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不管在党内还是政府内，与我们的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今年我们伟大领袖发现了最可靠的是三个依靠，而最有组织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和有组织的毛泽东思想精神力量合在一起，所以毛主席把“三支”、“二军”的任务在今年正月份、二月份放在解放军身上了。这半年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事实证明解放军是可胜任的。不要认为青海出了赵永夫、内蒙古出来王××、武汉又出来了陈再道，这是少数人嘛！广大的解放军是最可相信的、最可依靠的，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和支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我们想一想没有有组织的力量，人民解放军，我们党发动群众如果还没有组织起来，敌人就会乘虚而入。我们的文化革命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作领导，没有这就谈不上运动。但还要有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广大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要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的总结经验前进。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只要命令下来，说是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下来的命令，只要把问题谈清楚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亲自参加的，我们很了解。如青海赵永夫之流那样的反革命事件，只要把问题一讲，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腐一样。马上刘贤权同志一回青海，依靠广大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人民，过去一些受蒙蔽的解放军曾接受命令开枪，但是领导一变，军民鱼水一样相亲，青海的形势马上改变了。内蒙古问题只打了一枪我们发现了就注意，拿来解决，他开始采取两面派，少数几个领导逐步暴露、逐步发现、逐步暴露揭出来以后，广大军队经过教育马上就改变了。
七月二十日 谢富治、王力所以能光荣归来，当然是毛主席的威信，但同时实际上也是武汉人民解放军的大力的、实际的支持。这半年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起了这个支持作用，这个伟大的意义，不只是这半年，前半年也是这样的，你们想一想，去年一千二百多万红卫兵在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曾有一个时候达到三百万，秩序那样好，这就是人民解放军加以保卫、加以组织，秩序井然有序，主席看到以后，想到实行军训，这是经验么！这是世界上别的国家都不敢想的，我们可以在短短四个月内一千二百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接受主席的检阅，这是多么伟大的创举呀！没有人民解放军能做到吗？当然工作中小缺点还是有的，但你们想想，就拿北京一个地方，解放军完全出于好意组织队伍，而红卫兵完全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还冲伤了很多人。我们经常接触傅崇碧同志、郑维山同志，经常向他们表示对解放军的敬意，但是没见到他们有一句埋怨的话。你们想一想这真是我们人民的子弟兵，劳动人民的武装，毛主席的军队，林副主席指挥的队伍。我想起来就非常激动。因为我亲自接触的打武架，一直打到北边。那么多受伤的没话说。全国有的地方武斗，解放军的枪被夺了、衣服被夺了、领章被拿了、帽章被拿掉，可还是保护。他们想一想毛主席、林彪副主席下的命令就是不动气、不动口、不动手。有时还是动了气，但是不骂人，不开枪，几乎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甚至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都做到了。一个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能做到吗？哪个国家能做到？真如陈伯达同志讲的，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这样一个军队出这么几个人，只要一暴露没有什么了不起。陈再道打仗是常败将军，不是常胜将军，他一叛乱马上就解决了，举个例子，他的军区直属的指挥营长挺起胸膛保护王力同志，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曾指挥战士要拿枪口对准王力，警卫营长站起来顶着枪口说，要打就打我，不能打王力同志，并说枪一打，你们的性质要变了。多么英勇！这样，兵士的手也软了。这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这是党的领导，这不是一天一日的成长，是几十年的革命传统。同志们要想一想。这三相信、三依靠，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毛主席在今年一月份把伟大的夺权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只要事情一发现纠正就很快，所以主席说，只要解放军懂得了想通了，主席说、林副主席说了，改得很快，解决了许多地方，如山东军区一想通了马上承认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决不象过去党内走资派那样，过去他们也是解放军，但变了质了，如江渭清、谭启龙因为做地方工作变了质了。
“五·一六”伟大的历史文件敌人看了害怕。“五·一六”（通知）的发表证明了我们主席的伟大，当时先批彭、罗、陆、杨，先批二月提纲，最后一段是主席加的（念最后一段），主席的思想是已经有所准备的，因为刘邓陶是后来抓出来的，并不是“五·一六”时抓出来的，所以“五·一六”文件的发表对世界有历史意义。只有毛主席的领导敢于这样做，所以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传之后代。这个问题影响大，所以他们把已丢掉在垃圾堆的赫鲁晓夫拉出来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有什么用处？连帝国主义也晓得不起什么作用，这只不过是搞了几个电视。刚才说香港搞什么刘少奇语录，证明我们批判党内一小撮刘邓陶不是对了嘛！所以“五·一六”，“七·二○”行动证明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军队里的无穷威力。刚才康生讲，从香港寄来了一本刘少奇语录。我也打算讲一个香港的故事。香港九龙那里是边界，我们工人为了张贴语录、主席像、标语，冲出了边界，到了一个警察局，那个局长准备开枪，但还未来得及，我们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枪夺了过来，对准了他的脑袋，结果，下面的当兵的也得交枪投降了，并勒令他让边界哨所的人也交枪。结果搞了三点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允许工人们贴语录，带主席像出边界。工人胜利地回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鼓舞着边境的工人进行斗争，这是蔑视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大的小的都证明了这一点，美、日、苏修都是纸老虎。
另一种说法说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那么刘邓陶还能复辟了。说刘邓还要那么大力量，这是香港报纸西方舆论家说的，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说，出来陈再道，全国各地都有刘邓的代表人物，那能有这么回事。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什么造反派的任务就是要武装自己，揪出军内一小撮，武装夺权政权，借战争解决问题，给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打开一个缺口，现在我很注意这个问题，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听北京红代会说北京不能夺权，就要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了。怎么能把自己的力量，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解放军的力量看得这么轻，把刘邓对军队的影响看得那么重，简直是完全相反。就拿受蒙蔽的百万雄狮来说也只是一小撮头头干坏事。一旦陈再道被揭露了大家就明了，曾司令员到北京来说他们对独立师只做了半天的政治思想工作，独立师就很快的离开了武汉，就是那么听话，你们敢于那么设想吗？你们应该这样设想，要学会分析形势。去包围谢富治、王力及北航的同志首先是公检法，然后是百万雄狮，最后是独立师的一部分，气势很凶，最后把王力架走了，闹得很凶。但最后把王力救出来的也是解放军嘛！事情一揭发，独立师半天就交了武汉三镇，这是毛主席的威力，是林副主席指挥的威信，所以我们才敢于那么做。
现在夺权斗争是发展的形势，向着更广度进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关，先要经过军队的支持，组织革委会筹备小组，然后过渡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不错，我们不否认军队是有些保守思想，可能跟刘邓陶的某些反对思想有共鸣，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事实是可以教育的。即使是独立师的干部，军区、军分区的干部首先要一分为二，好的是大多数，即使坏的部队，好的也是大多数，即使不好的少数叛乱的，如赵永夫、陈再道、王蔡、刘荣这样的人也是极少数。不能因为武汉出了陈再道，就到处抓陈再道，有的同志提出要抓广州的黄再道，因黄永胜同志是司令员。他是好的司令员。又如批判谭震林时，到处抓谭式人物，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呀！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军队犯了路线错误，与党内、政府内犯的路线错误，还要有所区别，为什么呢？因为刘邓的黑线是在党内、政府内影响大，而去年六、七月的反动路线在全国各省、各部执行的多，所以他们改正错误慢，甚至有的至今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军队就不同了，军队的三支二军任务极繁重，对军队的同志讲，任重而道远呀！路途很长，而他们又没有经验，本来军队就是工作队、宣传队、战斗队么！但是最近十多年来群众工作教少了，去年河北地震，一八七师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乎每个村都宣传到了，地震的损害是那样的大，但经过宣传，群众的生产精神和革命精神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去年得到了丰收，今年又得到了丰收。即使如此，这几年接触群众较少，当然有些领导因长期脱离群众与群众疏远了，加上军队的传统观念及其受黑修养的影响，还有一个纪律，一切听指挥，军队内的党、团员、五好战士他们对地方党的领导开始不象闯将那样敢于怀疑，敢于提问题，军队慎重些。开始是会出些偏差和错误，但经我们讲清楚，他们就会站出来承认的，承认了就会改变的。尤其是野战军，更是要拥护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参加地方工作，不象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所以对他们支左要基本上认识，要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些保守派或坏头头，甚至敌人挑动了群众来夺人民解放军的枪，这是不少地方发生了的。夺解放军的枪，夺野战军的枪，夺军衣、物资，甚至打人、抓人，把解放军的政委、参谋抓走。现在面临着的问题是对解放军是不是信任，是不是把解放军看作我们的依靠力量，这么一个问题，我想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一点。对解放军我们不能象去年那样抓一小撮，那样的话要犯大错误的。这个问题必须区别开来。反对路线的错误是由于实践经验缺乏，听主席的话懂得了错误，承认了改了就好了。至于还没有调查研究，与北京通个电话就贴出标语，什么广州的陈再道，有那么多的陈再道呀！这样影响很不好，使广大战士听了很难过么！他们明明知道司令员是好的，老革命么，立了许多战功。当然还要立新功，不要吃老本，这是主席的话。我们勉励他们这样做，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我们小将不是要学习解放军吗？就是要学习有了错误就改，要帮助他们改嘛！现在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要夺谁的权呀！如果夺走资派的权，那么我们联合起来三结合，不是夺了权吗？如他们是武装叛乱，那我们才能武装起来夺他，陈再道的叛乱不过是一天而已，一天也说不上嘛，当时就站出来那么多解放军嘛！沈阳军区付司令员曾思玉调到武汉当司令员，刘丰当时是保护王力的，可是现在有一小部分对他们反而怀疑起来，这是不对的嘛！这是最高统帅、付统帅的命令。武汉的形势很好嘛！而且在解放军的指挥下很快的武装了一部分人民，你们提到武装人民是对的，但必须是有组织的，首先应当武装的是产业工人。如北京来说现在工代会几乎要分了，一个厂里的造反派也没有联合起来，如果没有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就不能武装，如果武装了打起内战怎么办呀？如上海、武汉的条件较成熟。湖南有一部分、江西有一部分地方较成熟，这就是说要武装人民、武装左派，但左派一定是联合起来的左派，而不是二派相争、打内战。保守派被人挑动或糊涂夺取了武装的，应把他们的武装要回来。现在发生较紧张的问题是武斗问题，夺枪的问题，如何武装左派的问题，如何劝阻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不愿进城，是受蒙蔽的，进城一看不行了，知道上当了，他们就走了嘛！可以说服、可以教育的。关键在我们红卫兵小将们，在去年是急先锋是立功的，现在我们这样肯定，将来还这样宣传的。现在要求你们前进了，各地的事情靠各地自己解决，武汉就是靠武汉自己解决的。开始在陈再道的蒙蔽下不知哪些干部亮相，陈再道问题出来，马上就有很多好的干部站出来亮相，问题就提前解决了嘛！这样的事在许多省都可以遇到，那么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是前进还是后退呢？肯定是前进，因为矛盾暴露越彻底，解决就越彻底，就是这么一个辨证的发展，靠谁解决呢？主要靠那地方的革命群众，革命的干部，革命的武装，革命靠自己嘛！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要出去也要有组织的，如中央到各地去调查某个问题，吸取一些有组织的红卫兵，要是一派的，如一个学校的，如跟王力去武汉的是北航的，起了好的作用。人不要多，要意见一致，要统一领导，如两个学校互相意见不一致，本身就是把派别的斗争强加、影响到那个地方不好。
现在有两种情况，到底是有组织去参加斗争取得经验，还是无组织的串连，这是我要说的一个问题，自由串连，对各地是一个大包袱。武汉造反派到北京来说，武汉去了一、二万了，招待就是一个大事。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家，北京总有一种优越感，北京的红代会应去掉优越感，应是革命的群众革命不分先后，有时搞不好，后来居上嘛！由于我们骄傲自满了，完全可以被人家赶过去。所以自由的窜流本身是无组织无纪律，如果红代会组织起来，许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应当打个招呼嘛，最近蒯大富说清华走了五千人，他自己也无法完全分析清楚，五千人影响许多地方工作。别的学校也不少。怎么搞的火车票？可以责备我们，我可以承担错误。问题是大家不买票，有些人硬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