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口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表现是：派出了大大小小的五十个工作队或工作组。其中由外办、外事政治部派往对外文委、中侨委，有关局和学校的共八个，由外交部派往所属单位和学校的共七个。这批工作队中，以张彦和刘新权两个工作队的问题最为严重。张彦工作队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坏典型。张彦在对外文委和第二外语学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群众，用逼供信的办法，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最早发现张彦的错误，张彦就怀恨到心，不择手段的挑拨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企图假借我的名义，对抗陈伯达同志。特别恶劣的是搜集材料，企图陷害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理论家。我从一九四四年认识他以来，一贯很尊重他，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他们有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敏感，他们能很快发觉张彦的阴谋诡计，我却远远地落后，在事实暴露之后辨别出真假。张彦企图挑拨我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无损于我们之间的团结，却暴露了他自己的反革命政治扒手的真面目。刘新权工作队也采用逼供信，整理黑材料等等办法，在外语学院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其他的一些工作队或工作组，也都程度不同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工作队和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我应负很大的责任。
我为什么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主要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很猛，我没有正确的思想准备，相反，我却有很多错误的旧思想。在这关键的时刻，对于如何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我站错了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大民主，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害怕群众运动来势过猛会打乱正常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我口头上虽然也说放手发动群众，实际上是多方限制，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限制在我所想的轨道上进行。因此，对那些条条框框工作组等等作法，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口味。当时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接受和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下了大错误。
由于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然在总的方向犯了错误，不言而喻，在运动中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自然也就错误百出。外事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果，是使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的，程度不同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这是我脱离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犯下的错误，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愧悔交加，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纠正了这条错误的路线，我开始觉悟到，运动初期我不自觉也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中央的两次会议上，都沉重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
但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我纠正错误很不彻底，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还继续发生了一些错误。表现在：对群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得不力，过多的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队的错误，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调解的立场，强调避免冲突，对左派支持的很不够，没有抓住运动的主流，过分重视了非本质，作主流方面的问题，从纠偏的角度出发，列举偏激的事大讲政策，说了很多的错话。
在说错话的问题上，尽管当时主观愿望还是出于好意，希望叫革命群众掌握政策，把运动搞得更好。实际效果却是批评指责了革命群众，挫了左派的锐气，长了保守派的威风，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我在各单位的讲话，特别是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上的讲话，错误很严重，打击了左派，压制了革命群众。讲话稿流传各地，影响很大，对进一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集中表现在群众观点上。运动初期，由于自己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就滑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还自以为那样做是正确的。十一中全会以后，在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有所觉悟，有所提高。但是，还没有能够彻底转变，仍然把群众的觉悟水平估计过低，自称高明，继续站在群众之上，指导运动，因此，就常常以教训人的口吻来对待革命群众。说错话是个表面现象，实质是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态度的问题。运动初期的错误，是站在群众的对面反对群众。十一中全会后本应迅速转变，站到群众之中，与群众一道前进，我没有很快这样做，只是从群众的对立面，转到了群众的后头，而且站在群众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
我在对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很迟缓，主要是由于我长期处于领导岗位上，很少深入群众，没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观点越来越淡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看不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看不到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所具有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首创精神。而习惯于站在群众之上，好为人师，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这样严重地脱离群众，违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不犯错误。
这次犯错误，还集中暴露了我的思想，作风上的很多问题，诸如：过于自封，凭老经验办事，民主作风不够，工作作风粗线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等等。这些方面，对于我犯的错误，加重尖锐都有关系。
为了彻底清理思想，纠正错误，回溯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也曾讲过不少错话，其中错误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二年广州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那次讲话的主要错误是对知识分子无原则的捧场，评价过高，而没有强调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以致被一部分拒绝改造的知识分子所利用。还有一九六一年，对北京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讲话和以后几次关于学习外语的讲话，在红专关系上都没有强调突出政治，而过分强调了专业，助长了一些人的不闻政治倾向。这些讲话有的曾公开发表，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这是我值得深刻检查的。
九个月来，同志们给我写了很多大字报，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批评，同志们要把我很好烧一烧，烧掉我思想上所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脏东西，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表示衷心地感谢。
同志们希望我改正错误，我也有决心，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思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给了我彻底改正错误的力量。今后，我必须坚决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林彪同志为榜样，学习，象他那样活学活用，运用自如。同时还要向周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学习，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都学得很好。我必须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彻底改造世界观。
彻底改造世界观，对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端正对群众的态度，真正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高价征求批评，诚恳接受监督。以满腔热情，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过去是靠吃老本过日子，现在不够了，必须重新向群众学习。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作出一些新的贡献。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决心投入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的洪炉，彻底烧掉自己的错误，坚决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坚定不渝地支持你们，并且和你们一起，共同批判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一起来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外事口的影响。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坚决支持你们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向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致敬！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虚心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让我们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努力，把外事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口号：略）
周总理：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向大家问好！我觉得陈毅同志的讲话很好。像这样的老同志在群众面前以小学生的态度坦白、谦逊、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错误，表白自己彻底改正他的缺点和错误，这是我要向他学习。陈毅同志的讲话我认为有一个缺点，就是对我的赞扬，我不敢当，我愿意同大家一起，同陈毅同志一起，继续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我还要向你们学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周总理：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完全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同意他讲的前段和后段，当中一段他是谦虚话，我现在不想多说，在结束会议前我讲三个问题。
一、陈毅同志的检查确实是经过一个他自己所说的痛苦认识过程。因为我原来在分工上，在政府工作中特别注意外事和计划这方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管的事情多起来了，不可能用更多的时间来管外事了，这样不得不加重陈毅同志和各部门的工作，既是在中央揭发对外交委工作组张彦大毒瘤时，我还是得到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启发，因当时我刚从国外回来，刚下飞机就知道这个情况，因此首先解剖这个麻雀，这个工作组是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压迫群众，实行逼供信，实行特务作风一个典型例子。这样暴露了张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分子、阴谋家、两面派。这个问题使我警惕起来，给我们刚回来就遇到这个问题的人敲起了一个警钟，这就是对工作组引起了注意，同时也看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当时从外地回来，又碰到外语学院的问题，我选了二外，到二外又碰到张彦在这个方面所造成的恶劣情况，这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张彦的问题。本来想接着转到外语学院去，但是由于清华的问题，中央和主席让我去，我不得不改变方向到清华去。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为首揭发了工作组许多问题，逐步认识到工作组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六、七两个月中）所引起的极其坏的作用，正如毛主席在第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所说的那样。我是逐步从群众中学习到的，只有到群众中，只有到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到群众的实践中来认识这个问题，也就是陈伯达同志讲的我们要到群众中去向你们学习，通过你们向更广大的群众学习，这点我当时影响最深，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在外事口上所接触到的问题我告诉陈毅同志，有时甚至警告他注意这个问题。这方面我没有得到抵抗，但是认识错误必须通过实践，我希望同志们给他在群众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的机会，这样一个老同志，奋斗了四十多年，战斗了四十多年，为党作过不少工作，也犯过不少错误，现在在晚年还在努力工作，努力改造，努力紧跟主席走，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帮助他。尤其我们外事系统方面要帮助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工作，我希望大家以同志的态度，兄弟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帮助他。我相信群众的帮助，大家的帮助比我一个人提醒他甚至警告他好的多。现在他作的检讨我想基本上是好的。以后我希望你们帮助他，外事口的工作由他出面，减少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我可以转到其他方面去，你们大家说好不好？（群众：好！）衷心感谢你们的支持！
二、外交、外事口的重大方针、政策、路线确实都是我国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毛主席关心国内外大事，甚至国际上凡是发生了重大事情都逃不过毛主席的眼睛，有时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主席看到提醒我们。极其重要的事我忙不过来，主席提醒我。所以说重大的方针、政策、路线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十七年来我们在对外一系列上已经形成了很辉煌的奇迹。有关这方面的东西，以后我们向大家介绍，另一方面又必须说明，在对外关系上我们由于忙或者在国外请示不够时就很容易犯错误。这说明我们尽管紧学，紧跟，有时还要掉队的。举一个例子：前年，第二次亚非会议准备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召开时曾发生了估计上的错误，这估计上的错误一方面由于是当时中央联络部书记处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我们在国外在阿尔及尔的先遣队对阿尔及利亚政变的估计错误，对阿尔及利亚的资产阶级政变估计高了。这在国际上发生了不良影响。我想我应该记取这件事情，检讨这件事情，而且应该向广大群众作一个交待，陈毅同志如果紧学紧跟，跟大家商量，也可能作出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来。比如说在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广州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的会议上说了错话，夏天做了检查。就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外事口同志一起作了一次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