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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雪峰和彭真不一样，但他有他的问题。以前彭真根本没有把李雪峰放在眼里，他指挥不动他，李雪峰的检查，主席、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都看了，提了几点意见，他加上了，日期没改，李雪峰也有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李立三的问题，中央停止他出席会议，因为他没有参加文化革命，以前犯机会主义错误，还有其他问题，这个人不适合在中央工作，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信，对停止他出席会议表示不满。
八千人大会（指北京市农村四清工作干部会议）是彭真留下的烂摊子，这个会是老实人办的事，本来就不应该开。现在有些人认为揪出来的就是死老虎，不感兴趣，这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主席思想。
三、接待不能解决问题，接待就是为他们服务，让他们回去，打回老家去，在本单位闹革命。华北局接待工作，你们要提意见，在接待工作中要反对经济主义，要什么，给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次接待和过去接待红卫兵不同，接待红卫兵是有组织的，一次可以接待一、二百万，后来来了些小同学，我们采取军训的方法也解决了，一次接待三百万。现在不同，来的大都是工人，徒步来的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另外，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彻底改，他们把矛盾上交，搞经济主义，要什么给什么，破坏生产。来的绝大多数人是受蒙蔽的。所以接待工作还要搞，一开始就要下定决心搞好，要有秩序，要和他们搞好关系，然后劝他们回去，自己解放自己。如果和他们采取对立态度，这就会便于坏人利用。我做工作还有自由，他们一出来就被揪走，被一个单位揪走，其他单位就找不到，不象我这样，每天可以做十七、八小时的工作。天津的压力大，来人多，现在天津还有打架的现象吗？你们（指南大卫东和天大八一三）要写呼吁书，弄个宣言号召：一个矛盾不要上交，一个不要武斗。你们是造反派，你们要主动做工作。你们要制止武斗，要搞文斗。
四、你们是华北局的造反派，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住在机关的人一定要搞清楚，他们（指八一三和卫东）来源，很清楚，来源闹不清要出大乱子。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说不定什么时候搞你一下，当然也没什么。最近化工部出了问题，（有人）冒充三司的名义撞进去，把所有门都打开了，抢走了许多军事秘密，后来一查这个组织，他们连他们人员的姓名、籍贯也搞不清楚，看来可能是个黑组织。你们（指华北局卫东战斗队）要想法保卫好华北局机关。
五、（在登记每个人的政治面貌时）党员和群众，应该是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不应该是党员和群众，如果那样就把党员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好象是把党员凌驾在群众之上。这个意见过去给安子文说过要改，就是改不过来，你们（指华北局机关卫东战斗队）是组织部的，你们以后应改过来。
（看到南大卫东同学时）我在南开也挂了名，但只能说我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因为我只上了半年大学，闹学潮，但和你们现在闹学潮不一样，你们现在是幸福的，对“八·一八”要分化、教育、争取，但不要分化得太激烈了，不然他们接受不了。八一八也做了点好事，调查集体自首是他们首先搞的，在北京第二司令部谈话时，他们很坦率，有马骏的孙子，他们承认他们是保守的，他们说他们要开门整风。
（南大“卫东”同学：“八·一八”说周荣鑫是卫东的后台。）因为他女儿是造反的，她还上过天安门，我当时不知道，不认得她，所以他们说周荣鑫是你们的后台，这根本不是。你们应提高战斗水平，不要搞小动作，要堂堂正正，最近清华把王光美骗出去了，后来蒯大富给我打电话，说他不知道。
卫东说：我们的广播社被八·一八砸了。
总理：现在天津还有打架的现象。
天津大学“八·一三”说：比以前好了点，但还有。
总理：你们是造反派，你们要制止，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要主动作工作，挑动武斗，你们写呼吁，弄个宣言。
机关“卫东”问：关于接待问题……
总理：你们是机关的造反派，一定要负起责任，查清驻在机关里各派的来源，他们（指八·一三和卫东）来源很清楚，是两个大学的造反的，他（指太原中学生）也来源清楚，来源闹不清要出大乱子，化工就出了乱子，名义上是三司，实际上是黑组织，前天他们冒充三司，撞进去，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抢走了许多军事机密，有坏人钻空子，你们（指机关卫东）要想法保卫好华北局机关。
机关卫东：华北局来人很多，大部分是天津来的。
八·一三：最近天津来了近两万，听说要有人来，说也不听。
总理：非说服不行，接待就是让他们回去，到本单位闹革命，一个是为他们服务，另一个是劝他们回去，打回老家去。
机关卫东：华北局书记处接待任务不明确。
总理说：接待就是让他们回去，到本单位闹革命，一个是为他们服务，另一个是打回老家去。
机关卫东：机关的干部不敢出来见群众。
总理说：我做工作还有自由，他们一出来，就被揪走，被一个单位斗了，其它单位找不到，不象我这样，每天可以做十七、八个小时工作。
八·一三：现在华北局人很多，吃饭很不方便。
总理说：华北局接待你们要提意见，不要搞经济主义。
机关卫东：同志们认为，李雪峰和陶铸是刘、邓司令部的哼哈二将。
总理：（笑了笑）那不见得。
卫东、八·一三：李雪峰的检查很不彻底。
总理说：李雪峰的检查到中央来，主席、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看了，提了几点意见，他加上，又缴上了，主席看了，日子没改。李立三的问题，中央停止他出席会议，因为他没有参加文化革命，以前犯机会主义错误，还有其它问题，这个人不适在中央做工作，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了封信，对停止他出席会议表示不满。李雪峰也有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彭真半年来不紧张，养肥了，最近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才紧张了一点，以前彭真根本没有把雪峰同志放在眼里，他指挥不动他，八千人大会（四清工作会议）是彭真留下的烂摊子，本来不应该开，这是老实人开的，同志们有意见，没有对旧市委，而对新市委，我同意雪峰同志给他们文件，但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查他要经过中央同意，关于你们拿了解学恭的材料，要送还，你们，我们派代表军区政委黄同志。
总理说：（记下）并对他的秘书说，告诉北京军区。 143） 周恩来接见军队参加文化部文革工作队的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1。13
〖解放军参加文化部文革工作队“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和到工厂参加四清的代表出席〗
同志们：
你们在这里开会，肖华同志告诉我，我有责任见你们，你们今天有两部分代表，一部分是参加文化部工作的一千五百名干部，一部分是到工厂参加四清的。本来这两批人任务不完全相同，但时间碰在一起了。
第一部分是文化部的同志，两年前，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始批判文化部，毛主席说文化部是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实际上已证明毛主席所讲的，文化部是修正主义的部，指的是陆定一、周扬、齐燕铭、夏衍等人所管的文化部。
六四年文艺改革，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表面敷衍实际反对，六五年整风，他们又蒙混过关，当时的领导不是好人，是在陆定一、周扬的领导下。另一方面，北京是彭真领导的，表面上和文化部不一致，实际上他们暗中合作，把文化部搞得乌烟瘴气。毛主席的许多指示不传达，他们的文件经刘、邓一批就下发。
改组文化部，也是毛主席的主张，我支持。当时考虑，文化部份由解放军来搞为好，现在看来文化部无存在必要，除了电影局和一些业务局外，其他的由政治机关领导就行了。当时改组，调解放军同志，陆定一通过中央组织部，向解放军要人，找到肖望东。这个人政治上不太强，担任文化部长，实际上不够条件，我问陈毅同志，他也说不太行，因为解放军支持，就调来了。
这里陆定一是否和安子文、罗瑞卿有什么默契那时不知道，现在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不是适当人选，他的几个助手也不行，如石西民，上海市委，华东来的，也不行。从华东第一任调夏衍，夏衍是三十年代人物，调他离开上海，打破他那一伙，始终让他担任党组书记（这句话没有听清楚）。后来调徐平羽，也不行，石西民也不行，在柯庆施领导下，他可干些工作，但到文化部不行，赵辛初是湖北省委书记，做农村工作有些见解，但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也不行，班子不强。调来一个一军的政委，后来当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颜金生，两年前搞机关革命，推荐他来的，他搞军队机关革命有些经验，但到文化部不适合。这个班子是陆定一组织的，不是强班子，当时正赶上陆定一把持中宣部，从未认真地搞文化部革命，领导班子不强，有若干问题。
故在去年春天，肖望东提出增强文化部，我们那时就想从解放军调人加强文化部，因为文化部有许多群众团体，十个协会，问题成堆需要一批人，当时中央讨论了的，要一千五百人来加强文化部各级机构和各单位。这一决定是中央决定的，也报告了主席，派干部加强文化部，至于到文化部干什么，那是中宣部、文化部的事，得到中央指示，总政很热心，从沈阳、南京军区、各军种、兵种、各总部调来了一批干部，调来时已经是六月份了，陶铸兼宣传部长，陶铸、肖望东直接负责这件事，目的是达到加强，改造文化部的各直属机构、直属单位。不是为了参加文化大革命调来的，但调来以后，正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了，好像和工作组有点联系了，但实际，目的、任务不同。
另一批是搞文化大革命的，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北京市委改组，北大改组，许多学校、机关、工厂要求派工作组，北京市彭真、刘仁领导十七年，北京市和各机关厂矿的领导，新市委无法搞清，革命造反者未起来，很难搞清，在北京市的各级领导中，彭、刘的党羽仍暗中活动，派工作组是一般的客观要求，我们到南方向主席汇报时，主席讲，工作组可以派，也可以不派，看一看，刘邓未重视，陶铸也未重视，纷纷派是六月中下旬，从军队调了很多人，参加学校、工厂、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有的还直接带队，到处有工作组，这是受当时的空气的影响，未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和前途，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未把主席的指示认真对待，形成一条反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你们两部份工作组客观上受影响，你们是奉命调来文化部的，虽然是解放军，但是来工作的。第二部份人是调来参加工作组的，不管是那一部份，你们都接受党的决定。马上就离开岗位。特别是后一部份，命令一下就上了前线，未得到应有的学习和提高。这两部份同志是忠实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主观上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好的，你们担负的任务是党的决定，尽管因错误路线影响犯了错误，但不能因此把这个忠实执行党的决定，这个组织纪律性抹杀。如各单位群众有怀疑，全军文革应出来负责解释。我站在中央负责岗位上，应给你们回答。第二类的文化革命工作组也担负工作任务的，因担负文化大革命，也类似工作组。本来是两个目的来的，时间性纠集在一起，当时刘邓制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一种受文化部的影响，因文化部也坚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受影响，由于个人政治修养、锻炼不同，都或多或少地执行了，直接作工作组的，和新市委、各部机关、厂矿一样，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
没有这样作的，没有执行错误路线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以前是吴冷西搞的，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既接受彭真又接受陆定一领导，他是彭、罗、陆、杨集团的走卒，主席对吴冷西多次批评过，他没有改变，过去是邓拓，邓拓影响未肃清，胡乔木同志也有许多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观点，影响了人民日报，主席经常批评人民日报写不出好东西，写不出马列主义的真货色，实际上人民日报也是重新改组的，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不仅在国内，国际上也出名，因为有许多反修文件是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名义写的，实际上绝大部分不是人民日报写的，是伯达同志写的，是康生同志和搞理论的同志写的，人民日报来个大改组，象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改组，把旧的推翻了，是两个报社的青年造反派把它推翻的。人民日报由伯达同志挂帅组织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工作组，五月卅日进去的，六月一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从那时以后就改观了，七个多月，变成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报纸，发表了很多好文章，有些是基本上好的，也有的有缺点，但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主席思想通过它来宣传，因为伯达同志挂帅，彻底改组，从解放军报调来一些编辑，一改组工作组的名义就撤销了，伯达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他到杭州听了主席的指示，主张一定时候就撤，这个工作组不能说是执行了反动路线，伯达同志六月下旬提出撤工作组的建议遭到刘邓的反对，陶铸也支持刘、邓。除这个工作组外，北京市的其他工作组或多或少，或深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