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用历史擦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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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他说--用历史擦亮思想- 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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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斗,看上去满是回事,其实世界哪有那么简单。
  但是,这种非此即彼式的逻辑到现在都还很常见。举个例子,前一段网上最热闹的关于抵制日货的辩论,我看里边的这种二分法就特别多。比如,你如果说你不买日货,有人就会斩钉截铁地把你归到“支持国货”的圈子里去,其实你可能也不支持国货,而是喜欢买英国货,买美国货;如果你说你反日,有人就会斩钉截铁认为你爱国,其实反日不见得就等于爱国呀,一个不爱国的人也是可以反日的。所以呢,当你提出你反对白,有人就会认为你是黑,然后就马上会对黑展开大讨论。那么,这些人的脑子里就缺少这样一种逻辑考虑:你反对白,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支持黑呀,你还可能支持黄,或者支持蓝。我看着当今论坛之争和历史上种种君子小人之争,实在觉得非常相似。
  我发现还有一种情况是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混在一起,纠缠不清。还说这个论坛讨论抵制日货的事。有一种主流论调是:抵制日货是为了打击日本经济。反对派说:这样做对中国经济也没好处,所以不该抵制日货。又有一派说:你要抵制日货,你就别上网,别什么什么,因为你上网的服务器用的什么零件可能就是日货,日货无处不在,除非死了,根本避不开,所以不要抵制。
  现在看看,第一种声音,嗯,这是有感情,没理智。
  第二种声音:有理智,没感情。
  第三种声音:没感情,没理智,逻辑混乱。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抵制日货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是自由交易,那么,交易有利于双方,贸易有利于双边,这是基本的经济常识。所以,抵制日货,很可能就是对人家日本经济也不好,对中国经济也不好。所以第一种声音说是想达到一种经济结果,这就违背了经济常识。第二种说法倒是合乎经济常识,可是,问题在于,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经济范畴的讨论,就好比,李四当年闯进了张三家,把张三杀了,把张三的老婆强奸了,虽然后来被赶跑了,可李四和李四的儿孙们现在一提起这“当年勇”还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一家人见着张三的小孙孙,就开始说:“当年我(我爷爷)杀你爷爷,杀得这叫一个爽,强奸你奶奶,这叫一个爽!来,干一杯,喝完酒咱们接着谈买卖。”
  张三的小孙孙一听,虽然心里不大舒服,可仔细一想,人家这也是话糙理不糙,所以呢,为了共同的经济发展,生意还是得做。
  第三种声音一句话就能说清,它的逻辑是:如果你做不成完人,那你就不要做人。
  逻辑听上去是个很乏味、很遥远的一个东西,其实呢,我们身边无处不在。古往今来很多事情,要把逻辑关系理顺一些还是需要费些力气的。《孟子》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很有趣的逻辑问题,往下还会慢慢现身出来的。
  人民群众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见齐宣王,说:“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这个国家里都是千年老树,而是说有元老大臣。现在,大王您身边却没什么贴心的大臣了,过去给您当小弟的,现在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齐宣王满不在乎:“这些当小弟的,也未必都是好料吧。”
  孟子说:“国君选用贤才,如果迫不得已,非要冲破等级,让小字辈的靠前站,让新面孔牛过老面孔,这可要怀着万分谨慎才行啊。所以,如果您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好,您别急着就信;大夫们都说好,您也别急着信;国人都说好,您又实际考察了他,看他确实是好,这时候再信。如果反过来,大夫们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不行,您别急着就信;国人都这么说了,您又考察了,看他确实不行,这时候再信。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该杀,您别马上就杀;大夫们都说该杀,您也别杀;国人都说该杀,您又做调查了,看这人确实该杀,那时候再杀——所以呢,这人并不是您杀的,是举国之人杀的。您能做到这点,才是人民的父母啊!”
  《孟子》这一段里又出了一句名言,叫“国人皆曰可杀”。这个短语现在我们还常用,一个人罪大恶极了,全国人民一起声讨,就用这句“国人皆曰可杀”。
  但是,孟子说的这个“国人”未必就是我们现在“国人”的意思。这一点我还不能确定,因为在孟子这个时代,周初“国人”的传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个词的习惯用法可能还依然延续着。所以,孟子的意思到底是“整个齐国的人”,还是近乎原始意义的“国人”,我也说不好。不过,无论取哪个意思,都不影响我们对这段内容的理解。至于原来的“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多讲两句好了。
  周初分封,诸侯到各地筑城,简单说,城里人就是“国人”,乡下人就是“野人”;国人是本族人,野人是外族人;国人有政治权力,野人没有政治权力;国人好歹也有个身份,野人完完全全就是种地的。所以,国人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国人,野人也不是现在神农架的野人。野人也叫鄙人,现在这个词还在用,是一种谦称,意思是“俺是个乡巴佬”。
  关于国人,大家最熟悉的事就是“国人暴动”,是说周厉王很坏,国人对他有意见,周厉王派人监视国人,不让大家乱讲话,搞得国人“道路以目”,后来大家再也受不了了,干脆把周厉王给赶出去了。然后,有人说是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也有人说是一个叫共伯和的人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这是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本来中国历史最早的明确纪年就是这一年,现在已经不是了,又往前推了不少。国人暴动这件事,就说明了国人是很有力量的,急了能把周天子赶跑,但国人暴动绝对不是农民起义。
  各个诸侯国里类似于这次国人暴动的事件还有很多起,一般都是国君侵害了国人的利益了,国人不干了,暴动了。国人对国君和大贵族是有一定的制约力量的,国君在一些大事上都得跟国人一起商量,不能独断专行。到了孟子的时代,国人基本上已经没有这种力量了,国人和野人之间本来泾渭分明的关系也已经不再那么分明了。
  简单讲完“国人”,再回过头来看看孟子的用人之道和杀人之道。嗯,这不就是后来唐太宗讲的“兼听则明”的道理么?用人和杀人都要慎重,要认真考察,不能听了别人的话盲目就信。
  是啊,历史上很多冤案都是偏听偏信造成的啊。可是,孟子这段话要实行起来可真不易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身边的人都说该杀,大夫们也都说该杀,国人也都说该杀,领导去考察了也觉得该杀,好,那就杀,杀完之后就可以说这人是大家杀的,不是我做领导的一个人杀的——这是孟子所说的情况,这没错,也很好。可是,当问题不这么简单的时候,那该怎么办?
  我一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想起一个经典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还真就有这么一个人,领导人身边的人都说该杀,大臣们都说该杀,国人也都说该杀,可领导人调查之后却发现这人不该杀。这可怎么办?
  群情激愤,全都嚷嚷着该杀。这位领导面对着无数人的唾沫星子,他该怎么办,杀,还是不杀?
  ——这可是一次面对面的公众行为,所有人,包括大家都说该杀的那个人,还有领导人,还有大臣们,还有大批群众,全都在一个场地,面对面。现场气氛异常热烈,喊“杀”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个时候,如果你是领导人,你会怎么办?——补充说明,这是在古代,别指望什么现代社会才有的机制。
  领导人经过种种努力,就是说不服大家。怎么办?
  我们要民主,一个顺从民意的领导才是好领导,于是,这位领导顺从了民意,把人杀了。
  领导在下了杀人的命令之后,还特意做了个仪式,用清水洗手,告诉大家:这人实在是你们杀的,跟我无关。(像不像孟子说的“国人杀之也”?)
  这位领导,名叫比拉多;被杀的人,就是耶稣基督。
  还记得吧,我前边讲过亚理士多德关于三种政治体制及其各自的风险的观点,其中说,民主政治最怕的就是沦为暴民政治。当然,比拉多时代的罗马人对犹太的统治绝对不是民主,但我们单单从这个顺从民意杀了耶稣的场景来看,倒真是很有暴民政治的味道呢。
  有人可能会质疑我这个例子,说即便我们把这个短暂的场面当作是民主政治,但它缺乏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的民主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有程序正义做保障,耶稣很可能死不了。
  ——可苏格拉底的死总能说明问题了吧?
  和孟子这种近乎于民主和实证的观点相反,他的同时代里不止一个人认为做事别听别人说三道四,自己看好的路就放开了去走。比如,但丁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是很多年轻人拿这句话当座右铭吗?——哦,对了,怎么但丁也出来了,我得找中国人。
  找中国人,其实话的意思也就这样,做大事用不着和大家伙商量,独断专行才好,别人怎么说,那都是蚊子叮犀牛。我们以前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人民群众的眼睛并不一直都是雪亮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袁崇焕被剐的时候,北京老百姓那是什么表现?袁崇焕非得难过死啊!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看人也好,论事也罢,要弄清楚真相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当出现“圣主临朝”的时候,往往就会“乾纲独断”,因为他聪明,眼光远,大家都别说什么,跟着人家走就是了。老鹰做事犯不着跟鸡商量,鸡也犯不着给老鹰出主意,所以在这种时候,社会蓬勃发展,做什么都雷厉风行。专制传统的包袱使有些人很乐于做老鹰翅膀底下的鸡(别往歪了想),如果你足够懒,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有件事既值得欣慰同时又值得忧虑,那就是,在任何政治形式之中,优秀的独裁是最有效率的,但它并不在意公平。在一个优秀的独裁者看来,我想用谁,我想杀谁,我想做什么,都是我自己说了算,谁也别跟我废话!比如,选中一块地方准备盖宫殿,一个命令下去,这片所有居民都要在一天之内搬迁完毕,第二天工程就开工了——在我们后世看来,这样的时代真是伟大,但是,我们这时用的可是宏观的眼光,很多很多细节都很容易地就被我们忽略掉了。
  我前面还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缺乏制度设计的思路,所以不管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好主张,真要落实起来往往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过大。就说这个用人和杀人需要君主实际调查吧,明朝锦衣卫,这调查水平可够高的吧,可效果呢,比没这种调查更坏。
  要不我说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是对的,但也没必要把它抬得过高。就拿孟老师说吧,他有很多光辉的思想,但那到底是两千多年前啊。他老人家看过的书没我们多,能参考的历史经验也没我们多,他所处的社会也远没有我们复杂,所以呢,他的很多思想在现在看来到底还是略嫌单纯的。我们应该学习,应该了解,但膜拜还是免了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商汤王把夏桀王流放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么?”
  孟子说:“书上倒是这么说的。”
  齐宣王接着问:“这可是做臣子的弑君啊,有点儿白蜡杆结桂花——根子不正。”
  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破坏义的叫做‘残’,又贼又残的叫做‘一夫’。我只听说过有个叫纣的一夫被人杀了,没听说什么弑君。”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份,孔子就说过,把名份搞正了,说话才理直气壮,然后才能把事情办好,然后等等等等,还有一大套。前边讲梁惠王,一开始说过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学人家司马迁,把事情讲完了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他评论“三家分晋”的时候就说:这三家干坏事,周天子不但不治他们的罪,还居然认可了他们的诸侯地位,所以是周天子先把“名”这个环节给搞坏了,所以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我们看现在孟子的话也是着重在这个“名”上面的,明明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造反,可弑君不说弑君,偏要绕一大通来说这不是弑君,不过是杀了一个“一夫”,杀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大坏蛋。
  这就是当时的语境,弑君到底是个大罪名,谁担了也不好受。但是,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的弑君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像桀纣那样的也活该被人杀,所以才绕了这么个大弯子说话。当然,孟子这么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引申理解为:不仁不义的人没资格做领导,无论他多么根正苗红;或者是点拨齐宣王:你小子别看现在是大王,你要是不仁不义了,也一样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杀你。
  在这个问题上,做领导的会很尴尬。比如,你的政权是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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