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取得了一些成功。它们击沉了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九吨的运输舰‘埃特里克号”和二万零一百零七吨的运兵船“沃威克堡号”，击沉了驱逐舰—弹药舰“赫克拉号”，击伤了驱逐舰“马恩号”，运兵船“塞拉米克号”和其他三艘船也成了潜艇进攻的牺牲品。但潜艇也有损失。由于盟国海军和空军的大量集：户防卫，因而从美洲源源不断地开往卡萨布兰卡和地中海的大量船只基本上通行无阻。
这说明，我所一贯坚持的潜艇战的经济原则是正确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多地击沉敌人的船只，这样就束缚住了敌人的手脚，并能最有力地阻挠敌人的军事入侵行动。要是敌人在哪里有目的地集中，潜艇就在哪里作战，这就意味着，潜艇也必须向防卫力量集中的敌人展开进攻。这样，它们将收效甚少而潜艇的损失也将比经济地作战时的损失要大。因此，我在1942年11月18日给柏林海军作战部的信中，就潜艇在盟国入侵成功的地中海地区和摩洛哥海岸继续战斗的问题，再次阐明我的看法。我在这封信中写道：“总而言之，德国潜艇司令看到，今后继续同驶往非洲的船只作战，可能蒙受的损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而取得成功的希望却很渺小，这种成功的希望是无法与我们最初在敌人开始登陆时的特殊情况下所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功相比拟的，这种成功的希望，在敌人继续执行其计划时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潜艇司令始终把吨位战看成是潜艇的首要任务，但投入大西洋的这种潜艇吨位战则肯定是不利的。也许吨位战是潜艇对战争的结局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吧。敌人是十分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的，就是在目前，他们的主要忧虑仍然在大西洋战役上面，就是说，担心由于潜艇击沉船只而使他们的力量不断地受到消耗……
“在德国潜艇司令看来，这里必须解决一个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问题。德国潜艇司令确信：潜艇战的重点必须放在大西洋，潜艇在吨位战中将为整个战局作出最有效的贡献，必须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形势，而背离这个原则，只能给整个战局带来损失。
“基于上述考虑，潜艇司令请求重新审议已颁发的命令。”
海军作战部起先不完全赞同我的意见。到了1942年11月底，他们还是同意了我的方案。
以上所述表明，与武器自身的特性相适应地来灵活运用某种武器，这是十分必要的。对某种战争武器提出不适应武器自身能力的抽象的要求，这是毫无意义的，它仅仅有利于敌人，因为这种武器的无效使用无异于使敌人在别的地方免遭更大的损失。
潜艇在1942年11月所获得的战果——如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所总概括的：击沉船只一百十九艘，总吨位为七十二万九千一百六十吨——表明，1942年秋，潜艇在选择正确的地点进行的战斗中——在大西洋其他海域的吨位战中——能够取得多么卓绝的成就！
二十一、潜艇战怎么会在1943年5月出现转折的？
1942年7 月，美国人终于成功地在北美东海岸为船只航行实行了护航体制。此外，不言而喻，大部分在海岸附近航行的护航舰队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陆上飞机的保护。因此，美国东海沿岸的海域，对德国潜艇来说，已不再是这么有利的作战区域了。由于必须作横渡大西洋的长途航行，潜艇在那里作战就不再象1942年上半年那样合算了。当然，如果断定在这一海域出现了敌人防御上的“弱点’，那末潜艇还得继续利用这一海域作战。
因此，根据我的经济地打潜艇战的基本原则，我从1942年7 月起，又恢复了在北大西洋反护航队的战斗，以取代潜艇迄今绝大多数在美国海域的战斗。正如上面所讲的那样，我把其余的潜艇派遣到我认为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域去。
由于我们克服了1941年底至1942年初寒冬给新潜艇在波罗的海整训时所造成的困难，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对潜艇作战的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前一年冬天，因为波罗的海没有涨潮和落潮，结冰后，船只几乎不能通航，大大耽误了新潜艇的作战准备工作。现在，从1942年7 月至9 月，每月有三十艘——这是异乎寻常的庞大数字——新潜艇开赴前线。这样，我就能够不断地使用两支潜艇舰队投入对往返于美英两国之间的大西洋护航队的战斗。此外，我还能根据情况，迅速地调遣其余数目可观的潜艇到比较遥远的、有价值的作战海域去。加勒比海，甚至特立尼达岛以东的海域，仍然被列为作战区域，因为1942年7 月美国在那里还未建立护航体制。此外，我又派遣潜艇到弗里敦附近的海域去。我甚至派遣另一支潜艇队到开普敦和位于印度洋的东非港口去，因为我觉得，尽管到那里去的航途遥远，但这些海域至今仍未触发过潜艇战，所以，目前在这些海域展开攻势，是很有成功希望的。后来，潜艇在这些遥远的海域内击沉船只的事实说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增多潜艇的数量——这些数量终于达到了———除有上述好处外，还为潜艇战提供了另一有利条件。海军总司令部的监听和破译敌人无线电报的“观察站”，成功地截获了英国的密电码。因此，我就能经常及时地得到关于英国护航队位置的可靠情报。
尽管1942年夏天出现了这些对潜艇战有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我完全明白，作战本身，尤其是对护航队的作战，变得日益困难了。作为作战战术的先决条件的潜艇水面机动性，由于以下两个因素而受到愈来愈大的限制。
1 ．英美飞机的作战，敌人对大不列颠以西和美国以东海域进行的空中监视和空军对护航队的直接保护日益加强。大西洋中部海域的所谓“空白区”，即英美四引擎陆上远程飞机迄今不能进行持续监视或对那儿的护航队不能提供保护的海域，变得愈来愈小了。下列数字可以说明这种陆上远程飞机活动半径的扩大情况：1941年，没有一架陆上远程飞机能被派往离海岸只有四百至五百公里的地方去作战，而1942年却相反，我们不得不确认，四引擎陆上飞机能从位于北美、格陵兰、冰岛、北爱尔兰和弗里敦的机场起飞，到达八百里外的地方投入战斗。
2 ．护航队中的护卫舰以及投入战斗的飞机配备了短波仪——雷达，这是造成潜艇战困难重重的第二个原因。
测位仪的这一发展，使得我们从1942年起日益感到不安。在这一时期，我们已经遇到这种情况：例如，飞机在夜间出其不意地飞近潜艇。由于黑夜，飞机无疑只有通过测位仪才能确定潜艇的位置。对潜艇来说，却不能事先确定飞机的位置。但我们通过安装在潜艇上的无线电测量观察仪，终于能够知道，敌人何时发出了相应的反潜艇测位波，接着，潜艇就能及时地潜入水中，避免接踵而来的轰炸。正如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海战》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们由此成功地挫败了英国在比斯开湾对来往该处的潜艇所发动的规模较大的首次空中袭击。
然而，我们后来不得不确认，尽管我们有无线电测量观察仪，但敌人对我们冒出水面的出乎他们意外的潜艇的方位又能加以测定了，看来，这种测位的方法是用其他短波进行的，而这种短波用我们的接收仪不能测量出来。我们今天知道，他们使用的是十厘米口径的仪器，这种仪器对于后来德国水面潜艇战遭受失败也起一定的作用。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1942年下半年的情况。尽管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出现了这种困难，但另——方面，每艘潜艇的效率，即所谓“潜力”——每个航海日击沉总吨位的战果——仍然保持同样高的水平。德国潜艇每个航海日击沉的吨位是： 1942年？月，总吨位为一百八十一吨； 1942 年8 月，总吨位为二百零四吨； 1942 年9月，海涛汹涌，风暴频繁，总吨位为一百四十九吨。
德国潜艇的损失率没有显著增加。1942年1 月至7 月，在美国防卫力量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损失率只有百分之三点九，1942年7 月至12月损失率增加到百分之八点九，而这一数字仍然比1939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低得多，1942年下半年同样要比1940年和1941年低，在那两年，海上作战的潜艇每月的损失率达百分之十三点四和百分之十一点四。
所以，1942年下半年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尽管战果时大时小，但平均起来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设法把潜艇巡逻队布置在尽可能远的西面，去拦截在北大西洋由西往东航行的护航队。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使将要投入这次反护航队战斗的其他潜艇有足够的时间也能从更远的岗位上调往已被发现的护航队那里。另一个目的是，当这支护航队在大西洋中部进入上述陆上飞机所监视的空白区时，已经调去的潜艇立即靠近护航队，接着就准备战斗。然后在这里就进行了通常总要持续好几天的潜艇进攻战。同样，我还设法尽可能远地在大西洋东部测出由东往西，即由英国开往美国的护航队来。
这样，战果总是辉煌的。这当然首先得归于潜艇全体人员的战斗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即使有最优秀的指挥官也将一事无成。因此，单靠指挥官和下级士兵的军事才能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我确信，这种精神在保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战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意识到，它有比个人生命价值更高的伦理价值。这种意识和这种精神，对一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但是，我对海战的进一步发展愈来愈感到忧虑，以致我对我们当时所取得的战果的满意心情烟消云散。敌人的飞机对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的所有海域的监视日益加强。对此，我在1942年8 月21日的作战日志中这样写道：“作战困难在加重，照此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巨大的、难以忍受的损失，降低战果，以致大大减少潜艇战的胜利希望。’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著作第2 卷第211 页上写道：‘邓尼茨的作战日志的记录表明，他对他的新攻势的最初成果是并不满意的。”
因此，即使当时情况仍然有利，以及随着前线潜艇数量的终于增加，也可期望击沉船只数量的增加，但是，今后潜艇战的问题，已经要求潜艇领导人立即加以考虑了。例如，怎样才能防止敌人测出潜艇方位？我们试图发展新的接收仪，用它来测出雷达测位的超短波。我们用一种防护物质涂在潜艇塔上，这种物质能吸收敌人发射出来的测位波，并使这种报告潜艇位置的测位波不再返回到敌人那里去。遗憾的是，这种物质的吸收能力还不够。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更有效地使潜艇免遭飞机的袭击。我们给潜艇配备了较好的高炮装置，当然，上面提到的期望发展一种对付测位波的接收仪，将首先用来保护潜艇免遭敌人飞机的突然袭击。
因此，1942年下半年尽管战果辉煌，我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
在随之而来的1943年最初几个月，我们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能够取得多大战果以及敌人对大西洋战役多么无把握，这些我想在下面几段中加以叙述。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因而也在这次战争的现实中，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们不能预见将来，因为并非一切情况和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源都能为人们所认识和预见。例如，当我们在1943年3 月取得成功后，英国海军司令部就认为：他们已面临失败的威胁，由于德国采用潜艇结群战术展开进攻，护航体制已经过时。就是说，在 1943 年3 月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即将在1943年5 月，也即两个月之后，就能成功地粉碎德国反护航队的潜艇战。因此，直至出现这一转折之前，表面情况看来有时完全两样。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说明。
1942年12月底，我在加那利群岛附近布置了一支潜艇队，这支潜艇队应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巡逻侦察地带中途拦截由西面即由美国开往直布罗陀海峡去支持在北非的英美部队的船只。1943年1 月3 日，另一艘在特立尼达岛附近作战的潜艇——它离驻在加那利群岛附近的那支潜艇队西南方有九百里，即一千五百六十公里——发现了一支驶往东北方向的油船护航队。遗憾的是，这支护航队又在它眼前失踪了。
我认为，这支油船护航队是来自库腊索岛—阿鲁巴岛石油地区，而且肯定是为美国入侵部队装运大量燃料开往北非的。尽管这是一艘在特立尼达岛附近作战的潜艇的唯一的一次关于护航队的报告，尽管对这支护航队开往直布罗陀海峡走什么航线还不清楚，但当我认为我所判断的地点大体上是正确的时候，我就决定用位于加那利群岛附近的潜艇队与这支护航队作战。1 月3 日，潜艇在最大活动范围内朝西南方向挺进。也就是说，潜艇在仅为一百二十涅宽的侦察地带迎着这支油船护航队开去。这一侦察地带，在浩瀚的大西洋中，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块海域，而护航队的航线往往可能偏离潜艇的最大活动范围。月落后，在夜间航行时，我就命令潜艇再开回头，也就是顺着所期待的护航队的航向驶行，以防护航队可能在黑暗中从我们的潜艇队旁边溜过。
这样，我们相信，尽管开始距离为一千五百六十公里，但我们尽了一切努力还是能够找到护航队的。我们真走运！
1943年1 月8 日凌晨，天朦朦亮，这支护航队在潜艇侦察地带内被发现了。接着，潜艇与这支油船护航队一直作战到工月11日。幸亏这支护航队的防卫力量薄弱，它是由新的大油船组成的，其中七艘被击沉，而潜艇则丝毫无损。这确实是很大的胜利。对此，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曾说道：“一支从特立尼达岛开往直布罗陀的油船护航队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
1943年3 月14日和15日，我命令位于北大西洋西经 20 度的侦察地带的潜艇，往西去截住由哈利法克斯开来的护航队。除此之外，我们在3 月14日还得到消息说，美国的一支西德尼护航队于3 月13日2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