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的限制。”
整个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战争在军事上已告失败。由于对德国形势不能指望实现政治上的转变，所以当德国东部战线和数百万难民已经西移之后，就必须准备根据相应的方案尽快地结束战争，以便继续把这些人从东方拯救出来。
对此，就需要有一个负责的发布命令的中央机构，一个统一的领导，这个领导能根据一个明确的方案来执行这一任务，它的指挥权要为所有德国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下级指挥部门所承认和服从。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被大家公认的、负责的、发布命令的领导机构，就会引起混乱，其结果将导致数十万人无意义、无目的的毁灭，因为许多地区将会出现自行投降的情况，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在同一地区发布坚持到底的命令，其后果将是军事纪律废弛，部队瓦解和发生内战。如果没有一个发布命令的最高机构，那末，每一个人势必会根据他那狭隘的地方的立场和他个人的见解去行动。对此，我只想举一个例子：1945年4 月，汉堡区的国社党负责人考夫曼曾竭力想同兵临汉堡的英国集团军群实行汉堡的特别投降。他一心只想尽快地防止汉堡继续遭受损失和破坏。他没有看到交出汉堡就意味着让英国人获得易北河东岸地带，从而会使敌人很快地占领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直至波罗的海包括基尔在内的这一整个地区。他没有注意到，看来首先是他不懂得，这一切对于拯救难民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当我获悉他准备亲自向英国对手实行汉堡的单独投降的意图后，我就在1945年4 月30日给他发了如下一份电报：“1 ．在目前形势下，军事指挥官的主要责任，就是拯救德国和德国人民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作战的重点显然是在东方。只有在军事上千方百计地制止俄国人在梅克伦堡地区的推进，或者至少尽可能久地顶住苏联部队的前进，才有可能使德国人逃亡出来。
“2 ．这样的逃亡只有敞开通往西方的大门，让难民穿过在雅尔塔商定的占领区界线，才有可能实现。如果现在易北—特拉弗运河被英国人封锁了，我们就会把七百万德国人的宝贵生命断送在俄国人的暴政之下。
“3 ．因此，绝对有必要坚韧不拔地保卫易北河阵地以对付西方的进攻。在执行这项战斗任务中，物质上受到的损失将会在拯救德国东部的德国人的生命上得到千倍的补偿。但不要超越范围去破坏港口或工业设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防止发生这种破坏。
‘4 ．对上述战斗任务无保留的支持，您和汉堡市就能为我国人民命运的战斗作出卓越的贡献。’德国历史学家赖默尔·汉森在《第三帝国的灭亡》一书中就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作了评论：考夫曼首先关心的是他所管辖的城市和市民的命运。汉森接着写道：“与此相反，邓尼茨却是从更为重大的战略整体着想。为了保证在俄国人入侵之前尽最大可能拯救东方的德国居民，通往西方的‘大门’就必顷继续掌握在德国人的手里，但只有保住了汉堡—劳恩堡防线才能使这扇大门继续敞开，过早地交出汉堡，就会破坏邓尼茨的计划，因而也就不可能再把德国东部的难民从俄国人手里拯救出来。考夫曼是从他对汉堡这一地区负责的立场出发来看问题的：在他认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对负责整个德国北部地区的海军元帅来说，意义却是十分重大。”
从上述例子中，人们可以看出，如果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那末不同的部门就会根据不同的利己的观点采取行动，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混乱的局面，这是完全可以意料得到的。
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中，敌人也将继续战斗，横冲直撞。由于还没有实行一种使敌人对停止战争行动承担义务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投降，因此，譬如说吧，德国城市还要继续遭受轰炸和袭击。
如果在德国出现了那样混乱的局面，那末也会对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产生反作用，而首先会在荷兰、丹麦和挪威反应出来。那里的居民很可能认为起来反对德国占领的时刻已经到来。如果驻扎在那里的德军起来制止这种暴动，那就会引起战斗和流血，而且将来会使德国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关系更加恶化。
所以，我在1945年4 月最后的日子里特别慎重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即一定要立刻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德国领导，根据一个明确的方案结束战争。
如果今天有一位历史学家根据其他形势或者不太了解当时上下级关系的情况而这样写道：为什么我不在希特勒尚未任命我之前的4 月底就去夺取领导权，因为在一个国家面临完全崩溃的情况下，人民是会服从任何一个夺得领导权并敢于发布命令的人的。那末，我想对这种看法作这样的回答： 1945 年4 月底，如果我没有受到当时最高领导的全权委任，就宣布说：“现在，我必须说，你们得照我所说的去办。”那肯定有的领导人不会感到对我有服从的义务，更不必说是希姆莱了。同样，敌国对“篡权者”这一行动会作出何种反应，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这个人提出一个连敌人也不起反响的投降建议，那末，这个人还有什么用处呢？
可是在4 月30日晚上，我的心情大为轻松，因为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我18点左右驱车从卢卑克重又回到普伦时，我的副官送来了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邓尼茨海军元帅：元首任命您，海军元帅阁下，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任命状现在途中。您必须马上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鲍曼。”
当我读完这份电报后，一块石头从我心里落下了。毫无疑问，我得马上接受这项任务。因为现在我能够进行处理和试图制止这种可怕的混乱局面了。我还将尽最大可能把难民、士兵和许多人从东方拯救到西方，并尽快地根据我的方案结束战争。
至于我是如何去完成这些工作的，我将在下一个问题中予以回笞。
三十三、您是怎样着手结束战争的？您对此有些什么方案？
我的政府纲领是很简单的。我愿意尽快地结束战争，但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在于把尽可能多的人从东方拯救到西方。
实际上这也是我在领导海军的最后几个月中所一直追求的同一目标。但现在不同于过去几个月。大批的难民和东线的德国士兵已经离英美占领区愈来愈近，他们也许还有可能在投降以前就到达西方，从而这个地区的战争有可能立即结束。
因此，我必须使我的投降方案适合于救人这—一目的。我试图采取相应的步骤来打动西方同我签订特别投降协定。对我来说，盟国自1943年2 月以来就提出的全线投降的要求，在1945年5 月仍然是不可能立即接受的。如果接受下来，我就不得不把至今尚在苏占区的德国士兵交给斯大林。目前还在东方的那些难民也根本不再有可能逃回西方了。
为此，我试图先让德国西北集团军群与蒙哥马利元帅领导下的英国人实行停战并谈判部分投降。但是，如果我们已不能或已不必为了守住卢卑克和汉堡之间的大门而在易北河畔继续作战，以便把正在撤退的大批士兵和仍还呆在梅克伦堡这块未来的苏占区的难民拯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英占区去，那末，对我来说，这就成问题了。
向英国人部分投降的这一决定是我打算结束战争的方案的第一个步骤。1945年4月30 日晚，即希特勒任命我为他的继承人的电报到达后不久，我向共事多年的老同僚戈特海军少将用以下的话概括了这一决定。他马上就将这些话写进了笔记本：“结束吧！这场英雄之战已经打够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停止无谓的流血牺牲。为拯救人们——士兵和平民——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而继续与东方作战。特别要考虑到在梅克伦堡的难民、在勃兰登堡的文克集团军和在保护国①的舒埃纳尔集团军群；要在易北河畔劳恩堡继续作战，以便让卢卑克与劳恩堡之间的大门敞开。”
①指捷克斯洛伐克．——译者。
只要易北河畔劳恩堡那里已无必要继续进行战斗，就可以立刻同蒙哥马利谈判投降，我在4 月30日晚约请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于5 月1 日从基尔到普伦来找我。我打算委派他作为我方代表与英国司令谈判，并尽早地告诉他此行的任务。
这是我在4 月30日晚所作出的关于人事关系方面的第一项指示。至于其他人事安排有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提及的： 4月30日下午，我在卢卑克希姆莱那里。他在那些尚未被敌人占领的区域内还有充分的权力。与他相反，我在陆上是毫无权力的，因为海军已投入海上作战，海军师团被派去帮助陆军制止俄国在东方的推进。在卢卑克的那天下午，我得到这样的印象：当希特勒决定撤销戈林为他的继承人以后，希姆莱以为他将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因而在希特勒任命我为国家元首之后，我感到首先有必要与希姆莱取得谅解。同希姆莱合作，对我来说，是不太容易的。我的政治观点使我难以同这个纳粹警察头子共事，尽管我还不知道他在集中营和屠杀犹太人方面所犯下的罪行。4 月30日晚，我委托我的副官打电话给希姆莱，请他当天晚上到我这里来。希姆莱拒绝了我的副官的邀请，于是我就亲自打电话给他。他答应了，当天夜里 12 点钟左右他在六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我这里。
看来他预料到在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争执。海军作战部领导人迈泽尔海军上将也担心我会同希姆莱发生什么争执，他事先就派遣防卫汉堡的—‘艘潜艇上的全体士兵到普伦来保护我，因为我在那里的营房里工作一直是无人警卫的。希姆莱跨进了我的工作室。在此我想说一点历史事实：当时我把手枪放在写字台上一张拱起的纸下面，打开保险，准备随时射击。我将当晚希特勒拍来的电报给他看。希特勒在这份电报中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他读了电报，脸色发青，然后站起来鞠了个躬，对我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个第二号人物吧！”我明确地拒绝了他的这一要求。经过长时间的谈话之后，他没讲一句要反对我的话就灰心丧气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尽管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莱是否还会反对我。这就是我当晚所作的第二个人事安排。第三个人事安排是，我命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和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从来因斯贝格到普伦我这儿来。因为不言而喻，我必须不断地、清楚地了解军事形势，以便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第四个人事安排是，委托我的副官打听冯·牛赖特男爵的下落。这位德国的前任外长与我相识多年，我想让他来担任我的政治顾问。但是，没有找到牛赖特。我拒绝了里宾特洛甫的由他当外交顾问的自我推荐。这时，我就请迄今担任财政部长的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来我这里，提议他担任我政府的外交部长并代理帝国政府首脑。我把我结束战争的方案告诉他。他请求让他考虑到5 月2 日，然后告知我，他愿意接受我的要求。后来证明，我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更好的选择余地了。
这就是1945年4 月30日晚我所采取的一些初步措施的经过，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日后贯彻我的意图的。
5 月1 日早晨我收到了柏林帝国总理府发来的第二份电报。电文如下：“海军元帅邓尼茨（元首密令）：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到您那里去。在我到来之前，我建议您不要发布这一消息。鲍曼。”
我从“遗嘱已经生效”这句话中推断，希特勒已经死了。我认为“在我到来之前，我建议您不要发布这一消息”这句话是不对的。相反，在这一消息还未通过其他渠道和以其他不利的形式予以公布因而引起混乱之前，我必须立即就把希特勒已死的事实和我的继承事宜告诉全体德国人民。我的主要目的是，无论如何要防止发生混乱局面。我首先担心的是德国武装部队，因为德国武装部队在国家元首希特勒死后就不受誓约的束缚了。如果这个事实以其他途径通知德国士兵，那末其后果可能是使部队土崩瓦解。
出于这些缘由，我于1945年5 月1 日在一篇广播讲话中向德国人民宣布：“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而接受了这一领导德国人民的重任。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德国人，使其免遭向前挺进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消灭。为此目的，军事战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目的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不对他们继续进行抵抗和同他们继续作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在欧洲散布布尔什维主义了。”
对此，我于1945年5 月1 日向德国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和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我接受德国武装部队各军种的最高指挥权，决心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进行到正在战斗的部队和德国东部地区的数十万户家庭能够摆脱奴役和毁灭为止。只要英美还在阻挠我们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我就得把战斗进行下去。’我要对德国武装部队说的话当然不止这些。在德国武装部队内部服从命令的义务问题以及由于希特勒之死而产生解除誓约的问题，使我在1945年5 月1日伤透脑筋。假如士兵们以为他们的义务已经摆脱，因而可以回家的话，那末我想避免的后果——产生混乱局面——仍然要发生，而且会牺牲一大批人的生命；另一方面，面对前线绝望的军事形势和土崩瓦解的陆军部队，要我通过士兵们的上级军官使武装部队的士兵作出效忠于我的正式宣誓，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誓约问题缺乏自愿和个人履行誓约的法律基础，那末我必须对这个问题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因此，在5 月1 日，我在命令中告诉德国士兵们：“我要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只有无保留地执行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