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可怕的。关于“不变”，推荐有兴趣的人去看一本老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我就不谈了，要不就越扯越远了。
“永不加赋”不是善政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齐宣王问孟子说：“人家都说让我把明堂给拆了。你说我是拆呢，还是不拆？”
——明堂是个什么东西，先得解释解释。这是当年周天子东巡的时候盖的接见诸侯的一处场所。现在齐宣王问出这话，背后的意思是：天下已经是诸侯各自为政了，周天子也不会再出巡了，明堂也用不着了。有人可能会问：“那齐宣王留着自己用呗。”可是，按照规矩，这明堂还只能天子待着，别人不能用。所以，这么一个干占地方不能用的建筑，是不是干脆拆了算了？
要放在现在，那肯定拆不得，到底是文物啊，更是块发展旅游的招牌。可齐宣王缺乏经济头脑，别人一说，他也觉得是这么回事。而且，拆明堂很可能还有个不好明说的意思——把周天子的标志物给拆了，别在这儿碍眼。这齐国是我齐王最大！
这里提到的明堂，据说到汉朝的时候遗址还在。这会儿齐宣王到底还是难下决心，因为把明堂一拆，就意味着公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如果齐宣王问的是孔子，孔子非跟他急。孔子连“八佾舞于庭”都“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是拆明堂。可毕竟两百年过去，时代不同了，周天子再也没希望扶得起来了，就当没这个人好了。孟子会怎么回答呢？回答说“拆就拆吧，拿废砖瓦还能盖几个公用厕所，也算造福大众”？这不大像大儒说的话。以儒家的传统来看，“不拆”似乎是个比较合理的回答。
可孟子来了一句妙答：“这明堂是天下圣王的殿堂，大王如果要行仁政的话，就留着这东西算了。”
这个回答，首先是建议不拆，但不拆的理由却不是要尊敬周天子，而是说，你齐宣王如果施行仁政一统天下，你就是周天子，那你自然也有资格使用这个明堂。看，孟子这是挑唆齐宣王谋朝篡位呢。
孟子在这方面一贯的逻辑都很简单：不管你什么血统，不管你什么门第，只要你能行仁政，那你就谋朝篡位一统天下好了。这要放在大一统时代，可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思想啊！
齐宣王一听，大概有点儿动心，接着问：“仁政是怎么回事，孟老师再给我讲讲。”
孟子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一带，种地的人缴税缴的是全部产量的九分之一，公务员都是世袭的，关卡和市场只做管理却不收税，湖泊不禁止打鱼，一人犯罪不会株连家属。”
齐宣王张大着嘴：“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谈啊！”
孟子说：“咱们这时候还没有‘天方夜谈’这个词呢！您听我接着说。世上有四种人最可怜，您知道是哪四种人么？”
齐宣王挨个数手指头：“地，富，反，坏，右，哦？怎么是五种人，多了一种？”
孟子气结：“不对，是鳏，寡，孤，独，是这四种人。”
“哦，”齐宣王点了点头，“倒是听说过，可这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孟子解释说：“死了老伴儿的老头儿，叫做鳏，死了老头儿的老婆婆，叫做寡，小孩子没爹叫做孤，老两口儿没娃叫做独。周文王发布政策的时候总是先想到这四种人的利益。《诗经》上说：‘富人的日子不错啦，可怜可怜穷人吧。’”
齐宣王重重点头：“这话说的可真好！”
先不继续翻译，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谈。一个是“种地的人缴税缴的是全部产量的九分之一”，一个是仁政的税收逻辑。
先说第一个。我这个翻译其实很不准确，当时的实际情况，按照一般的说法，是井田制，简单讲就是把一块地划分成一个“井”字型，这是九个部分，中间那片地是公田，周围八块地是私田。私田的收获归自己，公田的收入要上交。所谓“九分之一”，其实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种一块地收获了九十斤米要上交十斤。
在孟子这个时候，井田制早就被破坏掉了，其中经过过于复杂，而且枯燥无味，这里就不讲了。但值得一谈的是，井田制在后世两千年来一直都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想的土地政治制度，所以很多人都很想恢复井田制。最著名的就是篡汉的王莽。其实细想一想，王莽这人虽然很招人骂，但他还真是很贴近孟子理想的一个君主，效法先王行仁政，搞得不亦乐乎。王莽很有理想主义倾向，但他搞土改终于没成功，又接二连三倒大霉，最后成了个失败者。
王莽土改的失败并不影响井田制的光辉。我想其中原因主要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搞的，有人很不满，想搞平均化，不希望富人占有那么多土地而穷人很少有地可种，甚至沦为富人的农奴。但搞平均化得有个说法，所以呢，先王圣贤之道的井田制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我觉得，井田制的意义不在于实行这种制度本身，更在于对社会畸形贫富差距的不满和对公平的呼吁。后儒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些响亮的声音的。
宋朝大儒，关学创始人张载，人称横渠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
提起张载这个名字，一般人可能不大熟悉，我先介绍一下。看过《英雄志》的人应该都记得状元卢云，他还是齐宣王和孟子的山东老乡。卢云有个座右铭，全书之中反复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出现是卢云刚出场不久，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穷书生，一点儿武功不会，因为性情耿直，被人欺负惨了。卢云痛苦之极，自问读书是为了什么，他仰天高呼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小说里的这一段把气氛烘托得极好，所以卢云这四句一出口，当真震撼人心——是啊，让我们想想，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四件事！当然，现在还有这样高尚情操的读书人很少了，读书无非是为了学一门手艺，好谋个好差使。所以我们更会觉得卢云了不起，觉得这四句话了不起。现在我告诉大家，这四句话不是卢云说的，也不是《英雄志》的作者说的，而是我现在讲到的这位张载说的。这四句，是张载最出名的名言，张载不是也叫“横渠先生”么，所以这四句话也被人称作“横渠四句”。如果你是中学生，我劝你一定要把这四句话背熟，等有人问你读书是为了什么，你把小胸脯一挺，“当当当”摆出这四句，掷地有声，多牛！
我前边讲过儒家后学很多都流于“大而无当”，当时我没举例子，现在可以看看了，这位张载张横渠，可不就是这么一位么？
张载就曾经很想搞搞井田，但他不是王莽，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他大概也觉得这东西恐怕也不容易搞，所以就想先在家乡搞试点，搞几处实验田。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改革嘛，要摸着石头过河，先在特区试试水深水浅，等没问题了再把经验逐步推广。但是，遗憾的是，张载的井田制特区终于没搞起来。
前面提过的方孝孺也是个井田发烧友，极力鼓吹推行井田制。关于这一点，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批评他食古不化。其实人家方孝孺也是有道理的，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实在太严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井田制至少是一项听上去既合理又可行的方案。当然，方孝孺的井田制也没真正实行起来。井田制在周代以后是不是真能恢复，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个制度只属于那个时候的古代社会，以后的社会，情况复杂多了，井田制确实搞不了了。
但无论是张载还是方孝孺，他们对井田制的热情无疑都来自于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也来自于孔孟的井田与平均主义理想。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确实继承着先辈的遗志，但时代变了，这谁都没有办法。
井田制是儒家千古以来的一个社会蓝图，谁都觉得它很好，可它只能属于过去。
该说第二个问题了。嗯，先引一段书。孟子总是引《诗经》，引《尚书》，他引我也引。我引的也是个经典，是金庸的《鹿鼎记》——
他沉默半晌，回头向禅房门看了一眼，说道：“老皇爷吩咐我爱惜百姓，永不加赋。这句话你先前也传过给我了，这一次老皇爷又亲口叮嘱，我自然是永不敢忘。”韦小宝问道：“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赋就是赋税。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用兵打仗，钱不够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明朝的官儿又贪污的厉害，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大小官儿至少多刮二千万两。百姓本来穷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赋，明年加税，百姓哪里不家饭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都让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只好起来造反。这叫做官逼民反。”
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原来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吗？明朝祟祯年间，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所以东也反、西也反。杀平了河南的，陕西的又反；镇压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这些穷人东流西窜，也不过是为活命。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他们汉人说是流冠作乱。其实什么乱民流寇，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老皇爷要皇上永加赋，天下就没有流寇了。皇上鸟生鱼汤，铁桶似的江山，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道：“尧舜禹汤，谈何容易？不过我们满洲人来做中国皇帝，总得要强过明朝那些无道昏君，才对得起天下百姓。”
——看看，康熙要来个“永不加赋”，韦小宝赶紧吹捧他是“鸟生鱼汤”。孟子是满口“鸟生鱼汤”的，也鼓吹民本思想，要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从孟子上段话来看，以前的赋税额还真是很低，关卡和市场还都不收税，不像后来，单一个农业税就是很大的比例，还有其他各种税收、各种劳役。
终于熬到康熙爷，永不加赋，很仁政吧，很孟子吧？我看到有人评金庸说他把“侠”写到头了，康熙这个“永不加赋”就是最高的“侠”。
但是（无论什么话就怕“但是”），历史上，康熙虽然的确也说过这个“永不加赋”，可“我大清”却没能做到。不过，这只能说明人家反悔了而已，并不能说明清朝皇帝们做的不对。因为，“永不加赋”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与民为善的。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当然，这是指古代来说——是包青天陈州放粮，是康熙爷永不加赋，事实上，这种想法是比较片面的。
先抛开贪污腐败不谈，就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来说，不是税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体恤民情，也不是税收高了就意味着苛捐杂税，这都是简单化的理解，失之偏颇。古人也有这种偏颇，比如，古人很早就有过“藏富于民”的主张，认为政府别收太多的税，钱在老百姓手里攥着就挺好，等真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就让大家一起出力。司马光当年就是持这个看法的，在这一点狠狠地攻击王安石的变法。
“藏富于民”听上去很先进，很合理，可问题是，政府的税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设施该怎么维持？就看看现在我们身处的城市，修桥铺路都是很花钱的，这些钱主要都是从税收里来。古代有人就指出过，政府某个时候把税收提高一些，拿这些钱解决水利灌溉问题，解决防洪问题，那灾民也就不会那么多了，也省得总是开仓放粮了。
所以说，税收到底是高是低，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不能让老百姓接受不了，也不能也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去搞公共设施建设。当然，如果是高税收来给皇帝自己穷奢极欲，这另当别论。
然后，又得说到“与时俱进”这个词了，税收额度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时刻调整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这才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一味认为藏富于民的政策好，一味认为低税率好过高税率，一味认为“永不加赋”是所谓仁政的，这都不对。
如果往复杂了说，这里还有个权谋问题。如果我是地方官，而且有制订税率的权力的话，我想让老百姓对我感恩戴德，我会怎么做？
如果我把税率定高了，用这些钱做了很多公共设施建设，比如，把防洪工作做好了，以后不会有水灾了。这样呢，肯定没太多人念我的好，还会有不少人嫌我收税高，是个贪官，至于没有水灾了，既然没有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可如果我实行低税收，一定大家都高兴，我没钱搞公共设施，那就不搞，等发洪水的时候胡乱张罗张罗，然后开仓放粮。这样一来，我肯定就能得个清官的美名。
如果抛开虑权谋问题，单纯一点儿来说，低税收还存在着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低税收的受益者究竟是不是底层老百姓？——这可真不一定呢。地主老财对政府上的税倒是低了，可他们自己向佃农收的税可不一定就跟着低了呀。现代经济学就很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