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此之前，邓拓是“大跃进”的歌颂者。为纪念1958年10月1日的“国庆”，邓拓发表了《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一文，其中说：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国庆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梁、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录。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光学仪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种创造发明，一定都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一切说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发展，客观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只要客观可能的事情，通过主观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可以断定，我们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想想这美妙的未来，我要高吟一首诗，为天安门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赞颂：古来岁月去悠悠，独向高城瞰九洲；今日天安门外路，四通八达遍环球。（16）这完全是与当时的主流“口径”相一致的。邓拓喜作旧体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12月出版过《邓拓诗词选》（本文所引所论邓拓诗词均见于该书）。在这本诗词选中，我们看到，1958、1959和1960这几年，邓拓颇写过些歌颂“大跃进”、歌颂当时“大好形势”的诗词。例如，1959年1月1日，邓拓写了《庆春泽·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中国飞奔，全球注视，东风吹遍大千。领导英明，前途幸福无边。人民忠勇勤劳甚，更难能足智多贤。有雄心，改造家乡，建设田园。 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粮歌舞，钢铁腾欢。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经苦战几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将来，星际通航，世界长安。”再如，1959年2月，邓拓写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最后两句是：“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这里的所谓“高潮”，自然指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高潮”二字，在邓拓这时期的作品中是频频出现的。1959年10月，邓拓写了四首《群英赞》，赞美出席全国所谓“群英会”的代表，每首后面都做了注释。第一首是《孟泰会见李风恩》：“访友探亲又取经，‘大钢’跃进莫休停。东风送暖风恩笑，孟泰精神老更青。”注释写道：“老孟泰在群英会中会见了老战友李凤恩。为了在武钢推广快速出钢法，李凤恩说要向‘娘家’‘取经’；老孟泰说：‘不分鞍钢或武钢，全国只有一个钢，我们要保住这个“大钢”不断跃进才对！’两人愈谈愈高兴。”1959年12月，邓拓写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爽心陀远眺》写道：“半山独立爽心陀，瞬息风光变幻多。跃进京华新岁月，青春生命发狂歌。”诸如此类的作品，对“大跃进”的歌颂似乎很“由衷”。王均伟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说：“读这些诗篇，我有一个疑惑挥之不去：为什么面对严峻的现实，邓拓要写这样的词句？是他没有看到真实的面貌，还是他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如果说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万难相信。首先他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够看到当时的各种中央文件，实际上，在一些密级不高的文件里，从1959年起，就陆续出现了云南、山东等地经济困难的记载。其次，他作为北京市委的领导，北京的情况也应身有体会。第三，当时江、浙两省的经济困难也是掩盖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资供应，精神面貌，都在那儿摆着，怎么会看不到呢？”（17）王均伟文章说得不错。邓拓之所以写下这些“大跃进”的颂歌，决非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韦君宜的《思痛录》中这样回忆到：从1959年冬开始，“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到了1960年，“情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级、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18）韦君宜夫妇都是在北京生活的高级干部，丈夫杨述与邓拓是经常唱和的好友，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与邓拓在官阶上居同一层次。韦君宜夫妇耳所能闻目所能睹的事，邓拓当然也能耳闻目睹；韦君宜夫妇所能经历体验到的，邓拓当然也不会经历体验不到。所以，要说邓拓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邓拓的本来面目（5）
王均伟文章中说，邓拓早年曾写过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对灾荒有过“深刻”的研究，理应对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大灾荒有比别人更敏锐的感觉，这也言之成理。邓拓192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翌年肄业，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活动。1933年在福州参加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工作，1934年插班到河南大学历史系就读，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是在大学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历代灾荒和救荒的学术著作。这本书初版时用的是文言文，1957年三联书店重印时邓拓将其改成了语体文。198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邓拓文集》收入了这本《中国救荒史》。1998年9月，北京出版社又再版了该书的语体文版大字单行本。出版社在写于1998年8月31日的“再版前言”中说：“鉴于当前严重的抗洪救灾形势，征得了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同意，现出版该书语体文版的大字单行本，以满足广大干部、有关的研究人员、实际工作者及其他读者的急需。”原来，出版社是为了指导当时的救灾而特意出版了《中国救荒史》的大字本。如果说1998年的救灾“急需”邓拓的这本《中国救荒史》，那么，50年代末60年代的三年灾荒，就更用得着邓拓的这本书。别人或许记不起这本书，但邓拓自己总该记起它。作为一个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灾荒与救荒者，邓拓理当比别人对这场罕见的大灾荒有更清醒的预见和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在这本书的“绪言”里，邓拓曾这样给“灾荒”下定义：“一般地说，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如果这样的定义是成立的，那么，当时的灾荒不正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么，不正是决策者随心所欲地改变生产关系所招致的么。按理，当这种“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开始“失调”时，当既有的生产关系被妄加改变时，邓拓就应该能预见到灾难的不可避免；而当灾难触目惊心地降临时，邓拓应当比别人更加痛心疾首。在这个意义上，邓拓比别人更没有理由昧着良心为“大跃进”唱赞歌。
但事实也是无情的。在这几年间，邓拓的确是唱着赞歌。1960年7月，邓拓做江南之行，并写了组诗《江南吟草》。在序言中说：“近于病后漫游江南，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时有所感，辄成小诗。”于是，此时其实灾荒已十分严重的江南，是“百里千家足稻粱”（《马山观田》），是“人天美景不胜收”（《游扬州》），是“建设乐园万古传”（《至雁荡山》）……
明白了邓拓这几年实际上一直唱着“大跃进”的赞歌，我们才能如实地评价他的《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
四
对“大跃进”的赞歌，对“大好形势”的称颂，是与中共中央的“口径”相一致的，而《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并不与中共中央的“口径”相背离，或者说，邓拓写《燕山夜话》，写《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也仍然是在迎合中共中央的“口径”。如果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与《江南吟草》一类的颂歌在“口径”上有了不同，那首先是因为中共中央的“口径”发生了变化。前面说过，进入1961年，迫于形势的严峻，中共中央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策略上进行“调整”；毛泽东在这段时间空前绝后地一再做自我批评，在他的带动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做自我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等人更是在公开场合发表了颇有锋芒、思想颇为“解放”的讲话。中共中央新出台的政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言论，无疑意味着“口径”的“调整”和更新，因而邓拓们文章的面目、腔调也要随着调整和更新。邓拓于1961年3月开始写《燕山夜话》，这正是《农村六十条》开始起草的时候。此前，中共中央已开了一系列会议，在酝酿着对政策的“调整”。作为高级干部，邓拓当然能及时知悉其中情形，并意识到毛泽东和决策层的态度有了改变，意识到中央有了新的“精神”。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很难设想邓拓会在报纸上开设一个杂文专栏。邓拓夫人丁一岚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有这样的说法：
《北京晚报》创刊以后，老邓从1961年起，为《燕山夜话》专栏撰稿。他提倡写知识性杂文，力求把专栏文章写得生动活泼，使读者有所收益。当时，听朋友们说，晚上，《燕山夜话》真的成了北京许多家庭在灯光下“夜话”和学习的资料。我把这些反映告诉老邓，他也感到欣慰和鼓舞。他又约请吴晗同志和廖沫沙同志，一起在《前线》半月刊上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
就在《燕山夜话》专栏开辟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三不主义”。老邓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用笔来发言，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来。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下，全国不少报纸刊物也都开辟了类似的专栏，一扫陈言现话八股腔，以平等的态度和读者娓娓谈心，传播知识，交流思想，有助于驱除“一言堂”的沉闷空气，推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19）
邓拓的本来面目（6）
丁一岚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写作动机和社会效果的说明，应该认为是符合实际的。邓拓写《燕山夜话》是为顺应新的中央“口径”，是为配合新的中央政策。而“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则使得“调整”的局势更加明朗，使得“口径”的变化更加巨大。作为“文化战线”上的高级干部，邓拓当然觉得有义务加大配合新的政策的力度，于是，在1961年9月，又约请吴、廖二人一起来写《三家村札记》。所以，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与邓拓的《江南吟草》一类作品割裂开来，认为《江南吟草》一类作品是邓拓作为“政治家”对“口径”的迎合，而《燕山夜话》一类作品则显示了邓拓作为“书生”的情操，那是很大的误解。《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也好，《江南吟草》也好，《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好，都表明了邓拓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并且“管理”知识和文化的“政治家”与毛泽东和中央“口径”的一致，都是邓拓在努力为现行政治服务。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邓拓为何在临死前认为自己是“冤沉大海”。（20）写《从天安门到全国》和《江南吟草》时自不待言，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也仍然是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在主宰着邓拓，所谓“书生意气”，即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的，往往也是其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提倡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反对的，也正是其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反对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某些具体现象做出了批判，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相反，一些文章仍然表现出一种“大跃进精神”和“大跃进思维”。这也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是一致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对“大跃进”时期的一些政策做了“调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即便在“七千人大会”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仍然是被肯定的。“会上对‘三面红旗’仍然是完全肯定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21）邓拓们在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自然也“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实际上，在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同时，邓拓也仍在写“三面红旗”的颂歌。1961年12月，邓拓写了四首《画意歌声》，都是题当时一个画家的画稿，其中《太湖渔村》写道：“五湖风雨晚来晴，天际飞帆雁阵轻，眼底渔村绕画意，千秋公社送歌声。”《燕子矶新貌》则写道：“翠壁丹崖傍水滨，十年面目已全新。旧时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