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家弃产，他们的这种行为得到纵容。结果，许多房舍成了公共财产，这些人使用别人的物品，仿佛在使用自己的一样。行政官吏与司法人员几乎消失，因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非死即病，或干脆把自己和家庭封闭起来，疏于职守。
还有的人不像上面两种人那样走极端。他们没有蜷缩家中，而是手拿香花、香草或香水在户外放风，他们认为这些气味有利于大脑放松。也有一些人认为只有一种药能够克服黑死病的袭击，那就是直接逃离它们。于是，大批人离弃了他们的城市、家园、居所、亲戚、财产，只身逃到国外或至少逃到乡下。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描绘的就是黑死病流行期间，一群青年男女躲在佛罗伦萨附近一所乡间别墅中，讲述故事聊以度日的情形。
然而山野乡村也非圣地，这里也到处流传着无人村的故事：“方圆数英里内满目荒凉，横尸遍野……”
人们从理性到近乎疯狂的举措，并没有阻止瘟疫的肆虐，黑死病的幽灵仍在暗中大笑。
第四章 黑死病第15节 蒙昧的抗争
表现黑死病的宗教画
14世纪中叶的这次黑死病大爆发，其传染性之强，死亡率之高，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瘟神所到之处，尸横遍野，人烟断绝，人们在绝望中变得歇斯底里，极其脆弱。那时人们的医学知识还无法正确判断病因，但是惊恐万状的人们又需要找到对灾难的解释，让自己摆脱无边无际的绝望。他们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展开了抗争。
传教士盖伊·德·希利亚克是教皇的私人医生，1438年年初，他得知了黑死病几周后将抵达法国，抵达阿维尼昂教皇宫廷的消息。希利亚克研究了恒星和行星的运行，并把这一发现报告给克雷芒六世教皇。
他煞有介事地向教皇说道：“天空中的奇异影像是这场瘟疫爆发的征兆。1345年3月20日午后一小时，三颗行星在宝瓶座实现会合，这是死亡的象征……”他说，天空中那厚厚的云层、强劲的热风、陨落的星辰和漫天的火柱，这一切都是上天在警示，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来临。
希利亚克不完全是信口雌黄，他曾在巴黎查阅过阿拉伯哲人和科学家的著作，以及医学院的报告，试图从中寻找逃避这一劫难的途径。在书中，哲人建议用烈火净化被污染的空气，驱逐携带病菌的云雾，希利亚克采纳了这一建议。因此，当瘟疫到达教皇宫廷时，希利亚克命人在教皇所属区域内燃起了熊熊大火，然后让这位教皇在大火之间就座。
教皇身边的丛丛烈焰在瘟疫横行阿维尼昂的四个月里日夜不息，老鼠和跳蚤难以穿越这层灼热来传播疾病。教皇就这样被完好地隔离起来，安然度过了整个夏天。与此同时，阿维尼昂城内正有成千上万人命丧黄泉。
当时这种疾病使所有的医生愧疚难当，因为根本无法为别人提供什么帮助。他们弄不懂疾病从何而来，不知道传染的原因，不知道传染的渠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如果他们冒险去探访病人，既不起任何作用，也收不到诊费，因为所有受感染的人都在死去。医生们束手无策，许多医生本身也成为受感染的被害者。
希利亚克也是一名医生，他并不完全相信天象之类的迷信说法，只是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他也全无办法。不过他却能不顾个人安危去探访整个流行病区的病患者。极度紧张的几周过后，希利亚克自身也染上了疾病。病魔在摧残他的肉体，病情在不断恶化。他靠在床上，面对这难以摆脱的厄运。
希利亚克表现出了一名医生的理智和科学态度。他进行自我治疗。他认为自己是沾染了被污染的雾气而患病，于是便采用当时常用的出血疗法，用一个烧热的杯子把血液吸到皮肤表面，然后抽出毒液。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一旦体力有所恢复，他就详细地记下症状。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
逃脱瘟疫魔掌的希利亚克更加坚定了研究下去的决心，他开始解剖病死者的尸体。解剖尸体曾被教会视为大逆不道，而今，教皇本人不但予以支持，而且也对死者进行祝福。希利亚克的研究不久便取得了进展。在他留下来的著述里，黑死病共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持续发烧和喷血，有这种症状者三天后死亡；第二种也是持续发烧，但是腋窝和腹股沟处会出现痈疮，病发者五天后死亡。
希利亚克正确判断出了鼠疫的两种类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第一种是肺鼠疫，它的感染性更强，比第二种淋巴腺鼠疫更为致命。这个发现意义重大，但仍没能解释黑死病何以传播得如此之猛烈，人们也仍然无从预防。
而且，希利亚克的研究从另一方面更加动摇了人们对医生的信心。既然教皇的御医也无法解释黑死病的成因，人们也就不再信任医生，有钱人继续向疫区之外逃离，多数人却是一筹莫展，成了偏方和巫术的牺牲品；有人试图服用雄鹿鹿角或黄金粉末制作的药片来治病 ；还有人拿着一只活青蛙，把它的肚皮紧贴在瘟疫的痛处。巫师声称，如果这只青蛙发病，病人就能逃离一死。
在绝望之中，一种宗教的解释流行起来，即黑死病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人类罪恶深重，不采取这种方式，人们的原罪不能救赎，新罪会继续增加。一时间，向上帝坦白罪恶，祈求宽恕成为主要的治疗方法。虎口余生的教皇也在处心积虑地制止瘟疫向其他地方扩散。他组织起了虔诚的仪仗队，一种自我惩罚的新型教派由此滋生。这是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参加教派的人们组成了自笞队，他们通过严酷的自我鞭笞来清除人们身上的罪恶，以获得上帝的宽恕。自我鞭笞者在乡间漫游，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游行，每到一个公共场所，他们就鞭笞自己，抽打脊背，直到鲜血淋漓。在这样的仪式中，人们就地死亡是常有的事。当他们离开该地时，就说服当地人加入。最后，这一股股的自我鞭笞者往往会聚成有200～300人，有时达上千人的队伍。
虔诚的自我鞭笞者相信这种自我折磨的方式会使上苍收回毒咒来拯救世界。然而不久之后，这些人就像病毒一样变异了：他们开始公开批评天主教堂在这个关键时刻令人失望；他们破坏正常的宗教活动，并劫掠教堂的财产。
有些自我鞭笞者不认为这场瘟疫出于天谴，出于上帝的愤怒，而是认为这是魔鬼撒旦的阴谋。为了寻找替罪羊，他们竟无耻地指责犹太人向饮用水中投毒。一些人认为，犹太人在大灾难面前虽然也难免被殃及，但与欧洲其他民族相比，境况却好得多。殊不知，犹太人被迫生活在“隔都”（中世纪犹太人聚居社区）里，这种自成一体的封闭环境，虽然打着种族歧视的深深烙印，但从另一方面，也仿佛构筑了一道厚厚的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盛行于外界的瘟疫病菌渗透进犹太社区。此外，多数犹太人养成了相对当时其他欧洲人更为良好的卫生习惯。因而瘟疫肆虐时，犹太人受到的冲击较小。但是，疯狂的人们已注意不到这些，犹太人的厄运在一些自我鞭笞者的指责和煽动下开始。愤怒的人们开始围攻犹太人，那些在黑死病中幸存的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或被残忍地绞杀。犹太人在整个欧洲留下了一段悲惨的记忆。
教皇最终意识到，正是他本人怂恿的这场运动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威胁。他致信欧洲各国君主，命他们镇压自我鞭笞者。自我鞭笞者的运动终于流产，然而，他们发出的另一种声音却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这些怀疑的声音将在150年后的宗教大变革中卷土重来。
第四章 黑死病第16节 该死的，总算现形了
表现黑死病的宗教画
在历史上，黑死病不止一次袭击了人类，它曾经是肆虐最久、杀人最多、最神秘最可怕的敌人。
公元前430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场黑死病袭击了雅典，导致城里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其中包括雅典的平民领袖伯利克里。
公元2世纪和3世纪，罗马帝国曾多次发生过黑死病。其中发生在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略统治时期公元161～180年的一场黑死病，持续时间竟长达19年之久。
公元541年，拜占庭帝国发生黑死病，流行地区包括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丹麦和爱尔兰。从这一年秋到第二年春，仅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死了20万人。那场瘟疫导致欧洲南部五分之一人口的死亡。
14世纪欧洲的这场瘟疫是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次“黑死病”大爆发。它从中亚起步，在20余年的时间里，席卷东亚、南亚、北亚，直至欧洲和北非。它在欧洲的爆发最为骇人听闻，影响也最为深远。无论是在何处落脚，瘟疫停留几个月便继续前进，两年内就横跨了整个欧洲西部并向北扩散到达北非的埃及等地，甚至跨越英吉利海峡，抵达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直至1351年，瘟疫才走完了整个死亡之旅。
从14世纪一直到17世纪中叶，黑死病每隔几十年又会重返欧洲，但其间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第一次爆发时这样惨烈的疫情。迈克牧师留下的记载真实记录了瘟疫造成的混乱场面：无数家庭骨肉分离，村庄荒芜，买卖倒闭，税收锐减，国力衰弱。英国诗人拜伦的话更能说明问题：“这不是人类的历史，这是恶魔的圣经。”
到了19世纪晚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罪魁祸首终于被揪出。1895年，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科学家亚历山德罗·耶尔森博士被派到香港调查黑死病的流行。他发现，从病人的淋巴结可以分离出一种细菌，他推断这种细菌可能就是引发黑死病的元凶。巴斯德研究院的另一支队伍由保尔…刘易斯·西蒙德带领，负责印度地区的调查工作。他们发现捡拾死老鼠的人很快就会染上黑死病。西蒙德解剖了死老鼠，发现它们体内全是耶尔森博士发现的那种杆菌——这种病菌后来被命名为耶尔森氏杆菌。两千年以来一直肆意屠杀人类的敌人，总算现形了。人们随后发现，是跳蚤把疾病从老鼠身上传染给人类。
病菌、传染源、传播途径都查清了。到20世纪中叶，抗菌素的发明使得鼠疫成了容易治愈的疾病，而公共卫生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也切断了鼠疫的传播途径。疾病、死亡、蒙昧、恐惧、自私，终于被人类以医术、科学、文明、勇气和博爱所征服。
第五章 围困君士坦丁堡第17节 基督教最后的堡垒
进攻君士坦丁堡（油画）
“一切都已昭然若揭，你所渴望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现在，我只能转过身去，独自面对上帝。我放弃所有与你达成的誓言和条约，我将紧闭城门，为我的人民战斗到流完最后一滴血。”
这是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写给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最后一封信。1453年，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攻城战在这两个国家间打响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这场争夺战的焦点。
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能与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屹立于黑海之滨，在欧洲的东南角。只要越过窄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就不再是欧洲，而是到了亚洲的小亚细亚。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庭是它的拉丁名字。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重建此城为新罗马的首都，并以自己的名字给它重新命名。其后，罗马分裂成东、西两个部分。公元476年，西罗马被日耳曼民族所灭，而君士坦丁堡则作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延续着罗马帝国的辉煌，并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繁荣。800年来，君士坦丁堡这座富有的城市，一直是世界贸易中心和连接欧亚的桥梁，并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和欧洲的重要门户。东罗马帝国也因它而被后世人称为拜占庭帝国。
罗马帝国分裂后，东罗马帝国拥有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巴尔干半岛大部、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外高加索的一部分。然而，11个世纪以后，一度极其强盛的拜占庭帝国最终缩小到只剩下君士坦丁堡这么一座有着高耸城墙的城邦。
许多世纪以来，穆斯林一直试图征服基督教文明，而君士坦丁堡则始终位于伊斯兰进攻势力的核心。早在公元7世纪，穆斯林就企图将这座城市从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中挖出去。亚普·恩萨里是先知穆罕默德二世忠诚的门徒，他就死在公元674年攻打这座城市的战役中。
自公元7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世纪内，阿拉伯人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西亚、北非、小亚细亚的大片领土，并征服了波斯等许多地区，建立了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从此，地中海航道不再为拜占庭一国所垄断，却成为拜占庭和阿拉伯新兴势力相互争斗、相互抗衡的战场。这一时期，因周边民族的蚕食，拜占庭的地理范围不断缩小。
11世纪中后期，拜占庭帝国虽然一度战胜了来自多方面的敌人和内部的分裂，勉强还可以称得上是中世纪早期亚、欧大陆上最强盛的国家，但是，来自东方的新兴游牧部族塞尔柱突厥人对小亚细亚的渗透，和西方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的冒险，都使拜占庭帝国岌岌可危。
而对于拜占庭来说，西方天主教对它的威胁甚至超过了伊斯兰教。
随着基督教内部发生的一系列严重的对立分歧，拜占庭对自己实行的宗教一向以“正教”自居。君士坦丁堡被誉为正统基督教的中心，而罗马则成为天主教的中心。他们各自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他们彼此嫉妒，对对方的权力和影响耿耿于怀，因而形成了彼此间长期的怀疑和公开的敌对。
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更是永远不会忘记它是如何遭受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