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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就是有的已经参加了四清，在农村里有了工作，我们不是说要和工农结合吗？我们已经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我们把这个联系抛开，重新回到母校，又要到另外的农村，这不是舍近求远吗？还有已经分配到重要部门的，比如国防科委等（当然要一分为二）一方面确实没有重要工作可作，另一方面确实工作在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或跟别的同志共同协作设计等项目，不能总把这个任务放下不管，回到母校，不到新的单位和工农结合去。假如你在你的单位是机要工作，这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一再劝告你回原单位，那你硬不听，你还要串联，组织纪律也不要了吗？革命的责任感呢？这都不妥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根据上海革命造反派号召，根据党中央的号召，考虑工作方向问题。当然我们说了不出来，我是说，我们要和工农联系结合，你们有了联系的桥梁，为什么要另外架新的桥梁呢？这是陶铸十二月七日的谈话，就把所有六五年毕业的同学都煽动起来了，都不安心原单位工作，都想回母校。北京人数越来越多，直到现在增加到二百多万人。对这个问题，你们的方向是：在你们六五年毕业生基本上应该在本单位闹革命，因为你们闹革命，你们不限在学校，还可以到工厂、到农村工作性质相同的事业单位串联，你们有条件为什么不去？
我们同意，一部分人回母校，有的地方人很多，事情不多，就可以离开。但这只是一小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两个原则问题，有的单位确实忙，有的不忙，这些单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些旧的规章制度，机构庞大等等，这些有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学来的，像这样的机关，在全国占很大的比例，就要进行批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斗臭，批判机关工作人员的错误言行，错误思想，改革旧规章制度，这需要很大的力量。而重要的是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革命意志旺盛的青年，靠你们这样的人，好把广大青年积极组织起来带头做，使广大革命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队伍，向一切旧的东西冲去。改掉旧的一套，这更有好多工作要作。
去年七、八月发了一个通知，就是六五年毕业生暂不转正，这些是错误的，是不合理的，现在一律取消，六五年毕业的同学，六六年下半年或进入六七年以后已在原单位分配工作的就应该根据原来的规定给予转正。劳资、劳保、童工、合同工……制度就是旧社会资本主义留下的坏制度，所以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思想革命，后期让群众解决改革的办法，我们认为原则上能转正的就转正，留在原工作单位，首先应根据需要一律转正，有了固定工作，好进行工作，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其次是还有不少毕业生没有分配工作，还在母校，留在母校分两类：一、储备生、毕业生；二、要求进行分配。如果可以接受到新的工作岗位，还有一些已经分配到某些单位没工作又回到母校，如果原单位要求回去就回到原单位搞文化大革命。如果原单位不表示意见可留在母校搞文化大革命，这些同学暂不转正，当然应有区别，否则大家都不安心工作。现在把这个问题明确起来，本着这个原则把以前所规定的加以修正，发布下去，以便进行工作。
现在不少同志极不安心原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又不大安心回母校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比较高兴串联（笑），这是事实，不要笑，到什么地方串联，并不是到我刚才说的本行业或本地有关部门厂矿企业串联，而是到外地，首先是北京、延安、井岗山、韶山、瑞金、大寨、泸定桥。现在我们正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冬季，我们向全国建议，如果徒步串联，就在本省，短距离，而要长途串联有计划进行。但也希望你们不要到人多的地方，不要到母校，即使能请假也不要这样，像北京等地，因为这些地方本校外出大串联同学都回来整训，整顿自己的组织，机关也要总结，迎接今年春暖后的大串联。目前，各机关人太多了，现在接待不同于过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完了就走，而是来大批大批的，遥遥无期的住下，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把矛盾上交，搞经济主义，使工矿企业的工人、职员、教工都纷纷来北京告状请愿……使北京机关，旅社人来人往没有检查，假如中央机关的某些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下结合，最近把矛头指向中央，有些混进来的坏人也不易查，你们要协助你们所在的单位和部门进行清理，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希望你们协助我们作好这一工作，把矛盾上交这不是拥护中央决定，而是扰乱中央决定，这只能敌人高兴，我们革命的同志感到不愉快的，你们说对不对？（众！对），现在告状，请愿太多，最近我们作了一些工作，联系工作，按系统来搞，如财贸、工交、教育……这样更好一些，这样坏人就能揭发出来。外地来京同志，除了少部分留在北京搞联络工作外，其余的同志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革命是靠自己解放自己，讲到串联，不仅北京，别的地方也是，如山西大寨、延安、遵义、韶山、瑞金、井冈山等地，人烟稀少，也发现大批串联的，井岗山已经从外地用飞机送粮，造成了紧张，这是我们过去没有估计到的。
关于你们参加四清的，有的已分配在农村，农村正好贯彻文化革命十条，在那进行串联，推动那里的文化革命，有的没有分配工作的，可以要求分配工作，可以回母校，这是特殊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研究生制度是从苏联学来的，要改革放在后期，暑假要改，今后能否改好还要通过实践。六六年毕业生曾有分配计划，由于文化革命，有些单位不需要人，有的单位需要增加，需要重新分配，采取自愿、领导、单位三结合的办法进行，改革过去的分配制度。
解答以后，写出一个通知来，各地的同志要很好的回到原单位，就地闹革命，在本单位闹革命更有利，那里需要新生力量，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一定要进行全面的进攻。为了更加有利于大多数人参加战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师生，所有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向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现在我就说这些，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同志讲话
我同意周总理的讲话，根本的问题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同学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特别是这个时候，应该照毛主席指示到工厂、农村、科学战线上进行革命，这也就是说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去锻炼自己的思想。刚才有的同志递纸条，看到同学们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响应党中央、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号召，希望你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闯，去锻炼，去结合。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造反派组成阶级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胜利！
周总理讲话
让我们六五年毕业同学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全国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实习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1967 年 1 月 14 日） 146） 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
周恩来
1967。01。14
〖地点：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云南各战线赴京革命造反派出席。〗
……
就因为出了这事情，情况就变了，七日没进入军区，八日阎红彦就搬到西山小×上自杀了，可耻的叛徒。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责成省委、军区进行调查，要有新材料要向中央、军区报告。 147） 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1。14
早就想开各区，省委书记的会，是林彪同志叫我做的，总抽不出功夫，现在力争争取主动，究竟什么时候争取到，不好预计，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够，思想不通，思想对立着，有的立场对立着，中央各部委、各口、各部、地方大区、省市思想跟不上，认识一下赶不上来，现在是情绪抵触，有的还站在对立的立场，不执行无产阶级路线，后两种情况多过前一种（前一种是执行正确的路线，后两种是情绪抵触立场不对）这种情况就很被动，江苏情况好一些，常熟最惨了，江华到上海养病，李井泉也到上海，刚才是内部情况，我只是概括地说了。
这个形势大好，特别是上海文汇报比解放日报好，文汇报评论中有四个特点，确实是如此。因为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五月通知起，杭州四月会议，北京五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发表，那是内部的通知，那时就说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这话现在还有效，到现在还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主席有预见，我们也太落后了，参加革命卅年的，四十年的，在社会主义最高的阶段，不能过社会主义关了，值得深思，不怨天、不尤人，许多人在大半年前在主席面前就讲过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怎么现在还是跟不上呢？的确是个新问题。列宁斯大林没有通过这一关，马克思不负这个责任，巴黎公社是第一次演习，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我们离毛主席这么近，但是又离得这么远，这就很得想一想了。
彭、罗、陆、杨揪出来以后，文化大革命几个主要的方面都和他们有关。头一个阶段拿他们作反面教员，他们是反党集团。各省市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林彪同志说，我们有些同志头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主席问大家，如果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大家敢不敢造反？靠军队，他们也可以掌握军队。我们听了许多，当耳边风过去了，有些人也许以为是主席百年以后的事，不是眼前的事。主席说了，就是在想，吴晗罢官，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影子。主席要点名，彭真当耳边风，主席到上海组织力量，姚文元的文章是这样出来的，当时主席指出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跟着走，这样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当时刘、邓在场，吴晗为代表，彭真当耳边风，雪峰是认真了的，当时就感到彭真认识上有距离，我把雪峰的话告诉了彭真（当时内部问题），雪峰看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这个问题，雪峰批判彭真是积极的，但同样执行了刘邓路线，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北京市委现在还瘫痪，为什么，就是因为看得不深、跟得不紧。
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的领导，下面跟着作了怎么办？也向我讲过。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谢富治同志能看出问题，敢于说话，过去向邓小平提过意见，也提得最早，各级干部要注意观察领导，群众也是观察领导，各级领导如不互相观察，互相帮助，有的领导同志情绪还在抵触，甚至还在对立，这是主席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反复循环，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能够在亿万人民的考验中，经得住风浪，受得住考验，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这是前阶段总的情况。
这一起来就遇到了抵抗，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这一条路线的根源，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不仅是 1962 年，还有更远更远的根源，主席在前十条、廿三条中都讲哲学，大家不去学习，还说什么执行了没有？实际上都执行了，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那一个省没有执行呢？如李葆华现在很被动，中央工作会议上没听他说像样的话。李葆华，大家知道还是比较老实的。凡是不承认的，大区和省就很被动，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说了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家抓这个稻草，这样就更被动。对大区来说，任穷同志在，刘澜涛在，其他也有人在，大区负责人是三、四、六月都去见主席的，都是卅年，四十年以上的干部了，加上内战，四十多年了，为什么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