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都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中获得最大权力者。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适时韬晦。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得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于是越发谨慎。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曾据此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是清廷的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的去留问题上，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败局之训一定要把利益格局看清楚
每个人，在做局的时候，不仅是进攻者，同时也是防御者。因为算计和被算计是同时存在的，一不留神就会被更为强大的对手给吃掉，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种情况下，就要谨小慎微地行事，避免跑到别人瞄准的射程范围里。在残酷的竞争中，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自我保护，然后才是进取和开拓。
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先拿岳飞来说吧。
岳飞当年尽忠报国，立志北伐，仗打得有声有色。他的岳家军大破金兀术的军队，金军精锐拐子马、铁浮图丧失十之八九，兀术痛哭：“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完矣！”大破朱仙镇之后，金兵齐呼“岳爷爷”，兀术欲在河北强行签军（抓壮丁），居然签不到。金军“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兀术将一家老小送过黄河，自己准备撤离开封。此时，对于岳飞来讲，局势非常有利，一方面仗打得顺手，大业指日可待。对于兀术，简直就是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要出局了。
然而，人毕竟不是一般动物，本来几成定局的形势却改变了。一书生拦住兀术马头：“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走。”兀术问：“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开封）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书生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祸已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于是就留在开封与宋议和。岳飞被迫班师（原因大家都知道了）后，金军卷土重来，郑州、颖昌、洛阳、蔡州、淮宁府重又沦陷，宋军屡次大捷毁于一旦，河北抗金义军，渐被剿灭。看来，政治一旦参入了，事情就复杂了，岳飞眼看就要成功的定局，随着秦桧、赵构的加入而改变了。兀术捡了个大便宜。
而岳飞落狱后，秦桧上奏：岳飞处斩，张宪绞刑，岳云徒刑。高宗恶狠狠批示：“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当天，岳飞被秘密杀害于狱中风波亭，张宪、岳云被斩于临安闹市，为防止百姓闹事，全城戒严。至此，岳飞被杀其实已经很清楚，罪虽在秦桧，而秦桧不过一条狗而已，主凶当是赵构。
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其实很简单，只要站在赵构的利益上考虑就水落石出了。岳飞一心要恢复北国，击灭金兵，“迎回二圣”。要是他成功了，赵构怎么办？赵构原为徽宗第九子，钦宗为徽宗长子。徽钦回来，皇帝怎么也轮不到赵构了。赵构会乖乖让出御座？所以，赵构必须要除掉岳飞。可怜秦桧遗臭万年，而主凶赵构，生前荣华富贵，死后安享帝陵。
在岳飞和兀术的对局中，岳飞有望获胜，可偏偏被“自己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这是因为他没有看清更深层的利益关系，他的行为触犯了更高层的利益。他怎能不死？北伐怎能不失败？
明朝的于谦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深明社稷安危之大义，却不懂人性的阴暗和潜规则，结果成了更高层人物进行利益较量的牺牲品。
在明朝与蒙古瓦剌部落的战争中，明军在土木堡战败，随军亲征的英宗被俘。瓦剌首领也先想把英宗当作“奇货”，向明朝索取好处。
但是也先想错了，因为明朝的主战派大臣于谦与一些朝臣联名上书给皇太后，请求另立新君，以绝也先的野心。皇太后同意了，于是，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继位。
也先一看明朝有了新皇帝，英宗在自己手上的价值就大大缩水了。也先心生一计，决定把英宗送回明朝，使明朝出现一国二君的局面，以便从中渔利。
朱祁钰刚刚坐上皇位，听说哥哥要回来了，真是左右为难。让哥哥回来吧，自己的皇位是否还能坐下去？不让哥哥吧，于情于理说不过去。最后，他不太情愿地派人接回了英宗。
英宗回来以后，被朱祁钰软禁在南宫。为了防止自己的兄长夺去他的皇位，他派心腹大臣去把守南宫，不让任何人接近。
朱祁钰对待自己的哥哥有些残酷，但是他做皇帝比朱祁镇要强得多。他把朝中的奸臣一一除掉，重用那些有才能的忠臣。在朱祁钰统治的几年里，国势开始有所回升，但是朱祁钰的身体经常生病，而且越来越重。
某缙绅媚一权贵，欲购玉杯为寿。既而，有某甲持玉杯至，云：“出自中官家，价可百金。”缙绅欣然购之。逾数月，忽有官役缚二人噪而来，势甚急。视之，则甲与中官也！甲蹙额言：“玉杯本大内物，中官窃出，今事觉不能讳，唯有速还原物，彼此可保无恙。”缙绅大窘，杯已馈去，无可偿。反求计于甲，甲有难色，久之乃为料理。纳贿某中官若干，某衙内若干，庶万一可以弥缝。缙绅不得已从之，费及千金。后虽知事系甲与中官串骗，无如何矣。
景泰七年，朱祁钰病情又有所加重，一连好几日都卧床不起。朝中大臣都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朱祁钰没有儿子，应立太上皇之子朱见深为皇帝。有的则认为：太上皇朱祁镇回宫之后，朱祁钰就应该让位，如果朱祁钰一死，应该让太上皇重新做皇帝才合理。
众臣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朝中的几个投机分子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想借此机会捞到好处，他们暗中商议，准备去南宫接出太上皇，拥其复位。这事如果成了，可是大功一件啊。在这帮野心家的眼里，太上皇可是“奇货”啊。
一天夜里，徐有贞、石亨勾结宦官，带兵冲进南宫，接出英宗。英宗在夜里到了皇宫，又坐上了久别多年的宝座。历史上把英宗复辟这件事称为夺门之变。而他的弟弟朱祁钰得知了情况后，没有说什么，因为他的身体病得厉害，知道如今是斗不过哥哥了。没过多久，朱祁钰病逝。朱祁镇又稳稳当当地做上了皇帝。
英宗复位，这几个投机分子成了大功臣，而于谦的地位就非常尴尬了。当年瓦剌挟持英宗围攻北京的时候，徐有贞主张逃跑，石亨主张退兵闭城，都曾遭到于谦的驳斥。此时，他们就在英宗面前一个劲儿地说于谦坏话。英宗对于谦帮助朱祁钰称帝也耿耿于怀，竟定了于谦一个意欲谋逆罪，处以死刑。
岳飞和于谦这样的人，于国有功，却为君所不容。这是因为，国家的利益有时和国君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在做事的时候，不要无视事情背后的潜规则，否则就会掉入别人的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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