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斗，看上去满是回事，其实世界哪有那么简单。
但是，这种非此即彼式的逻辑到现在都还很常见。举个例子，前一段网上最热闹的关于抵制日货的辩论，我看里边的这种二分法就特别多。比如，你如果说你不买日货，有人就会斩钉截铁地把你归到“支持国货”的圈子里去，其实你可能也不支持国货，而是喜欢买英国货，买美国货；如果你说你反日，有人就会斩钉截铁认为你爱国，其实反日不见得就等于爱国呀，一个不爱国的人也是可以反日的。所以呢，当你提出你反对白，有人就会认为你是黑，然后就马上会对黑展开大讨论。那么，这些人的脑子里就缺少这样一种逻辑考虑：你反对白，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支持黑呀，你还可能支持黄，或者支持蓝。我看着当今论坛之争和历史上种种君子小人之争，实在觉得非常相似。
我发现还有一种情况是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混在一起，纠缠不清。还说这个论坛讨论抵制日货的事。有一种主流论调是：抵制日货是为了打击日本经济。反对派说：这样做对中国经济也没好处，所以不该抵制日货。又有一派说：你要抵制日货，你就别上网，别什么什么，因为你上网的服务器用的什么零件可能就是日货，日货无处不在，除非死了，根本避不开，所以不要抵制。
现在看看，第一种声音，嗯，这是有感情，没理智。
第二种声音：有理智，没感情。
第三种声音：没感情，没理智，逻辑混乱。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抵制日货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是自由交易，那么，交易有利于双方，贸易有利于双边，这是基本的经济常识。所以，抵制日货，很可能就是对人家日本经济也不好，对中国经济也不好。所以第一种声音说是想达到一种经济结果，这就违背了经济常识。第二种说法倒是合乎经济常识，可是，问题在于，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经济范畴的讨论，就好比，李四当年闯进了张三家，把张三杀了，把张三的老婆强奸了，虽然后来被赶跑了，可李四和李四的儿孙们现在一提起这“当年勇”还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一家人见着张三的小孙孙，就开始说：“当年我（我爷爷）杀你爷爷，杀得这叫一个爽，强奸你奶奶，这叫一个爽！来，干一杯，喝完酒咱们接着谈买卖。”
张三的小孙孙一听，虽然心里不大舒服，可仔细一想，人家这也是话糙理不糙，所以呢，为了共同的经济发展，生意还是得做。
第三种声音一句话就能说清，它的逻辑是：如果你做不成完人，那你就不要做人。
逻辑听上去是个很乏味、很遥远的一个东西，其实呢，我们身边无处不在。古往今来很多事情，要把逻辑关系理顺一些还是需要费些力气的。《孟子》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很有趣的逻辑问题，往下还会慢慢现身出来的。
人民群众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见齐宣王，说：“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这个国家里都是千年老树，而是说有元老大臣。现在，大王您身边却没什么贴心的大臣了，过去给您当小弟的，现在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齐宣王满不在乎：“这些当小弟的，也未必都是好料吧。”
孟子说：“国君选用贤才，如果迫不得已，非要冲破等级，让小字辈的靠前站，让新面孔牛过老面孔，这可要怀着万分谨慎才行啊。所以，如果您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好，您别急着就信；大夫们都说好，您也别急着信；国人都说好，您又实际考察了他，看他确实是好，这时候再信。如果反过来，大夫们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不行，您别急着就信；国人都这么说了，您又考察了，看他确实不行，这时候再信。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该杀，您别马上就杀；大夫们都说该杀，您也别杀；国人都说该杀，您又做调查了，看这人确实该杀，那时候再杀——所以呢，这人并不是您杀的，是举国之人杀的。您能做到这点，才是人民的父母啊！”
《孟子》这一段里又出了一句名言，叫“国人皆曰可杀”。这个短语现在我们还常用，一个人罪大恶极了，全国人民一起声讨，就用这句“国人皆曰可杀”。
但是，孟子说的这个“国人”未必就是我们现在“国人”的意思。这一点我还不能确定，因为在孟子这个时代，周初“国人”的传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个词的习惯用法可能还依然延续着。所以，孟子的意思到底是“整个齐国的人”，还是近乎原始意义的“国人”，我也说不好。不过，无论取哪个意思，都不影响我们对这段内容的理解。至于原来的“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多讲两句好了。
周初分封，诸侯到各地筑城，简单说，城里人就是“国人”，乡下人就是“野人”；国人是本族人，野人是外族人；国人有政治权力，野人没有政治权力；国人好歹也有个身份，野人完完全全就是种地的。所以，国人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国人，野人也不是现在神农架的野人。野人也叫鄙人，现在这个词还在用，是一种谦称，意思是“俺是个乡巴佬”。
关于国人，大家最熟悉的事就是“国人暴动”，是说周厉王很坏，国人对他有意见，周厉王派人监视国人，不让大家乱讲话，搞得国人“道路以目”，后来大家再也受不了了，干脆把周厉王给赶出去了。然后，有人说是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也有人说是一个叫共伯和的人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这是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本来中国历史最早的明确纪年就是这一年，现在已经不是了，又往前推了不少。国人暴动这件事，就说明了国人是很有力量的，急了能把周天子赶跑，但国人暴动绝对不是农民起义。
各个诸侯国里类似于这次国人暴动的事件还有很多起，一般都是国君侵害了国人的利益了，国人不干了，暴动了。国人对国君和大贵族是有一定的制约力量的，国君在一些大事上都得跟国人一起商量，不能独断专行。到了孟子的时代，国人基本上已经没有这种力量了，国人和野人之间本来泾渭分明的关系也已经不再那么分明了。
简单讲完“国人”，再回过头来看看孟子的用人之道和杀人之道。嗯，这不就是后来唐太宗讲的“兼听则明”的道理么？用人和杀人都要慎重，要认真考察，不能听了别人的话盲目就信。
是啊，历史上很多冤案都是偏听偏信造成的啊。可是，孟子这段话要实行起来可真不易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身边的人都说该杀，大夫们也都说该杀，国人也都说该杀，领导去考察了也觉得该杀，好，那就杀，杀完之后就可以说这人是大家杀的，不是我做领导的一个人杀的——这是孟子所说的情况，这没错，也很好。可是，当问题不这么简单的时候，那该怎么办？
我一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想起一个经典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还真就有这么一个人，领导人身边的人都说该杀，大臣们都说该杀，国人也都说该杀，可领导人调查之后却发现这人不该杀。这可怎么办？
群情激愤，全都嚷嚷着该杀。这位领导面对着无数人的唾沫星子，他该怎么办，杀，还是不杀？
——这可是一次面对面的公众行为，所有人，包括大家都说该杀的那个人，还有领导人，还有大臣们，还有大批群众，全都在一个场地，面对面。现场气氛异常热烈，喊“杀”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个时候，如果你是领导人，你会怎么办？——补充说明，这是在古代，别指望什么现代社会才有的机制。
领导人经过种种努力，就是说不服大家。怎么办？
我们要民主，一个顺从民意的领导才是好领导，于是，这位领导顺从了民意，把人杀了。
领导在下了杀人的命令之后，还特意做了个仪式，用清水洗手，告诉大家：这人实在是你们杀的，跟我无关。（像不像孟子说的“国人杀之也”？）
这位领导，名叫比拉多；被杀的人，就是耶稣基督。
还记得吧，我前边讲过亚理士多德关于三种政治体制及其各自的风险的观点，其中说，民主政治最怕的就是沦为暴民政治。当然，比拉多时代的罗马人对犹太的统治绝对不是民主，但我们单单从这个顺从民意杀了耶稣的场景来看，倒真是很有暴民政治的味道呢。
有人可能会质疑我这个例子，说即便我们把这个短暂的场面当作是民主政治，但它缺乏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的民主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有程序正义做保障，耶稣很可能死不了。
——可苏格拉底的死总能说明问题了吧？
和孟子这种近乎于民主和实证的观点相反，他的同时代里不止一个人认为做事别听别人说三道四，自己看好的路就放开了去走。比如，但丁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是很多年轻人拿这句话当座右铭吗？——哦，对了，怎么但丁也出来了，我得找中国人。
找中国人，其实话的意思也就这样，做大事用不着和大家伙商量，独断专行才好，别人怎么说，那都是蚊子叮犀牛。我们以前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人民群众的眼睛并不一直都是雪亮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袁崇焕被剐的时候，北京老百姓那是什么表现？袁崇焕非得难过死啊！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看人也好，论事也罢，要弄清楚真相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当出现“圣主临朝”的时候，往往就会“乾纲独断”，因为他聪明，眼光远，大家都别说什么，跟着人家走就是了。老鹰做事犯不着跟鸡商量，鸡也犯不着给老鹰出主意，所以在这种时候，社会蓬勃发展，做什么都雷厉风行。专制传统的包袱使有些人很乐于做老鹰翅膀底下的鸡（别往歪了想），如果你足够懒，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有件事既值得欣慰同时又值得忧虑，那就是，在任何政治形式之中，优秀的独裁是最有效率的，但它并不在意公平。在一个优秀的独裁者看来，我想用谁，我想杀谁，我想做什么，都是我自己说了算，谁也别跟我废话！比如，选中一块地方准备盖宫殿，一个命令下去，这片所有居民都要在一天之内搬迁完毕，第二天工程就开工了——在我们后世看来，这样的时代真是伟大，但是，我们这时用的可是宏观的眼光，很多很多细节都很容易地就被我们忽略掉了。
我前面还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缺乏制度设计的思路，所以不管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好主张，真要落实起来往往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过大。就说这个用人和杀人需要君主实际调查吧，明朝锦衣卫，这调查水平可够高的吧，可效果呢，比没这种调查更坏。
要不我说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是对的，但也没必要把它抬得过高。就拿孟老师说吧，他有很多光辉的思想，但那到底是两千多年前啊。他老人家看过的书没我们多，能参考的历史经验也没我们多，他所处的社会也远没有我们复杂，所以呢，他的很多思想在现在看来到底还是略嫌单纯的。我们应该学习，应该了解，但膜拜还是免了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商汤王把夏桀王流放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么？”
孟子说：“书上倒是这么说的。”
齐宣王接着问：“这可是做臣子的弑君啊，有点儿白蜡杆结桂花——根子不正。”
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破坏义的叫做‘残’，又贼又残的叫做‘一夫’。我只听说过有个叫纣的一夫被人杀了，没听说什么弑君。”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份，孔子就说过，把名份搞正了，说话才理直气壮，然后才能把事情办好，然后等等等等，还有一大套。前边讲梁惠王，一开始说过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学人家司马迁，把事情讲完了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他评论“三家分晋”的时候就说：这三家干坏事，周天子不但不治他们的罪，还居然认可了他们的诸侯地位，所以是周天子先把“名”这个环节给搞坏了，所以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我们看现在孟子的话也是着重在这个“名”上面的，明明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造反，可弑君不说弑君，偏要绕一大通来说这不是弑君，不过是杀了一个“一夫”，杀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大坏蛋。
这就是当时的语境，弑君到底是个大罪名，谁担了也不好受。但是，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的弑君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像桀纣那样的也活该被人杀，所以才绕了这么个大弯子说话。当然，孟子这么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引申理解为：不仁不义的人没资格做领导，无论他多么根正苗红；或者是点拨齐宣王：你小子别看现在是大王，你要是不仁不义了，也一样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杀你。
在这个问题上，做领导的会很尴尬。比如，你的政权是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