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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那几句话，连主席自己也想不起来是那里说过的，后来才有同志说是“五四运动”那时，一九一九年“湘江评论”上主席的文章里说的。主席说，那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时代嘛，那时我们都是一批爱国主义者，有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呀，怎么能乱引用呢？那里边没有阶级性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无产者说这话，资产阶级也可以说这话。主席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席是很严格的。你看他的诗词，第一篇是一九二五年的。主席作诗作词，何尝是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的。但是他一篇也不拿出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主席在沁园春以前的诗。主席对待一个诗词都是如此严格，我们对待我们的领袖，不能够以常人来论，我们也应当拿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严格地来跟着主席走呀。你乱用他的东西，你就是不合乎主席思想啊。我把知道的事都告诉你们哪。关于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子斗，一斗几十天，十几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行！把业务耽误了，把身体也摧残了。老干部都这样对待，你们不感觉到，你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我们就感觉非常深，我们不安，几十年的战友哪。
每一次主席跟各地方来的同志谈话，跟中央的同志、政治局的、国务院的、文革的同志谈话，总是先讲革命，后讲干部，总是要讲一段干部的。要在运动中造成一个好的传统，主席的干部政策传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斗争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而且那种斗争的方法：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弯腰、喷气式飞机，照出象来展览在大街上，让外国报纸拿去登载。我们红卫兵报纸，甚至省报都登出来了，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先念副总理：老实讲我就流了泪，那样下去还得了！）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呀！当然要一分为二，也有坏的，但坏的是少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先念副总理：我看了陕西那个百丑图，那里边我认得好些人哩，那都是反党分子？）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我们无产阶级，不要丑化我们自己嘛。对老干部，不能都是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呀。那好，我想你们将来当了政，管了事，将来下一代也这样看待你们，代代相传，把我们党造成什么作风。那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作风，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想到这个地方，我就睡不着，我就难过。但是我不会流泪，这种时候我是要挺起来说服大家的。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不说我要犯罪的。但别的同志发言权比我低呀，他们有什么办法？你们要懂得我们老干部的心情哪，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为所欲为，行吗？主席首先就不赞成这样做。我们不能放心哪，这是害你们的呀。
我们党内是有一套坏作风的啊！过去左倾路线统治的时间是很长的，后来彭、罗、陆、杨他们又接上来。主席从遵义会议起到一九四五年七大时为止，十年整风，把党的作风算渐渐地培养出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就在党校的整风中，彭真还插一手，主席在七大是指出来的，主席讲七大是团结会议。果然彭真这一个瘤子，二十年后暴发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在党内起很大坏的作用，许多高级干部受这个东西的坏影响。唯心主义多了，唯物主义就少了，形而上学的东西甚至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多了，毛泽东思想就少了。刘少奇引了许多孔孟的话。当然孔孟的话也有好的，可以借来旧词新解，但比起同时代一些比较朴素唯物主义者那就差得很。这一次把彭、罗、陆、杨揪出来，又批判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他们的世界观，这样子有利于在党内把主席的思想作风，大大地宣传发扬，在我们革命运动中大大地发展。但是现在这个斗争方法确确实实是不利于向着宣传主席思想的方面走的，是不利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觉得不能不出来说话了。我也摸了一个外交部的点，跟他们谈得比较深，今天跟你们谈得更深。我们的思想是要逐步发展的，要把党的干部作风通过你们传之后代的。我们寄希望于你们。但是照你们现在的作风，是不能传之于后代的。
你们总要把一个人斗臭，不是应当斗臭的，为什么要斗臭呢？要有个全盘估计嘛。一般地说，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个多月时间的错误，到底有多大，有的严重些，有的轻一些，有的还没有沾边，不能每一个人都有分哪。至于历史的问题，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那只能在专案上解决。否则把每一个人十七年来的讲话都拿来计算计算，量一量，除非他不说话，不写文章。刘邓两人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刘说的话多，邓就不大说，邓是事情愈少愈好，你找他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话少呀，找他的错话也找不到多少呢。做事情总得说话，开会讨论问题总得发言，不能每一件事都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呀。我们几个文件里都说了的，十六条说了，以后的文件也说了，就是说过些错话，做过些错事，写过些错东西，这要区别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区别于反动学术权威。应有区别。
这样，就比较快一点了。比如一个部开几次会，副总理到。我们分口子了，我不能每一个部都到，不可能。比如我们财经口子，我们开那么一个大会，先念同志也跟陈毅同志一样，讲一点自我批评，把他应当承担的责任讲一次，给他个机会。大家听了，然后再分部去开会，让部长们讲讲，司局里开会叫司局长们讲讲，也不要每人都过，人人都有份。有些人没有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嘛，他业务上有些错误就可以在平常的会议上解决吗。部里开一两次会，司局分开来开会。这样子过了以后，就排排队，从监督业务，进入到三结合，上中下三结合，建立以群众代表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把夺权斗争走到一个正确道路上去，希望你们在财贸口子树立几个典型，你们几个学院应推动前进。业务现在限制于监督，然后走向于三结合的监察。这个我们还要抓典型。财经大会我还是来，文革小组我们都准备来参加一次。这个会由国务院来召集，先把你们各部的问题弄清楚一下子，这样子就可以了啊。这方面，还是你们带了头的，这次再打个头。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哪。（这时财贸联委会负责人敖本立起来对他同意杜向光、葛复村参加今天的会议等问题，做了检查，并表示了态度。还有外贸学院一女同志发言，均略）。
（转抄时或有漏字、错字、仅供参考） 200） 毛泽东周恩来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
1967。2。18； 2。22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
一
退总理：
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２〕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
毛 泽 东
二月十八日下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审阅、十八日由周恩来转报毛泽东的。本篇一写在周恩来二月十八日的送审稿上。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一些修改。社论稿第八页讲到对犯错误干部的使用问题时写道：“有的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将其中的“有的干部”改为“有许多干部”。在社论稿的末尾，毛泽东删去了以下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此外，还有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王力二月二十二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陈伯达等在这次送审稿上写道：“总理主持下开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们又做了一次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三日提前转载。
〔２〕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在向毛泽东转送这篇社论稿时写道：“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的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在社论稿第二部分《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中的三段文字旁，周恩来划了竖线，并批示：“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二十二日的送审稿上，在这一部分加写了两段文字。一段文字是：“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另一段文字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201） 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口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
周恩来
1967。02。18
〖接见时，李富春、聂荣臻也在座。〗
周总理讲话：
今天是和国防工业各部院，国防工业、国防工政造反派负责人谈话。凡是部外、院外、京外的单位，我们没邀情他们参加。按规定，应当是本部、本院、京内的造反派。如果不是，那我问到你们时，你们声明一下。例如“全无敌”中有二位哈军工的造反派要来参加，我们不同意……。
周总理问：你们（二机部）现在对部的权还是监督吗？
×××部代表：业务监督，党委靠边站。
周总理：你们没有报过中央呀！也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同志们，你们简直是没有边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只能叫某个人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
二机部代表：党委刁难我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周总理：故意刁难，你们就告状吗。领导革命，监督生产是同意的。你们不能头脑发热，我们允许你们夺权，你们是在我们号召下，但是，有限范围。中央各部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监督业务是有限的嘛。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学校先搞，放假闹革命，又成立红卫兵，这两个特点，成绩就大了。机关有业余加上机关红卫兵组织有反复，红卫兵过了三十岁就不能参加，后来想改成革命组织，年龄不限制了，这就晚了一步。机关比学校晚了一步，这没有什么，可能更健康些。接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企业是分期分批，机关不能不受一些影响。等到十月以后，工厂、农村二个十条发表了，就有根据了。现在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夺权阶段，运动就来的快了。我们号召你们机关夺权，一般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这是再三声明的。业务属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党委直接属中央，即使你们造反团领导层成员是党员也只能领导群众组织，要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是赞成的，要夺党权就是毛主席的权，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权，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想夺业务权试点，但不成功。成立了革命班子，业务班子，由于没有全面经验，容易根据一时决定，他们也善于请示汇报，结果广播事业局出了几个问题。他们领导业务，把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完全排开了，就不行了。（举例：略）宣传大权属于中央，应由中央选派，由各方面代表监督业务，必须三结合。我们应该提拔一些新的青年积极分子，新的积极分子上来要有个熟练过程，否则不行。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
财政部有个副部长杜向光出来亮相参加了造反派好啊，要他与造反派商量监督业务，我通过李先念副总理把几点决定通知他，他拒绝接受，说我是造反派，国务院的指示要保留，毛主席的指示我也要保留。党章上规定保留是允许的，但不能不执行，这个党员连党章都忘了。第二，他说我们财政大权就是夺定了，拒绝召开党组会议，研究今年预算，拒绝接受国务院指示，要夺中央财政大权。我们再叫他来，他也不来。好！我就召开财贸口造反派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