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在今人看来的细枝末节，在那时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凡是涉及礼、礼仪、礼制的事都是国家命运所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大多数王朝中，弹纠官员的御史，居然有一半的人员专门待在朝中，一门心思专管看着哪个官员上朝冠服整不整，行止合不合规矩，再就是盯着大臣们的上报文件合不合程式，为什么明朝的“忠臣”们会冒着被打烂屁股的危险，冒死诤谏皇帝不合礼仪之举。理解了为什么哪朝哪代都有因“失仪”而丢乌纱丢脑袋的“屈死鬼”。由此看来，英国使团不肯双腿跪下，违反了基本朝仪，只要这个国度还没有从传统中走出来，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就像当年的美国人会为“水门事件”大动干戈一样，法制国度法制是生命，礼制国度礼制当然也是生命，至少他们当时将之视为生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哪怕一丁点对礼仪形式上的违背，都可能导致内心的混乱与不臣。“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心中贼一旦野性大发，像李逵一样拎着两把板斧，要杀上殿来夺了鸟位，那可如何是好？
再说“封闭保守”这个问题。一般人在这般指责清朝的时候，另一个潜台词则是说我们的汉唐盛世曾经开放过。其内在逻辑无非是说，中国有一个特别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到了明清就衰落了，所以才会如此这般地封闭保守。其实，中国自从确立了以小农社会为基础的礼制国家结构以来，开放与封闭这样的现代话语从来对之就是方枘圆凿，根本对不上。只要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就来去自由，于是海陆商旅不绝；要是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秩序，那就禁海，于是大部分对外贸易就转入地下，这一切，与所谓的封建社会衰落并无关系。连传统一向为人诟病的天下观，也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感觉，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内在的图景。这个图景与礼制的金字塔是同构的，人们实在不愿意也不可能破坏这个近乎完美的结构，所以才会坚持认为自己处在金字塔的顶尖。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凡是王朝的实际控制区以外，谁冒犯了这个天下观的图景，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在乎。日本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在家自称天下共主，历代王朝都知道，可是谁都装不知道。琉球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对日本人称臣，中国人也睁只眼闭只眼。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就更说明问题了，人家不仅撕破了你的天下图景，而且当众冒犯了你的礼制，也不过就是打发人家走人完事，一丁点的惩罚都没有。国人意想中的天下本来就可伸可缩，门安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开放封闭又从何谈起呢？
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马戛尔尼勋爵都是永不疲倦的历史解说员，隔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点什么。
71。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林则徐在1839年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禁烟事务期间，曾经在百忙中拨冗去了一次澳门。刚刚播出的电视片《澳门岁月》，说他是重申中国主权去了。当然，这么说自然也不能算错，朝廷大员进出澳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此地的统治权，但是问题是人家葡萄牙那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显然没有必要在禁烟禁得火急的时候去办这件并不急的事情。实际上，林则徐之所以忙里偷闲到澳门转一转，以他当时的心境，大概不可能是为了去向葡萄牙人重申一下中国在澳门的主权。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人的主权意识还很模糊，虽然知道我的地方该归我来管，但骨子里天下观还是时常作怪，总以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央，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都可以说是咱家的地盘，蛮夷虽然有国，但都得听咱皇帝封。如果他们前来捣乱，当然要对他们不客气，如果人家低眉顺眼的，咱自然也得客客气气。澳门被葡萄牙人赖上，开始固然是由于明朝地方官的贪婪与昏聩，但后来没有将他们赶走，多半还是出于中国人“怀柔远夷”的考虑。主权这种概念，从本质上讲是来自西方的，它被中国人接受，已经是林则徐后人的事了。二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不承认过中国政府对这块土地的主权，或者说管辖权、占有权，他们承认他们是租地借住。每年五百两银子的租金虽然少了点，但年年都得交，中国的官衙虽然也管不了什么事，但却堂而皇之地戳在那儿。跟其他地方的洋人不一样，葡萄牙人见中国皇帝从来都行三跪九叩的大礼，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不肯下跪，澳门的葡萄牙人曾对此很不以为然。
其实，林则徐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一趟澳门，主要是想摸摸洋人的底，看看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在广州的洋行里也可以见到洋人，但毕竟只有澳门才是洋人安营扎寨，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也是各色洋人比较能够自由来往和活动的所在。
林则徐动了这个念头，跟他来广州前后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一直称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眼睛并不是从一开始主张禁烟就睁开了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封闭，整个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不仅少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而且即使是这种笑话百出的知识，也只有那些比较务实和留心杂学的士大夫才知道。在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大概是由于洋人特别喜欢进口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尤其是前者），加上风闻他们以食肉为主，所以朝野间就有了一种风传，说是洋人日常以干牛羊肉粉为食，如果没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为之通便，就会胀死。所以，中国根本就不用动刀戈，只要断了茶叶和大黄的贸易，就可以让这些金发碧眼儿乖乖就范。另一个传闻就是说洋人的腿直，不容易打弯，所以近战的时候，用棍子一打就倒。
林则徐显然是相信这种风传的，这有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为证，那里提到了洋人的便秘和腿直。不仅如此，他来广州之后，还一再照会英国人：“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或多或少，他有点指望英国人害怕没有茶叶、大黄被胀死而主动缴烟。然而，很快事实就告诉他，风传似乎不那么可靠，英国人不大像动辄便秘的病夫，因为他们好像并不在乎他的威胁。林则徐虽然是科场上的健儿，出身翰林的老虎班（在明清属于升迁特快的那种人），但却没有被八股蒙住了眼睛，多年的宦途，也没有养成他因循苟且之气，这位与陶澍齐名的晚清经世致用派的干将，马上就抛弃了他先前的成见，他要认真地考察一下，他所要对付的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言而喻，就当时而言，澳门是个让他开眼最方便的地方。
那时的澳门还没有现在这般大，也绝少有林则徐这般级别的朝廷大员光顾，所以，林则徐的到来，很是令葡萄牙人感到兴奋。在鸦片战争没有打起来之前，在中英的对峙中，至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是表现出了对“东家”的友好，澳门的“新闻纸”差不多异口同声地向着中国。只是中国战败以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澳门的葡萄牙人几乎是有点受宠若惊，不仅官方大张仪式，摆出了最隆重的仪仗、洋兵和洋乐，热闹非凡，而且全城上下，“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见《林则徐日记》）。
第一次置身“夷类”之中的林则徐，由于历史上文化的惯性，也由于葡萄牙人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不可避免地有点傲慢，可是他的眼睛却没有因此而朦胧，虽说是走马观花，林则徐的观察还是相当细致而客观的，他的日记，对此行做了详尽的描述。首先对“夷楼”颇有好感：“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字里行间虽然对葡人的服饰还是有点看不顺眼，但人家穿什么戴什么，留什么发式以及胡须，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甚至连帽子底下掖的汗巾也没放过，而且基本上没有讥讽之意。对于好长时间一直令国人大惊小怪的“上而露胸，下而重裙”的妇女装束，居然也无一字褒贬，只是淡淡的一句“其夷俗也”带过。
从澳门返穗后，林则徐开始雇人从澳门收罗“新闻纸”和其他有关西方的资料，翻译成中文，还利用洋商通事（翻译）以及为洋人做事的役夫多方收集“夷情”。显然，他从澳门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这些资料，先是形成了《四洲志》，而后又经魏源的加工，形成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介绍世界的著作《海国图志》。
敏感的澳门报纸，很快就发现了林则徐的变化，他们盛赞林与那些“握大权，不知英吉利并美利坚人之事情”、“骄傲自足”的大人先生不同，说他不仅善于收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凡有所得，不辞辛苦，常时习之，记在心中”，真是“聪明好人”。
睁开了眼睛的林则徐，也为自己做了一件事，他请来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为他治疗多年不愈的疝气，结果，他得到了一条还算有效的疝气带。要知道，那是个中国人见西医如见鬼魅的时代，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林的勇气和胸襟。
林则徐的身后之名，是荣耀的，而这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睁开眼睛的过程中，澳门，起了一种非常的作用。林则徐从澳门收集来的关于西方世界的资料，在经过魏源加工后形成的《海国图志》，不仅在日后的岁月中对中国摆脱蒙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日本的维新志士们，也从中获益匪浅。现在的学者有人甚至怀疑，《海国图志》实际上应该是林则徐享有著作权。
林则徐的确是“聪明好人”，只可惜，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人太少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