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在学校的启发和鼓励之下，有这么几个跨班级、跨学科、跨兴趣、有稳定组织的“会”。最早成立的是“自治励学会”，在我进南开之前就有了；其次是“敬业乐群会”，在我进南开之后才有；其次是“三育竞进会”，是我在三年级才成立的。这三个会，各有各的成员，各有各的组织，各有各的会所，“自治”和“敬业”两会，还有各自的刊物。这三个会的共同点：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为了砥励学行而发起而组织的。学校之所以鼓励这样的“会”，是为了锻炼组织能力，培养领导人材——这是张校长明白揭橥过的。这三个会，历史最久的是“自治励学会”；人数最多最活跃的，是“敬业乐群会”。“敬业乐群会”和它的刊物《敬业》因为出了周总理这样杰出人才，今天享有盛名。这三个会，在政治上，可以说是“鲁卫之政，兄弟也”。这三个会，可以说是早期南开中学社团组织，乃至整个课外活动的典型，是张伯苓校长教育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还有一点，今天必须指出，这三个会以及其他类似的课外活动，不全是由学生的自发，而他们基本上是学校提倡的结果。
另有一个学生社团组织，与上述三个会类似而略有不同，那就是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它跨班级、跨学科而不跨兴趣，它是专门宣传基督教的。在这里还要指出：张校长是个基督教徒，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宣传基督教。
新剧用今天的叫法，应该叫做话剧。因为当时流行的剧种都是唱的，而这个剧种，是说的；说的，又不是旧剧的道白，而是平常话，所以把它叫作新剧。我进南开的第一年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七日校庆日演的新剧是《华娥传》，是一个爱国女子的故事，演华娥是马仁声（千里），我们班算术教员。说也奇怪，我们不因为他演女角而减少对马先生的尊敬。从那以后，每逢校庆日，都演一出新剧，这成了南开中学的传统。第一个哄动全天津乃至全华北的新剧叫做《一元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这出戏里，演一个少女（当时南开没有女同学）。后来又有《新村正》、《一念差》等剧，都是箴时砭俗之作，其主题思想、艺术水平，都是后来居上。至于演出外国名剧，那是我离校以后的事了。总而言之，早期南开中的新剧，对于话剧这个剧种起了启蒙作用。作为一种课外活动，也收到了语言艺术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唱歌南开中学没有音乐课，但是课外活动中有军乐队和唱歌团。军乐队成立得很早，唱歌团和新剧团是同时诞生的。校庆日新剧团在台上演戏，唱歌团在台前唱歌。为了校庆的演出，这两个团都要作全年的准备。新剧团要编剧、排练、制道具。唱歌团则编译歌词（我们没有自己制过曲），我们唱的歌曲，都来自西洋，多数是进行曲，如“哈力克人”，“守卫莱茵河”等，也有一些抒情曲，如“老莱赛茵”，也有一些滑稽的曲和词，偶尔有一两首带基督教色彩的歌曲。歌词有的用英文唱，有的用中译文唱。中译文都是孔繁霱的作品，他对旧诗很有修养，所以他的译词，既合辙，唱起来也声音谐调。我们有时齐唱，有时四部合唱。合唱的时候，张克忠用童声唱第一高声。孔繁霱唱第二高音，冯文潜唱第一低音，我唱第二低音。我们的乐谱，既不是五线谱，也不是今天常见的用阿拉伯号码的简谱，而是用d、r、m、f、s标音的简谱。我们一共有二十多人。指挥兼教员是孙润生，他是周总理那一班英语教员，是个多面手，他离开南开之后，搞了一个网球拍子和足球的制造厂，这就是今天利生体育用品厂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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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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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记忆到或者参加过的课外活动。现在看来，我从课外活动中受到的教育，不亚于我从功课中所受到的教育。也可以说，功课是智育，而体育、德育则是通过课外活动来进行的。
学生生活
这里回忆的，主要是住校生的生活。一九一五年我那一班毕业时，二十九人之中，二十人住校，九人走读。虽是走读，每天至少也有八九小时和我们住校生在一起，所以谈生活，也包括他们在内。
衣服春、夏、秋三季一般都是“缸靠”竹布大褂（即长衫），颜色深浅略异，样式基本相同。冬天，颜色较深的布棉袍。也偶有穿丝绸呢绒的，那是极少数，而且看来也不顺眼。也有制服，那是上军操时才穿的，平时很少穿它。上课时必须穿长衣服。走读生早晨进校，住校生星期天出校，也必须穿长衣服；否则，号房刘明老人不允许。只有运动的时候和在自己宿舍的时候，才许穿短衣服。裤子一般是西式的。鞋是皂鞋，穿皮鞋的很少。夏天，有不少的人穿白帆布五眼鞋，我们以羡慕的眼光，见了穿白鞋的人，喊一声“帅”！我是一九一六年到清华之后，才“帅”起来的。帽子，我不记得我那时候戴的是什么样的帽子。同班李氏叔侄，冬天戴瓜皮帽，我们都笑话他们。发式：我的《毕业同班录》的照片，二十八个“平头”，一个葫芦头。一般地说，早期南开中学学生的衣服，是朴素、整洁的。
伙食住校生都包全伙，就是说一日三餐，一月三十天，都在校吃饭。走读生多数包半伙，每天吃一顿中饭。星期天除外。全伙、半伙都分两级：甲级全伙每月三元多四元光景，乙级二元多不到三元。半伙按比例计算。八人一桌，四个八寸盘，甲级有两个荤菜，乙级一个，馒头、米饭管够。中饭每桌有一位老师。哪位老师在哪一桌吃，不固定。这样做一则是为了便于师生互相认识；二则为了维持礼貌；三则是跟学生吃中饭的老师不用化钱，是一种“福利”。礼貌云云，主要就是不要抢菜，张校长有时也和学生吃中饭。他很策略，提议把四盘菜顺时针方向挪动，为的是不让好菜总在一个人的面前。可是每逢一盘鱼挪动到他的面前时，就不再挪动了。这是同学间相传的笑谈。
我们的伙食是由一家厨师承包的。学校只供给饭厅、桌凳、水电，其余都由厨师包下来。因为厨师善于经营，学校行政廉洁，管理严格，所以厨师有利可图，我们也吃得满意。管理严格最突出之点，是饭厅不许有苍蝇。知道南开中学当时环境的人，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因为南开中学的后边，就是一个大污水坑，是亿万苍蝇孳生的地方。但是南开中学行政，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如固定的纱窗、饭厅入口处的暗室——终于克服了困难，做到无蝇饭厅。对厨师也提出严格要求，除了要求饭厅无蝇之外，如果饭菜里有苍蝇就罚他重做一个菜。有时，调皮的同学，从外边抓一个苍蝇扔到菜里，要罚厨房。厨房掌柜的总是小声说：“先生们，我们是血本经营，赔不起呀！”有时也有争执，只好送管理员公断，管理员就秉公办理，好在经过油煎水煮的苍蝇究竟跟刚刚扔进菜里的苍蝇模样不同，该罚就罚，不该罚就不罚。
管理安排管理好学生的生活，是早期南开中学的一个特点。先说宿舍，以四斋为例，每间寝室四个床位，中间一张带四个抽屉的书桌，桌上悬着一盏有白瓷罩可上可下的电灯（25烛光？），这就是我们起居生活温课的地方。门外墙上挂着四个竹牌，上写学生的姓名，以便“查斋”点名。哪四个人住哪一间，由学校指定，有时也听学生自由结合的意见。原则是：同班同屋；年级相近，寝室相近。
六点半起床。“堂役”（即校工）摇着小铃，叫醒酣睡的学生。同寝室的人互喊一声，一般都即时起床。七点钟，斋务员来检查宿舍，看有睡懒觉的人没有。也有六点半以前就起床的，那是些到校外开洼去练越野赛跑或者大嗓门练演说、念英语的人。学校六点开大门。到了冬天大考之前，食堂的灯，五点就打开，给学生们温课。起床之后，各人拿着自己的脸盆（薄铁皮压成的，那时还没有搪瓷）、毛巾、肥皂（日光皂，英国进口），有的人还带着牙刷、牙粉（狮子牌，日本进口）到盥洗室去洗面漱口。我不记得盥洗室有太拥挤的情形，大概是叉开了时间的缘故。七点早餐，稀饭、馒头、咸菜。因为定量供应，所以来吃者可以参差不齐。八点上课以前，用功的人，温温课。球迷拿着篮球去“秀”（shoot）它几下，这是我经常干的事。上课了，学生们从寝室拿着要用的书籍纸笔到课室去。上午几乎堂堂都有课，自修堂很少，下午的课，理化实验和作文居多，也有自修课，到了四点，全都到运动场上或者会所去了，开会的开会，写文章的写文章，唱歌的唱歌，演戏的排戏，锻炼田径技能的锻炼田径技能，搞比赛的搞比赛。比赛最热闹，运动场和各会会所满了人，除了病号之外，宿舍里没有人，课室里也是空空的，但不锁门。这是课外活动时间，每天都有。晚饭后，七点上自习班，每个人都到自己寝室的座位上去作功课，很少很少有不作功课的人，因为明天就要交作业，或者提问，或者其他形式的小考。九点半了，但听室外有骆驼铃响，这是校工用一根棍子串一串铁皮夜壶分送到各室去的声响。不久，又听到皮鞋大、不跟脚、鞋后跟有铁掌，铁掌与甬道砖面相碰的塔拉塔拉的声音，这是“华白眼”查斋来了，该熄灯了，果然熄灯了。这是十点整。如果你不睡觉，还说话，就有人敲门，细声说，“该睡觉了。”再过半点钟之后，也许一排宿舍有一两个人偷着到厕所去“开夜车”，因为十点以后，只有厕所有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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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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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住宿生的一天——满满的一天。如果你把上课当作生活的话，寓教育于生活之中，这是早期南开中学的教育方法。安排管理学生共性的生活，也安排学生个性的生活，有时分别进行，有时同时进行。久不久，学生们都要晒被褥，消灭细菌，籍此也可以检查学生个人生理卫生的情况。又例如，我嘴馋，在校门口的零食摊赊帐买东西吃，孟琴襄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去，细声说：“帐要还，别再赊了。”我涨红了脸，照着老师的教导做。孟琴襄和华午晴一样，是南开建校的功臣。他为人憨厚，我们叫他“傻孟”，其实他精明能干。南开中学的体育，后来，全校——中学、大学、女中、小学校舍，室内室外的整齐清洁——包括食堂无苍蝇等事实，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和责任心。
早期南开中学，寓教育于管理生活之中，其所以得法，主要是由于学校负责人——张伯苓、时子周、华午晴、孟琴襄、尹绍荀等人，认得全校的学生，每一个学生，叫得上名字，知道他的功课品行如何。我到南大任职之后，张校长回忆早年的情形，对我说：“我和华先生他们比赛认识学生，后来学生多了，我认不过来了，但是管宿舍的人必须认识他所管宿舍所有的学生。”因为管理学生生活管理得周到，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学生家长，称赞南开是个家庭学校，张校长以为这是对南开最恰当、最光荣的称赞，他在修身班多次提起这件事，引为欣慰。
集体培养集体意识，是早期南开教育的又一个特点。从校舍的建筑和使用，到课程的设施，到课外活动的提倡，到安排管理生活，时时处处都着眼于大小集体意识的培养。大之如国家，小之如一个寝室，都是集体。张伯苓校长到了中年，把他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其中包括为公家办事的能力，组织集体的能力，为集体争荣誉，不为集体贻羞辱的意愿。我们姑且把这叫做集体意识。首先，一个班就是一个集体。早期的南开中学，对于班集体意识是加意培养的。一班的课室，相当稳定。这是全班——包括住校与走读——共同作息的场所。功课在这里上，有些课外活动，在这里作准备，更重要的是：集体生活在这里过，用旧名词说，同学之间的劝善规过，砥砺学行，用新名词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里进行。班舆论的威力很大，谁都不敢冒全班之大不韪，做与班誉有损的事。一个人参加全校性的比赛，只是代表他的班去的，胜利了，个人光荣，更重要的是，全班光荣。学校的比赛，许多是班际比赛，不是个人的比赛，奖状、锦旗发给班，不发给个人，个人受到表扬时，总是提某某班某某人。通过这些措施，本来互不相识的四五十个青年，很快就形成一个愈来愈坚强的班集体。
除了班集体之外，还有许多跨班的团体——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三育竞进会、新剧团、唱歌团、广武学会、军乐队、演说会、国文学会、英文学会，等等，都是这样的团体。一个学生，除了参加他的班集体之外，总会参加一个乃至几个跨班级的团体。任何课外活动团体都不参加的游离分子，在早期的南开中学，是很少很少的。学校正是要通过这些团体，培养集体意识，锻炼其成员的组织能力，促进其学业、技艺的成长，这就是张校长提倡课外活动、团体组织的用意。
通过校舍范围内的共同生活和学习，在班集体与团体组织的基础之上，包括全校师生员工的校集体，很自然地形成。通过和校外人士的接触，通过校际的比赛，通过种种比较（升学就业，都可以比较），南开的集体意识，很自然地形成。觉得自己是南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要求自己为南开争光，不为南开丢脸，这就是校集体意识。这个校集体意识，进校不久就开始形成，随着在校时间而与时俱增。离校之后，仍然不减，南开毕业生（很多时候并非毕业生，在南开上过学做过事的就算）到哪里，哪里就有“南开校友会”的组织，这说明校集体意识之旺盛。到了张校长的晚年，“南开校友会”国内大城市都有，甚至于外国也有。
我的这些话，已经轶出了我回忆的范围，我对于早期南开中学的回忆，可能有溢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