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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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第2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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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看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 1923 年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刘仁静是托派,是中国托派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要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种矛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合作,不许斗争,不许批评国民党,批评是不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主要是合作,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有的叫、有的不叫。河南省的李维汉就不叫,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就仓皇逃跑。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了。工人、学生、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海陆丰,西部乡村,广西省东南等,但是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但实权在国民党军阀手里。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些军队,一是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先锋队,林彪在这里,发展成两个师,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是广州暴动。 
  (总理: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他向国民党反对政府开了第一枪,但是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自力更生。苏联代表当时答应给军火,可是打了败仗,给了也会失掉的。国民党在汕头开枪,就与之分裂了。南昌起义一是不搞土地革命,二是依靠外援,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向红卫兵讲,你们大方向对,但并不是什么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这个我是有痛苦的教训的,但对红卫兵来讲对比差十万八千里。当时起义部队有个警卫团从武汉到南昌去,响应起义号召,没去成,后来遇上毛主席,就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这个警卫团其中一个战士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这一阶段之后,掩盖的另一个矛盾又出来了,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代表是蒋介石、汪精卫。武装斗争的失败,就被国民党吓坏了,我们党当中也有被吓坏了的。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错误路线,不久陈独秀分裂出去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总理:取消派就是取消当时进行的武装革命。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口味,所谓不断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到,国民党可以召开国会,我们应该参加议会,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完全错误的。 26 年, 27 年, 28 年,斯大林就批驳过托洛茨基。中国瞿秋白八七会议后,坚持这一点,所以 1927 年 12 月,广州举行暴动,口号就是广州苏维埃。这都是错误的,即是“左”的,只是强调不断革命,实际上是超阶段的。毛主席早就讲过革命就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把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超越阶段。陈独秀、托洛茨基是“左”的,但又是右的,这是历史教训,当时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托陈取消派,发展到 1929 年公开打起旗帜成立,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央,反对武装斗争,反对群众运动。) 
  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我们没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又有人跟刘少奇在武汉交械投降,刘少奇这个问题有材料,工人、农民运动都打散了,我们到乡下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城市呆不住,蒋介石要杀,只有到乡下,既要打起来了,有人就要一切都打倒,不管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要打倒,除了工人、农民以外,都要打倒,农民中富农也要打倒。 
  民主革命有两个区别,一是资产阶级分为二部分,一是官僚买办,另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能动民族资产阶级,另一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富农出租或多余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富农不发达,贫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六大”也提出过这个口号,但“六大”没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没解决乡村包围城市,没解决革命重点在农村,当时有点城市如赣州,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教训我们,常常不只一次,二次,碰得头破血流,才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而犯“左”倾错误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了嘛,要同国民党斗争,国民党要杀人嘛,拿起枪来,对待国民党,眼杀红了,当时有些人就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盲动主义, 1927 年底到 28 年初。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线, 1930 年 6 月到 8 月。三次是王明路线, 31 年到 35 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发现叛徒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说李立三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搞的更左。 
  (总理:王明在莫斯科作报告,吹嘘中央苏区红军有 50 多万。后来经过长征因为在江西站不住了,最后只剩下二万多人,王明在莫斯科听到了,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更厉害,时间长损失大。内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比如江西的 AB 团、罗章龙在上海另立山头,张国焘另搞一套。 
  (解释一下:土地革命时期,反革命分子钻我们的空子,许多革命根据地发现反 革命分子活动,反动的国民党派来的,江西是 AB 团,头是国民党五四运动中叫段锡鹏的,福建叫社会民主党,鄂豫皖叫改组派,湘鄂西洪湖叫改组派第三党,是有这样的分子,……久了变成复杂化,逼供信都来了。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立三路线后出了王明路线,有一部分右倾思想的人,不搞党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他们分裂党,另立中央,时间很短,可是把一部分很好的同志牺牲了,象林育南、李求实,他们是反王明路线的,至今我们还悼念这些同志,但头头并不好,罗章龙是头头。解放后,根据刘少奇叛徒哲学,用罗当翻译,在武汉大学教书,现在扣起来了。第三条是张国焘,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北,四方面军力量大,主席说张国焘不讲方针政策,只讲实力大小,他看一方面军从四万减少到八千,就不顺眼,就把队伍拉出去,搞分裂,事情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想把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扣留下来,我们知道了就北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北上,又遇上了任弼时的二方面军,会合了,最后一、二、三个方面军都在北方汇合,很大的胜利,成为我们党领导主要骨干。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批判他,他不干了,后查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在北京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他要投降,又跑回来了。张国焘单人匹马,马也没有,单人一个,谁分裂党,下场就和张国焘一样。) 
  罗章龙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搞几天,以后注意我们党再不要分裂了。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称(?)犯错误的人,是王明 28 个半的人,但在苏联吃过苦。 
  (总理: 28 个半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小宗派,与中山大学××搞在一起,只结合少数人, 28 个,半个是有一个年纪很小,跟后面走走,中山大学 一千多人,他们自称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别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后在十中全会通过××的支持,当时中央犯了错误,他们就领导了六中全会,王明当了头子,后来暴露出来了。) 
  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有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选他做中央委员有困难,他与朱德、陈毅差不多,许世友同志不同意选他们,说他们反对红四军几十年,红四军七大以后,他们领导开八大,想到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中央请示,中央不答应,最后不敢指挥,又把我请回去。 
  其他是项英。(总理:新四军政委、皖南事变当逃兵。) 
  当时在江西项英不敢指挥,又不敢打,跑在后面。秦邦宪,张闻天一到苏区,在国民党围剿时搞那一套去了,听洋人的,一个洋人顾问李德,李德这人不好,不过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李德是第三国际派的,德国人,在东德反对我们。 
  因为这样,我们的军队遭到不少灾难。王明没到过任何根据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未搞过,也未打过仗。 28 个半起的开始,他们却统治,(?原文如此)当时有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使许多根据地丧失了。 
  然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掩盖着阶级矛盾,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斗争,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民族矛盾掩盖党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革命根据地。 
  1937 年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过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然后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参加会议的代表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蒋介石……(原文如此,似有遗漏) 
  (总理:毛选一卷 37。5。3 和 37。5。7 两篇文章。)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王明、博古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从王明以前就有一种情绪,只要合作,王明路线合作,就进步,到出了这种倾向,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根据地,要退到 1927 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 1938 年。 
  (总理:可学主席 1937 年 11。12 文章) 
  领导机关是主要的,中央一直执行了正确路线,又联合又斗争。 1942 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次得到了许多教训,出现了许多磨擦,华北×××,×××,×××,华中有韩德勤、李汕洲,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所以单是马克思教育我们还不够,还要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我们。总之我们许多人几十年犯了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的错误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错误,现在还有人说延安整风是错误的,王明现在在莫斯科还这么讲。 
  在座的中年青年同志随时要记住历史上党的教训,警惕未来。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了,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是有材料的,证明是叛徒、内奸、工贼,但邓小平没有历史上的材料,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与国民党有联系,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搞清楚了,在这样一种倾向中,有的跟着跑犯了错误,但是不一定是叛徒、特务。(总理: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抗战胜利以后,开头人家传我们到重庆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 
  (总理:主席说得很轻松,当时可紧张了,不是说主席紧张,我们紧张,下面紧张。七大刚开完我们的领袖到虎穴去,我们跟主席去的人,党员,老百姓的心情能不紧张吗?主席临走时对留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同志讲:不要怕,如果蒋介石把内战打起来,你们就放手打,打得越好,我就能回来。主席处处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后来,在上党战役,就是谢富治同志所在的部队把蒋介石一支很有影响的部队打挎了。) 
  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定了协议,蒋介石不算数。我在抗大时刘少奇在党校作报告,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开始了,听说还向各地发了电报。(林总插话:电报打到东北,我们没传达,我们发了电报,说这是内战的开始,但没有公开宣布,到了××时才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资产阶级消灭,有人只利用,不限制改造。 
  两条路线,一条以为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另一条认为阶级斗争不存在,刘少奇搞了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了个地下黑司令部。(总理:为什么是地下黑司令部?他们网罗一帮子,勾结起来,别人不知道,搞分裂。)我看党内最危险的错误有三次,一次是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是王明,是两次路线错误,一次是左倾,搞了四年,一次是右倾,抗战时期,再就是刘少奇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不能不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你限制他,他就反对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事情,我与陈叔通说过。 
  (总理:陈叔通是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敲锣打鼓,不是什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时陈叔通赞成这种看法,到了五七年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始发了篇社论,让他们放,后来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就进行反击,这次又来了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革命,由历史去下结论,叫文化革命也可以,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嘛。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在知识分子手里,他们有后台,要认真抓一下,搞一些典型,当一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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