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第九师第五团第二营营长。1927 年7 月，
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同年11 月5 日率部近二百人起义参加红军。曾
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红六军第三纵队司令，红十二军军长，红二十
二军军长。1944 年6 月病逝于华东前线，时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
副司令员。陈毅曾吟诗赞曰：“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
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湖北汉阳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赴
苏学习。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出席过党的“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
“五大”。1931 年入中央苏区后，历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一军团第一师政
委、红九军团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建国后，任国家体委副主
任、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1958 年10 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
表团访问阿富汗时因空难殉职。
红九军团是个新编成的部队，武器装备较差，虽说有两个师，但还不足
一万人。陈诚部第十四、第九十四师又一个旅以近三万人的优势兵力向鸡公
山发起了猛攻。
没有多大的工夫，红九军团的阵地，就被陈诚的新式火炮炸翻了。鸡公
山守卫战，从2 月9 日上午10 点到下午5 点，仅仅打了七个小时，红九军团
的阵地就插上了青天白日旗。
红九军团丢失鸡公山，继而退守东华山鹅公寨。陈诚第十四师、七十九
师乘胜穷追猛打，使红九军团再度蒙受重创。
罗炳辉、蔡树藩的第九军团生不逢时，一组建就碰上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在李德的瞎指挥下，被动挨打，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胜仗，直至长征途
中断后，奉命殊死抵挡，把整个军团都差不多给葬送了。
陈诚连破红五军团、红九军团防线后，愈发不可一世，纠集其第十八军
十一、十四、九十四、七十九、六十七共五个师，于2 月下旬，向红军主力
林彪、聂荣臻第一军团防线三甲嶂、凤翔峰阵地扑将过来。
红一军团这道防线约二十华里，均为高山大岭。林彪在向军委主席朱德
的报告中称：“三甲嶂、芦坑凹、曾坊、前坊、撑坊、石古坑、凤翔峰一带
均有我相当坚固之工事。除鸡公山外，其余至高点主要之山地均在我手，且
隐蔽道路网颇为稠密。”
在林彪看来，固守凤翔峰是有些把握的。为了守住这道防线，中革军委
命令红五、九军团协同一军团作战并统归一军团指挥。与凤翔峰对峙的，便
是落入陈诚之手的鸡公山堡垒阵地。陈诚依托鸡公山堡垒群向红军凤翔峰阵
地进攻；红军则依托凤翔峰堡垒向敌实施反突击，红军的这种战术，就是李
德发明的“堡垒对堡垒”或曰：“短促突击”。
中革军委和李德十分看重这道防线，在为期一个星期的战斗中，有时一
天两三个电令从瑞金发到林彪的指挥部。然而，林彪、聂荣臻无法抵御陈诚
飞机大炮的疯狂进攻；前沿堡垒阵地也不断传来失利的电话。
红一军团司令部作了这样的战况记录：
时已十六时，敌人在其飞机猛烈的轰炸掩护之下，已接近我第二、六团
阵地的前沿，向该阵地猛烈进攻，我守备队因遭敌人飞机的轰炸损伤甚大而
部队以致混乱。当时第一师即令第三团派两个营先后增加协同第二、六团固
守该阵地，第一、四、五团此时即准备由两侧翼进行反突击。
十七时半接第六团团长电话报告：敌约六团之众由宜古坳分三路经含福
向我右侧移动有抄袭我归路模样。
接第一师师长电话报告：凤翔峰左翼阵地在三团增援营进入战斗约半小
时，因未能顽强抵抗而受敌机猛烈轰炸及步兵猛烈进攻之下失守，但第六团
尚在凤翔峰右翼庙子抵抗。
第一师接今后即以第一团占领凤翔峰右翼阵地，以第三团在现阵地担任
掩护第二团及受伤人员先撤退，并派师参谋长通知一团与六团取得联系，并
以适当兵力掩护其后撤，于二十时全部撤出
战斗。
第二师之第四团及第五团应立即停止突击而撤至杨家排附近集结待命。
第六团所固守之阵地因受敌左右侧火力射击和威胁及敌在夜间组织数个梯队
向该阵地攻击，遂在第二团掩护之下于二十时许放弃。
红军退出战斗后，敌人占领凤翔峰全部阵地，于十六日继续攻占司令岩
阵地。
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谭政率部防守三甲嶂。五十年后，
李聚奎回忆这场恶仗时写道：
敌人有三个师的兵力向三甲嶂攻击。敌人一旦占领了三甲嶂，对建宁方
向我军的作战威胁很大，因此一军团首长命令我师必须迅速占领而且坚决守
住。我接受任务后即命令杨得志同志率领的红一团迅速占领三甲嶂从正面顶
住敌人，坚守阵地；命三团从侧后佯攻，二团从右翼打击敌人。杨得志接受
任务后，马上率红一团先敌占领了三甲嶂。敌人看到三甲嶂被占领，就拼命
攻击企图夺回来。红一团的同志作战非常勇敢，敌人的屡次冲锋都被他们打
下去，阵地前尸横遍地。但敌人并没有死心，更加疯狂地向三甲嶂进攻，敌
的飞机成群地在三甲嶂这个千米不足的小山上空盘旋轰炸。由于二团从敌侧
翼攻击力量不足，所以使敌人一下子冲到我阵地前沿。正在这时，杨得志同
志给我来电话，说子弹打完了，正用石头打击敌人。我对杨得志同志讲：“你
们一团一定要顶住，军团首长答应派四团来支援，你们再坚持一下。”杨得
志同志坚定地回答说：“请你放心吧！”随后我又马上询问四团的情况。由
于四团距三甲嶂的距离较远，待赶到时己是两个小时以后了，这段时间里，
红一团的战士用石头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击，阵地始终没有丢。待四团赶到
后，我命令三、四两团从侧翼向敌人狠狠打过去。红一团从正面压下来，三、
四团从侧后攻击敌人，一下子把敌人打退了，追击了几里地。由于敌人龟缩
到碉堡里，我们按上级命令撤回了。第五次反
“围剿”中，像这样所谓短促突击的仗打了不少，每次都没痛快地歼灭
敌人，红军广大指战员都很恼火。像这次三甲嶂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了。尤其
是红一团在杨得志同志指挥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了任务，战
后总政的报纸上还表彰了红一团的战绩。当然，不只是一团，二、三团也打
了许多漂亮仗。这两个团中也有不少同志后来担任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有
的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三团团长黄永胜也曾立过战功。
在三甲嶂战斗中，奉命增援杨得志红一团的是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
委的红四团。耿飚这样回忆当时的紧急情形：
接到命令后，我们从自己固守的那些堡垒里撤出来，边跑步边整队。因
为我知道：红一团历来是能攻善守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临阵告急。
当时，我们距他们只隔两三座山头，敌机俯冲后正好从我们头上拉开。我令
部队扔掉一切负重物资，分三路朝烟火弥漫的三甲嶂猛进。当时正值大雨过
后，遍地泥水，马都设法骑，赶到三甲嶂右翼一师指挥所时，李聚奎师长已
经等在那里了。他顾不得打招呼，用手一指：“耿团长，你们顺山瘠上！”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命令，因为一团已经坚持了两个小时了，每一秒钟都是宝
贵的。我们以一营为突击队，一下子冲进敌侧翼，一师二团也从另一侧突上
去了，三团作包抄，立刻形成一个包围圈。当时战场不大，互相之间可以目
视。掌旗兵前导，十几个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阵势形成。一团见援兵到，士
气大增。战士们跃出战壕，从正面压过来，只有这种集中优势兵力，与敌人
近战、肉搏战的战法，才能发扬我们的长处。敌三个师的兵力，刚才还气焰
嚣张，这下即将成为瓮中之鳖，他们眼看形势不好，仓促撤退，溃不成军。
然而，个别战斗的胜利，挽救不了第五次反“围剿”整个战局的被动局
面。三甲嶂战斗，虽打击了陈诚的气焰，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其推进。凤翔
峰防线失守后，不但苏区东北门户建宁洞开，就是北大门广昌也危在旦夕。
血的教训，促使林彪、聂荣臻进行了深刻
反思，并电告中革军委，提出了“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
军委很快回电了。对林聂这种有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未能接受。军委
复电，只承认林聂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告诫他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并
以种种理由，否认军委在战术指导上有错误，更不会承认是战略方针错误。
红军仍然进行着耗大于补的被动的堡垒战，陈诚大喜过望，将北路军推
进至黎川南部康都一线，直逼苏区北大门——广昌。
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李德、博古亲赴前线，“御敌于国门之外”
前线一天天吃紧，瑞金沙洲坝那栋“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独立
房子”的主人、洋顾问李德也愈发坐不住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李德才是奥匈帝国的一名小兵。两年
后，李德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
入红军，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团参谋长。
1919 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参加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
1924 年，他在德共中央从事情报工作。1929 年春，李德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
事学院学习。1932 年春，他毕业时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到中国去，
担任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的一名顾问。于是，李德怀揣着奥地利护照，登
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
李德之所以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经验，
而当时统治中共全党的王明路线正在搞“城市中心论”、“夺取城市”，很
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俄语、英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
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其实，李德从上海派来江西时的使命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利的顾问。但
一至瑞金，博古因不懂军事，将军权拱手让出，才使之成
为凌驾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之上的“太上皇”。
李德后来返回德国。1973 年，他写成《中国纪事》一书，全面回顾了他
在中国的经历。李德在《中国纪事》上说：
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
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 年春天，他
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
的行期推迟到秋天。。
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还要接受中共临
时中央的领导。但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洛甫（张闻天）跟他长谈，便
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一边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
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
博古把李德奉若神明，而李德根本不懂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他只
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李德身边人员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
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工作人员译成俄文，
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
应的建议后，再由工作人员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由他在军委或
政治局会议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施。
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
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
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
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
他成天围着客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
红蓝铅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
甚至连一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一门迫击炮放在何处，都按地图作了规定。
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都不准确！
李德是一位“街垒战专家”。他曾到过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校、第二
步校、特科学校等军校讲课。讲课内容都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这是他
的拿手好戏，又有街垒战的实战经验，又有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条例条
令。斯诺见过李德后在《西行漫记》中，写下这样的感受：“李德无疑是个
有个人才能的军事家和战术家
南京的国民党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
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的悲剧在于他在伏龙芝军院没有学过游击战、运动战的课程，而他
到中国后又对中国的国情、民情、军情知之甚微。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地图上的指挥家”并没有给自己和博古
带来听希冀的那种胜利局面。相反，硝石、资溪桥、浒湾、大雄关、邱家隘、
鸡公山、凤翔峰等战斗，红军使用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在蒋军的堡垒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那么经不起对抗。几个月下来，红军在
“新战术原则”的指导下，没有一次战役能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第一、
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那样，痛快淋漓，动辄就吃掉敌人一个师、两
个师，而且还尽是嫡系、精锐。洵口大捷，虽让人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也
不过吃掉一个旅，而且好梦不再来。
李德、博古所推行的新战术原则，在你死我活、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经受
了实践的检验，让红军得到了以生命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