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去指挥别人。这场革命的广度，深度，都是不可比的。它要把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统统冲洗掉，但这个革命有一项主要任务，这就是从我们解放战争结束以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继续。尽管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们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用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扫平蒋介石的军队，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接管了全国政权，那里敌人的军队被扫平了，就在那里接管政权，不是每处都是人民自下而上发动起来自己去打江山。这样，革命的深度就不够，政权也不够巩固。尽管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同于国民党。有许多国民党反动政权人员我们都包下了，这种包下来的方式，在当时的好处就是和平解放，减少一些战争的损失，但许多旧社会的东西也都一起包下来了。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武装斗争结束后的土改，大体上和平土改的性质多，激烈的阶级斗争，比战争时期缓和得多了。解放战争以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比如，解放初期的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等等斗争，到一九六三年后，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是夺权斗争的继续，都是为了把占据领导地位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无论是从思想上清除，还是从组织上清除，但这些都是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重点都是由上而下地领导发动，唯有这一次是在过去历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在国内形势很有利的情况下，发动了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运动，是有领导的，但是，高度集中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四大民主，把宪法上规定的几项权利真正的兑现了，的确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正因为是高度集中的领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走社会主义道路，按十六条办事，这些都是些大的原则，大的方向，实行四大民主，波及面广，各方面的触动很大，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目标广、来势猛，但各级领导在精神上一般的都没有准备，正象毛主席批评的很不理解，很不理解就很不认真了，很不得力了。彭、陆、罗、杨被揪出来了，来的很猛，一九六五年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个信号，到十二月罗瑞卿被揪出来了。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提到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我们不仅要夺取政权，还要巩固、保卫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政权，防止我们的头糊里糊涂的丢掉了，这就给我们敲了警钟。就在这个会议后，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群众马上就发动起来了。但就在这时，领导上却与此相反，出现了刘、邓路线，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维持旧的统治秩序，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完全相反，在五十多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向各学校、机关、企业派出工作组，各个单位几乎都去了，用工作组代表党，实行一条错误的路线。这条错误路线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真是不胫而走，全都实行了，中央各部也自不待言了。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没有主席的领导，没有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用工作组这种方式来维持旧的统治，全国到处都跟着走。毛主席还健在，全国就无一例外地都执行了刘、邓路线，如果不纠正，继续下去，不就不知不觉地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了？一九六三年主席就曾经说过要防止党内一两个有威信的人带错了路，舒舒服服地变成了修正主义。一九六五年主席又提出要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敢不敢造反这个问题。到一九六六年就果然出现了，真是不信而言中，这是主席英明伟大的预见，试想如果彭、罗、陆、杨的阴谋成功，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要落地。这是一种赫鲁晓夫式的，是政变的形式，另一种方式，就是舒舒服服地走向修正主义。试想要是主席不在，你不就跟着错下去了吗？那时候就不单单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都要变颜色的问题了。现在把问题揭发了，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我们大家要为此而庆贺。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问题，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在过去半年里，我们同志们受到一点委屈，受到一些过分的批评，健康也受到一些损失，我们个人付出这点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付出这一点代价，从而保证了我们党、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使世界革命加速走向胜利，我们个人这点损失只不过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而已，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月来，我总是以此来鼓励大家，同时也勉励我自己。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看到光明伟大的前途，认清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们个人付出点代价是值得的，当然，我们对一些事也不是听之任之，有困难就要去努力克服，争取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损失，这是我们作为领导的责任。但是，即使如此，也总要有一些损失和伤害。我们应当辩证地来看这个问题，要尽力减少一些损失和伤害，但要认识到这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革命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在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国里实行如此巨大的民主，是举世无双的，它非冲击一切不可。它的发展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是事先不可能完全预见的。
六月一日开始公布第一张大字报，全国马上都动员起来了，不论是大中学校、党政机关、科研单位都毫不例外地行动起来了。当然尽管工作组那样的压制，各单位都毫无例外地起来造反，也就是主席讲的一条真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不论那个单位，只要有工作组的形式在那里压制、阻挡，就一定有反抗，这是一条规律，是毫无例外的。后来工作组一撤出，广大革命群众的巨大革命潜力就奔放出来，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就势不可挡。接着就出现了红卫兵，这在十六条中也是没有设想到的。新的事物它总是不会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来发展的。红卫兵这个新事物一经出现，主席就马上抓住，加以鼓励，加以提倡。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一接见，马上就迅猛发展，冲向各学校，又从学校冲向社会，从北京冲向全国，直到农村，全国大串联也就出现了，当时十一中全会刚刚开始传下去，红卫兵就到了，各省市委都没有准备，加上主席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时也开始传达下去，开始是不管你是那个司令部、任何地方都打，这种斗争局势的形成，带着普遍性，连锁反映。当时各个革命组织的思潮起伏不定，初期也分不出什么左、中、右，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反复过程，十月份我们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分化和改组，形成了革命的左派力量，我们加以支持。十月、十一月两个月，我们除了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大串联以外，当时还面临着繁重的生产任务，开始，我们在九月指示中曾企图把运动暂时性的限制在十六条中已指出的大中城市、大中院校和党政机关中，但革命的洪流既然已经冲了出去，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按着它自己本身的规律前进了，这不是任何主观愿望可以限制得了的。当时在抓了三秋之后，曾设想将农村文化大革命纳入以四清为主分期分批也已不可能了。尽管都有指示，但革命的群众运动仍然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这就逼着我们在十二月九日、十二月十五日发出了两个十条，来代替九月有限制的文件，如果我们在九月份能够预见到这种情况，那我们就不会把运动约束在一个临时性的措施上，而将十二月的文件早一点提出来，这说明，我们虽然都在主席身边，紧跟、紧学，但还是跟不上，仍然延误了时间，这也说明我们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但不理解，就是理解了，跟不上也不行。
再看财贸方面的情况，在运动中，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抗，也不是我们原想像的那样坚决。这条反动路线既然在财贸各部门都起过作用，这就说明有它的思想基础，不在这个地方表现，就在别的地方表现出来，在财贸方面的表现就是经济主义，开始，是用抓生产来压革命，压不住了，就倒下来了，什么都答应，结果大大助长了经济主义的发展，这在去年第四季度更为明显。当时，全国许多问题都出来了，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工作离厂外出串联问题等等，全国出现了许多组织，如荣复转退军人组织，许多起行业、跨部门的组织，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象政党一样地出现了，六五年毕业生的问题也出现了，这些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组织，带有封建的行会性质。串联的发展，使许多人自由离开生产岗位，业务岗位，财政支出也增多了，红卫兵中出现了一些浪费现象，以及化公为私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抓，也抓得晚了一些。反对经济主义的五条，到一月十一日才发出去，比上海工人阶级还落后，他们在一月五日，就以三十二个团体的名义发表了告上海市人民书和十条紧急措施。在政治方面，公安六条也在一月十三日才发表，实际上，问题早就出现了，破坏社会主义的秩序。我们的大民主，要冲垮的是一些旧的东西，革命的制度是要保卫和巩固的，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这方面，我们也抓得晚了一些，拿军队来说，发了总政的指示，现在看来，这个文件粗糙了些，它起了动员作用，但也有些副作用。几个月来，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军事工厂等，形势也是不可阻挡。但军事院校对军事指挥机关冲击也是没有预见。在北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在三座门，经常有很多人在吵闹，有些是不完全符合革命要求的，也是未能预见到。这些事情教育了我们，最近发表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这些都说明一切问题，由于运动如此迅猛，我们抓问题，总是比客观存在要晚，这也说明总要先出事实，再去总结经验，作出规定，否则，也只能是一般的号召书，要是先作出些规定，就会不切实际，要犯主观主义的毛病，但是既然地平线已经出现了事实，就要快抓，要有预见，我们紧跟主席、紧学主席、总是不够。现在运动是更加深入了，已经深入发展到工矿、企、事业、科研、农村，全面展开了阶级斗争，运动深入后，现在又发展到夺权斗争。自从上海发表告人民书之后，中央就紧紧抓住，在宣传，报告等中都讲了，但来势凶猛，也并未预计到，我们主动号召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预先告诉他们要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业务的监督权，尽管如此，各部夺权斗争中的偏向仍然产生，比如工交部门，就更猛，比较稳的是科研部门，损失少一些，开始，科委发展的慢一些，由上而下的分化，造反派从政治上的优势，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当然，新的问题也就出来了，既然存在矛盾，不管用什么形势，它都是要出现的。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还有两类矛盾的交叉，各种矛盾又都在转化中，在这场夺权斗争中，要更进一步地来锻炼我们。
我们许多同志，革命几十年了，武装斗争也二、三十年，现在在自己的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保卫下，毛主席亲自领导着我们，让我们经过这样一场锻炼，这是我们莫大的幸福，这是我们所不可设想的，这是主席早有设想的，这就是领袖之所以为领袖，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现在斗争更加激烈了，但是有前一段的经验，总是可以搞得更好一些。虽然在过去一个月里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有了前一段的经验，就更好办些了。要总结经验，比如象一些没有业务的单位，就可以让它乱一下子，象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那一窝，一个大叛徒领导了二十多年，让他好好乱一下，把一些牛鬼蛇神都揪出来，象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监委和他们虽然不同一点，但领导人多数也是不好的嘛。还有工、青、妇群众团体，除了少数一点对外的国际业务活动之外，也是彻底闹革命，青年团比起红卫兵来，是大大地落后了，党校不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宣传修正主义，就要彻底破，破了以后再立新的。象有些部门就不同了，如中央办公厅、中央联络部等，就要边抓革命、边抓工作。在政府部门中，如文化部烂了，除了文化出版工作之外，可以停一个时候，象教育部，是放假闹革命的，其余的部门既要抓革命，又要抓业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夺权，要将试点中已出现的偏向，热忱的帮助造反派去纠正，不能超过监督业务的要求，这方面，就要讲清夺什么权，在中央各部门，只应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已经做了，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否则就要使业务受损失，因为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中央是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怎么能夺呢？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我们说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党、政、财、文大权，那是讲的地方，中央各部都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即使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各个部都如此，如果确实有，就可以提出来，经过中央批准撤换，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是每个人都沾边的，执行了，责任也有轻有重。各部造反派自己夺权，也不向中央打个招呼，这怎么算合法？我最近向造反派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句话主席问是从那里来的，据湖南的造反派说是一九一九年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一句话。主席说，那时候还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那时尽管已在十月革命之后，但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一九二○年之后才传播到我国，当然主席是首先接受它的。怎么可以把主席那时的讲话拿到今天来用呢？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