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上述的收支平衡问题，崇祯向韩一良追问500两银子的来历，便显得很不通情理。这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皇上毕竟年轻。在逻辑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处罚送银子的官员，而是计算整个生命周期的账目，把显然做不平的预算摆平，然后再号召文官不爱钱。当然，明末财政危机，官吏的人数又多到了养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纯粹是痴人说梦。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说，造成官员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好比牧人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养犬喝两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饭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规矩对抗，他也没有打算对抗，并不情愿当这样的清官。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总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注：
（1）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波幅很宽，低可以到每盎司5美元，高可以到每盎司50美元。这里以每盎司8美元计算。1盎司为28克多一点。明朝的1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7克多一点。银子的购买力，在明朝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波动很大，有1两银子买7石大米的时候，也有1石大米卖1两6钱银子的时候。崇祯年间的米价普遍较高。整个明代平均起来，每石粳米似乎在0。7两上下。
（2）明朝的1石，大约相当于现在1。073石，即107公升。我不知道俸禄米一般是稻谷还是加工好的大米，不知道是粳米还是糙米，还不清楚应该用现在大米的收购价、批发价还是零售价。京官领到的俸禄经常是加工好的大米，当时叫做白粮。根据加工好的白米每石l60斤，明朝的1斤为590克的说法，l石白米为94。4公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每公斤粳米的零售价在2。6元人民币左右。本文的计算就是根据这些一概从优的假设。
（3）实际上，当时每月只发给1石大米，每年发12石，这叫本色。上上下下都是这么点。其余部分要折银、折钞、折布发放，这叫折色。按照常规，这位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按照明朝的规矩，官越大，折色所占的比重越大，吃亏越多。
恶政是一面筛子
一
东汉中平二年（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古诗十九首中描写洛阳的皇宫说：“两宫遥相望，双阕百余尺。”两宫相距七里而可以遥遥相望，门前的两座望楼竟有百尺之高，由此可以推想皇宫的规模和巨额耗资。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大小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来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300万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2000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上2000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13000枚。（1）皇上要的300万，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2000万，更相当于太守们128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做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2）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汉灵帝向官员预征的这笔修宫室的钱，连同后来充分发展为卖官鬻爵的收入，很像是一笔承包费。皇上派官员下去当官征税，治理百姓，并发给他工资，这本来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是皇上和他的参谋们心里明白：“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在各项正式的赋税收入之外，多数地方官还有个小金库，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是一笔黑灰色的钱，你问起来谁都不承认，实际上数量又不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是让下边独吞又不甘心。于是皇上就采取了大包干的政策：交够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不许上任。实际上，这是对黑灰色收入的批准、强求和分肥。这条政策一出，本来不收黑钱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这就是司马直的真实处境。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同时也进一步看看，那些活蹦乱跳地交钱承包的人，到任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来。
二
转眼又过了l400多年。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
征税不同于卖官鬻爵，属于皇上的正当权力，难道可以叫恶政么？这要看怎么说。按照现代的说法，税收就是老百姓向政府支付的公共服务费用，可以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安全，支付公务员工资，但是不能用来给公仆的家庭建造豪宅，因此万历皇帝加税盖新房就是恶政。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不同看法。皇上是什么人？皇上是天子，是万民之主，是人间的最高领导。天子要征一些与公共服务完全无关的税费，给自己营造宫室别墅和坟墓，供养后宫的众多佳丽和伺候她们的数以千计的阉人，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这一点，当时的老百姓完全认账，谁叫人家是皇上是天子的，天命如此，凡人掏钱就是了。
但是，即使是专制帝国，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帝国征收的税费已经包括了从官员工资到后宫胭脂钱的所有项目，其中皇家占用的比例相当高。譬如正德、嘉靖之后，皇家的伙食费每年要花36万两白银，仅此一项就占帝国全年白银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面对这种类型的收支账单，老百姓已经老老实实地掏钱结账了，你尽可以慢慢修你的宫室。反过来说，你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充满了假冒伪劣的货色，不治水不救灾，盗贼遍地，豪强横行，你这个天子是如何代理天道的？不敢跟你较真退货甚至另请高明也就罢了，凭什么还叫老百姓额外掏钱给你修宫室？这个道理，即使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帝国官员也知道讲不通，于是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他们需要上缴的税额也有点承包的色彩：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3）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卫，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大大小小的陈奉们各自率领着数以百计的恶棍党羽横行霸道，“吸髓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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