自慰：“我们始终贯彻执行了‘实事求是’的校训！”
附带谈一件事：在一九三○年左右，北洋教授美国人爱利斯（Ehlers）先生发起组织“斐铎斐”荣誉兄弟会（Fraternity），凡各知名大学毕业生中名列前三名至五名者，得申请为会员。经该会驻在北洋的理事会批准为会员的，可以佩带金质会章，上镌φτφ三个希腊字母，作为荣誉的表示。在抗日战争前，每年都有各著名大学的新会员。自北洋在抗战中西迁后，此兄弟会理事会即无形消失，我自己也把它忘记了。不意一九七九年我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美国作友好访问时，方才知道这个斐铎斐兄弟会的会员，一直在美国进行活动，每年改选会长，当选者以为荣，印在名片上。他们得悉北洋并入了天津大学，斐铎斐兄弟会理事会亦不存在，都为之叹惜不已。
（一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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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来：罗家伦重建中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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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一九四一年去职，计达十年之久。这十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十年。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易长风潮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一九三○年十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八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六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七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八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为北大《新潮》杂志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份五月四日当天北京唯一的印刷品传单，在该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运动”一词。还被游行队伍推选为代表，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说帖。一九二○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一九二五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一九二八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蔡公时等十八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颇为国民党上层人物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时，他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三十一岁。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三”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六字”治校方略与“四字”学风
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罗家伦到校视事。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八条。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十九名，合格的学生于十月十一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六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三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惟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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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来：罗家伦重建中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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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聘人是我最留心的一件事”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一百一十人减至三十四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
若以所授课目而论，一九三四年时专任教授的课目就占到了四分之三，这就充分保证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质量。罗家伦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无怪乎教育部长王世杰在回复蒋介石的提问“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时，这样作答：“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实属不易。罗家伦重视师资，不仅在于延聘，而且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可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即使挪用其他款项，他也毫不含糊。
罗家伦亲手修剪的中央大学这棵茂盛的“梧桐树”，引得天下“凤凰”竞相飞来。一九三三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十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