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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他在火车上送水扫地，他在半夜三更冒雨送妇女儿童回家。对这一切，雷锋记载下来的内心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我心想，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立刻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
真正的问题在于：雷锋为什么会以如此异乎寻常的热情实践党提出的行为规范呢？
在雷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共产党的感恩戴德之情，可以发现他对荣誉的珍视和向往，也可以发现他的敏感的同情心。这些因素都可以解释他的热情，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雷锋日记表达出来的最强烈的渴望，是做一个高尚完美的人，是追求生命的意义。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关于怎样做人的思考。有一次他学习毛主席著作，读《纪念白求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矮个子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的时候，竞感动得热泪盈眶。
雷锋是毛泽东门下的贤人，就如同孔子门下的颜回，只是寿命更短。
那么，做一个毛泽东的战士，一个理想中的共产党员，对雷锋和他的同时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一种宣扬了数十年的信念：如果你投身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之中，成为一名完美的共产主义战士，你就会体验到最广大最深刻的幸福，你的生命就充满了意义，你就能克服个体生命的渺小和有限，进入不朽的无限境界，即使你死了，也死得重于泰山。
在我的眼界里，这就是雷锋所追求的最深层的东西。颇有点像一种古老的寻宝的神话——如此这般地克服了障碍，从此就幸福地生活着。
雷锋在记日记的时候，几乎还是一个孩子。他的日记摘抄起于18岁，止于22岁。他记载下来的是一种青春期自我塑造人格的努力，一种如何度过人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最初的尝试。雷锋没有机会继续往下走，没有机会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时光对人格的作用就像对醇酒的作用一样重要，即使圣贤也不能例外。
如果雷锋有机会继续走下去，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没人能够断言。不过我相信，他会遇到许多困惑，比如他决心热爱的人民在他热心信奉的人民公社的土地上偷懒，他热爱的党组织竟会出现贪官污吏等等。同时我也相信他的眼界会像我们一样开阔许多。他会发现，关于人生根本问题的答案有很多种，从佛陀到耶稣，从孔子到毛泽东，人类的圣贤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答案，这种寻找至今仍在继续。
应当说，如今比雷锋生活的时代有了更好的寻找条件。35年过去，人类又积累了巨量的经验教训和各种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人类和万物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根本和归宿，帮助我们进人更成熟更高明的境界。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雷锋那样的真诚和热情。
代后记：官场传统的心传
我读过几本清朝人写的笔记，恰好知道一些百年前福建官场的情况。今年1月中旬，我在《南方周末》（2000年1月14日）上读到两篇描写当代福建官场的文章，题目是《贫困县的〃红包书记〃》和《另一起〃红包丑闻〃》。古今对比，迢迢暗递的传统浮现眼前。
报上说，〃红包书记〃丁仰宁在福建省政和县当政2年，收受红包100多万元。当地向领导干部送红包已经形成风气，层层都在送，层层都在收。另一篇谈到福建宁德地区官场的文章也说，红包的大小与官员的级别成正比，红包是权力运作的润滑剂，个人、单位、党政机关全都大送红包。
在红包的大小、作用和普及程度方面，今日福建官场与清朝官场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名称和递送技巧方面，区别却很显著，让人感觉到传统断裂的痕迹。红包书记亲自介绍了几种送红包的花样，他使用的语言很贫乏，翻来覆去就是〃红包〃、〃送礼〃这两个词，而他列举的那些花样，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以同样贫乏的语言提到的花样，在清朝官场都有很确切的名字。
红包书记说的逢年过节送红包，还有利用生日送礼，在清朝的术语叫〃三节两寿〃。这个词通行全国。〃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自己和官员夫人的生日。现在领导干部出差收受的红包，在清朝叫〃程仪〃。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在清朝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还有几十种名目，譬如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领导的秘书跟班送门敬或跟敬等等。我不熟悉情况，对应不好，就不一一列举了。以三节两寿为首的所有这些花样，明清时统称为〃官场陋规〃，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风〃，全然不顾其规则性的作用。在明朝和清朝，这些术语是延续使用的。经过五六百年的积累和充实，词汇像官场规矩一样变得丰富细腻，体现了官场〃潜文化〃积淀的丰厚。
我在这里杜撰了一个〃潜文化〃的词，目的是与官场上正式的〃红头文件〃划清界限。〃潜文化〃的东西是很少形诸文字的，积累和发展的道路自然不那么顺畅，红头文件则不然。历代的行政法规按中央六部的分类归为〃六典〃，清朝的阎镇珩仅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十三年，写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二百卷的篇幅。这些红头文件大体都说得很漂亮，勤政爱民云云，规定也越来越具体细致。假如当真行得通，我们的文明肯定有资格征服世界——无须花那些冤枉钱搞大选、维持议会和最高法院，统治集团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样慈爱，像圣贤一样英明。奈何这些漂亮东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说的〃潜文化〃生命力极强，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劲头。打算学习研究这种东西的人，最好潜入官场生活之中，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如果想研究前朝，就要扎到小说笔记和原始档案之中翻检搜寻。
谈到小说，我想起了高阳先生在《胡雪岩》一书中写到的行贿办法。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进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璧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画价格的模糊性提供了安全性。字画店的老板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规矩收一笔手续费。我想，这些门道和规矩，都凝结着我们祖先千百年的智慧和知识，相形之下，现在的官员真是太俗太蠢太无知了。红包书记说现在的人送礼，经常在香烟、酒盒、果箱里藏钱，还送一些空调和微波炉之类的夯货。这再次表明了潜文化传统的断裂，似乎一切都要从头摸索。从好的方面说，技巧的笨拙表明行贿发生的次数不多或时间不长。从坏的方面说，又表明官员的脸皮更厚，无须精巧打扮。
红包书记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恰好我也是那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同龄人，我深知他所受的教育是多么干净。所有染上〃封资修〃色彩的读物一概查禁，即使在大规模的批孔运动中也读不到孔夫子的原著。领导们怕我们抵抗力不强，中了孔老二的毒。毛泽东主席想把我们培养为一代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我们整天读到的都是雷锋式的思想和行为。我估计，这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清洗和建设，在切断传统的意义上比焚书坑儒彻底得多。颇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典籍尚且读不到，更何况关于官场潜规则的腐朽知识。这些年〃沉渣泛起〃，继承传统受到了鼓励，但我又不敢指望现在的官吏有那份能力或耐心去翻检古籍了。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前面提到的政和县官场根本就用不着翻检什么古籍，他们无师自通，与明清官场患上了一模一样的病症，就连〃三节〃也和明清一样选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绕开了官定地位远高于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国庆节。这真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持续数十年的决裂传统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只造就了一点行贿名称和技巧上的差距。
在《另一起〃红包丑闻〃》中提到：〃林（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原党委书记林亚宁）透露，红包主要送给上级领导和省、地、市有关部门。给上级领导送红包是为了联络感情，给上级有关部门送是为了争取资金、项目。〃
这里提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联络感情，说明白点就是为了升官，这与明清官场是一样的。如今官员的升迁仍然取决于与上级的关系，层层递升上去，每一层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争当〃接班人〃的技巧，而整个过程中都像明清一样没有老百姓插手的份。第二个目的是争取资金项目。在传统上这本来是民间的事情，现在也收归政府了。难道政府官员那么愿意辛辛苦苦给国有企业争资金上项目吗？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钱到手后不用操心去还。所谓〃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一路吃下来，官员们的肚子就肥胖饱满了。如此成熟完善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债务软约束体系，如此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反抗的吞噬民间财产的体系，属于当代国人的新创造，明清时代只存在一点不值一提的苗头。如此看来，我们的〃潜知识〃传统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
与上级领导和部门联络感情的利益如此巨大，送红包便势在必行了。有了这种根基，没有名词可以发明名词，没有经验可以摸索经验，没有传统可以创造传统，断裂个二三十年乃至百八十年，无非是一次冬眠。所谓〃野火烧不尽〃，就是因为烧掉的只是表面的几个名词，地表下的草根还活得好好的，沃土也没有变成沙漠：人心还是那颗〃食色性也〃的心。一旦春风吹拂，不绿满中华才叫见鬼。如此比喻并没有贬低〃潜知识〃传统的意思。这就好比摸着石头过河，河一定要过，此乃升官发财的必由之路。如果祖先告诉我们石头在哪里，就可以少淹死几个人，少弄湿几次鞋。如果祖先的知识没有传下来，就难免付出血的代价，前仆后继地摸索和积累。
其实，现代人如果肯下功夫，关于官场运作实况的潜规则的知识还是可以找到的，明清野史中甚至还有如何走私，如何收买〃海关〃和〃水师〃，如何处理不同走私团伙的利益冲突的知识。走私者和受贿者学习好了，可以少犯〃远华〃案中的错误。监察者学习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心的领导人学习好了，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我想，这就是我写本书的目的。
2000年2月6日
附——评论：
在历史表象的背后
…评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张 旗
相比于许多大部头的学术名著，这本书要单薄得多，但也有趣得多。它可以让我忍俊不禁，时常无意地破坏图书馆良好的读书氛围，引来讶异和责怪的目光。不过我对这本书的注意倒不是因为它的趣味性内容。
《潜规则》是这样一本书，它比学术书多了一些感性，比故事书和常规的历史叙述多了一些理性，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作者吴思语）。但它的新意和朝气却也由此而生。这是我们在读《潜规则》时应该首先明了的一点。
所谓“不伦不类”是指《潜规则》研究与表述方式的边缘性。它对学术与通俗有良好的兼容性，符合当代的文化口味。现在，教育普及程度较之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读者的文化品味也在提升，《潜规则》亦俗亦雅的写作方式可以顾及更广阔的读者群，使历史走出狭窄的学术界，成为人们心中的历史。拘守于应用史学与基础史学壁垒中的史学家们，大可不必相互对峙，《潜规则》暗示了有一条中间道路可走。不过走中间道路意味着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把历史的深刻“好看”地表现出来——目前许多历史学家还做不好。这不仅要求很强的学术研究能力，还需要很高的文学修养。用这样的方式研究和表述历史，《潜规则》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一本类似的读物。黄仁宇认为《万历十五年》游刃于学术性与商业性出版物的边缘，也属“不伦不类”。海外的《万历十五年》的影响显然要远大于《潜规则》，但《潜规则》作为本土著作，既体现了类似的研究思路，又能言黄氏所未言，理应引起我们注意。
它也符合当代的文化心理。处身于当代转型社会，你越来越难找到那种曾在计划经济中存在过的单纯的东西。一切都在显示出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复杂与矛盾，让人无法从单向度说清楚。《潜规则》就揭示了事物之间特别是人之间复杂与矛盾的关系。书中的官吏的行为都在一些复杂的事件中得到具体合理的说明，面对这一切，你往往难以做出简单的善恶评价。
《潜规则》中隐含着很强的现实意识。其中某些章节的叙述，特别是把古代官职与现代官职对照起来，把银两折算成人民币的做法，极大地缩短了古今时空的差距，不仅让我呼吸到古代官场的污浊空气，而且也激发了我对当代官场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的联想和思考。让我进行积极阅读的个中原因是它所具有的真实感——无论它是由古人记载的还是由今人说出的。因为它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